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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味沧桑-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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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出什么结果。发旺哥就嘲笑过他：“山里这么多柴火烧，搞啥 太阳能？太阳‘能’了，月亮、星星都是‘信 ’了？”搞这种东西，在我们山里确实没有实用价值，元叔就放弃了。有了电以后，人们着实高兴过一阵子。可是，这电很不正常，不用的时候来了，用着的时候又没了，煤油灯照样用得上，家家户户离不了。
当元叔从县城里花了五百六十块钱，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时，许多人到他家看这个怪物。元叔叫来杜思暖帮助他，按照说明书，在他院子里的大椿树上架天线。这是一根很高的木杆子，上边钉有一横杆，横杆上平行排列了长短不一的铝棒，正中间一个两端弯回的铝环上，引下来一根扁平的绿线，接在电视机的屁股后头。
接好以后，元叔把电视机打开，电视机立刻发出很响的嗡嗡声，不大一会儿，出现了花花搭搭的雪花斑点。元叔让杜思暖继续站在树上，向不同的方向转动天线，转过来转过去，电视机仍然没有一点信号，嗡嗡声一直响着，没有一个图像。元叔很泄气，把电视机关掉了。在旁边伸着脖子看的那么多年轻人喊着，多看一会儿，多看一会儿，元叔只得重新打开，让大家对着雪花斑点看了一个时辰，大家才怏怏离去。元叔的堂屋里，从此多了一个摆设，整天用布罩子蒙着。
后来，高楼乡搞了一个差转台，电视机才开始能够收看到中央一套的节目。就这么一个节目，很多时候，街上不转播时，大家仍然看不到。小孩子们一到天黑，就盼着赶紧来电，当然不是为了在电灯下写作业，而是为了看动画片。
当孙转家有一台大彩电的时候，我们寨子里已经有了十多部黑白电视机。那时候，巴西电视连续剧《卞卡》已经播完，我们国家也有一群作家、演员，搞了一个室内剧《渴望》，这十多部电视机，成为我们寨子大多数群众聚散的焦点。到了晚上，十几部黑白电视机前围满了人，跟着刘慧芳的命运转。电视机生产厂家真应该重奖拍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演职人员，是他们极大地促进了黑白电视机的大普及。很快，寨子里许多家庭买了电视机，站在寨子远处的山头上，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天线。
《渴望》这部电视剧，元叔后来从报纸上知道，是一批北京的文人，通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在一起瞎编硬凑出来的，硬是凑了四十集。几个带有典型特征的人物，在那么一个北京的小胡同里，纠缠不休。剧中，把所有倒霉事儿都落到了善良的刘慧芳头上，这个女人越苦，大家越同情她。大家最痛恨的是那个王亚茹，是个搅屎棍子。还有那个王沪生一家， 都让人在同情刘慧芳的同时，对他们气愤不过。他们的画面一出现，就有人在下边开骂，到了气人处，大家都嫌刘慧芳过于善良、窝囊，看见王亚茹欺负老实人，恨不能把电视机砸了。
有了电视机以后，没有人再跑那么远看电影了，收音机也没有人稀罕了，破收音机扔得到处都有。大家对电视机非常爱惜，不看的时候，马上用布盖起来。乡亲们听有的人说，日本人把电视机扔在马路上，没有人捡，乡亲们说，这些日本鬼子真是作孽呀，这么好的东西也舍得扔？
电视节目给大人们带来了多少变化不得而知，反正国家领导人可以同群众面对面了，尽管堂屋的墙上没有贴一张标准像，大家对历任的领导都认得很清楚。上级领导不再是一个整天一脸慈祥的平面，而是一个会活动的黑白平面。只要几天看不到某位领导，大家就议论，这个人可能已经下台了。上级的政策，没有等逐级传达下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而且对于影响到切身利益的政策，最为关注，知道得最清楚。
狼叔的那个超生的二儿子刘继省，曾经因为上访挨过打，一次吓怕了，再也没有上访过。但他在骨子里，仍然对干部有气。有一次，村里安排工作，他对支书刘庆河说：“以后别再指手画脚了，要不要你们这些干部都行，我们有了电视机，现在直属中央领导！”
受到电视影响特别大的，应当是孩子们。大一点的孩子们从武打片中，知道了霍元甲、陈真、少林寺武僧等人物，一个个都想长大成为一个武林高手。杜思宝记得，他小的时候，跟别人家的孩子打架，打不过人家，回到家里，问妈妈要爹爹的大布衫。妈妈问他要布衫干啥，他说，穿上了大布衫，就有劲儿了，能够打败人家了。现在的孩子就不要大人的衣裳穿了，他们会模仿电视剧中的人物，伸着拳头，“哈哈”地朝别人的肚皮上打。更小的孩子，最爱看《米老鼠和唐老鸭》，机警的米老鼠，总是把猫和鸭子捉弄得哭笑不得，于是，特别喜欢老鼠。过去大人吓唬晚上不好好睡觉的孩子说：“别说话了，老鼠出来了！”现在的孩子马上爬起来问：“在哪儿，在哪儿？叫我看看！”
电视机（2）
无论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孩子，更多的是会背电视里不停地插播的广告词，几个孩子在一起干仗，有人就唱：
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杀死！
另一拨人唱：
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
老支书刘庆典的堂兄刘庆玺和兰秀娟的小儿子，娶了媳妇后，一直跟他们老两口在一起过。老两口的身体好，很能做活儿，媳妇头胎生了一个白胖小子，老两口当然喜欢，把媳妇当做功臣养了起来。这媳妇很孝顺，只有一条毛病，是一个电视迷。电视节目多起来以后，兰秀娟提出要和小儿子分家，儿子媳妇都不理解，还是照办了。邻居们都认为这是兰秀娟嫌媳妇太懒，其实不是这样的。其中有一条原因，只有刘庆玺清楚，就是这个媳妇喜欢看缠###绵的港台言情剧，他们老两口喜欢看梨园春，看不到一块儿去。时间长了，兰秀娟成了心病。她又处在更年期，容易烦躁不安，一听到港台剧里嗲声嗲气的对话就来气，所以说啥也不同他们一起过了。
电视机的出现，让栾二哥的戏彻底没有了市场，栾二哥到了深山里，也找不到有人听他的戏，没有办法，只得回到家里务农。由于不会伺候庄稼，收入上不去，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的。村里的小剧团再也组织不起来了，人们的口味越来越高，连省一级的节目都看不起，说他们到底不如中央台的水平高。中央台的那几个当红播音员，把音容笑貌早已送到了千家万户之中。外出的人回来，说一些别别扭扭的普通话，过去让人瞧不起，现在却没有人再说他们“撇洋腔”、“圣人蛋”了，大家习以为常。
尽管电视机是黑白的，年轻人还是从中看到了外边世界的精彩，想出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几年，我们寨子里小一点的年轻人，差不多全部奔向了南方那片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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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去（1）
年轻的一茬人像水葱儿一样长大了。
发旺哥的两个女儿，刘玉芹和刘玉娜，这两朵姊妹花，是我们寨子里最漂亮的女孩子，用沉鱼落雁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姐姐刘玉芹的肤色较深一些，脸庞长得极其端正，眉眼清秀，非常耐看，身段也长得袅袅婷婷，一副美人坯子，人见人爱。刘玉娜这年十八岁了，长得非常白净，高挑个儿，胖乎乎的，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如果忽闪你几下，准叫你如同喝醉一般，三天三夜睡不了牢稳觉。
自从这两个闺女渐渐长大以后，发旺哥的臭嘴巴收敛了不少。有一次，他和几个男人在寨子南岗上不知干什么，忽然看见远处的大路上，走过来一个打着红色小洋伞的女孩，走路的身姿特别优美。发旺哥忍不住说：“你们看，这个女孩要是让日弄一番，死了变成鬼，也不会叫唤！”别人都笑他说：“发旺，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是那么###？”发旺哥说：“你们不知道，我看见漂亮女人就想动劲儿。”
等那个女孩走近一看，原来是刘玉芹。一群人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发旺哥臊得头没地方扎。刘玉芹知道，肯定又是她爹说不好听话了，狠狠地剜了她爹一眼，自己的俏脸倒先羞红了。打那以后，发旺哥再也不说这个闺女、那个闺女叫狗日了那些话了。有人打趣他：“发旺，再碰到打红洋伞的，你还想日弄不？”发旺哥一定会愠怒地说：“甭胡 说，让你妹子打个红洋伞试试。”
发旺哥的嘴赖有嘴赖的好处，他的两个女儿就不像孙乃社的女儿那样封建。两个女孩从小在他的熏陶下，脸皮比同龄的姑娘们要厚一些，对于男女之事要懂得早一些。特别是那个长得最好看的刘玉娜，上到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谈恋爱。到了哪里，都有一大群男孩子宠着她，为她吃醋，为她大打出手。在这种情况下，刘玉娜对所有的男孩子的脾气摸透了，让他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地对待她，算不上谈恋爱，只觉得好玩儿。在她的手里，抓了一大把男孩子，稍微有一两个近一点的，她也是谈一个，甩一个，让那些孩子伤心欲绝，可她却像从来没有什么波折一样，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灵。
有人总结出一条规律说，凡是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没有几个姿色特别好的。这话有点伤众，会让女大学生们无地自容的。其实女大学生们，完全没有必要自怨自艾，每个女人都有自己动人之处，都有自己动人的时期。拿这个规律套在刘玉娜身上，倒是最贴切不过。她不能够延续学业，就是因为她长得太好了，整天被男孩子们捧瞎了，惯坏了，生活的阳光，灿烂得让她无心读书。刘玉娜的历任教师都这样评价说：“可惜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要是学习好，那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了。”老天爷从来不让任何人完美无缺，刘玉娜在小学上了六年，在初中上了五年，一口气上了十一年学，在孙丙豪第二次回乡的头一年下了学。在这十一个年头里，她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到底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只练就了一套降服男人的手段。要是现在去参加选美比赛，我敢保证，形象分一定是最高分，知识分恐怕要差得远。
相比之下，玉娜的姐姐刘玉芹，内向一些，柔中有刚，她妈说她“这闺女心里装事儿”。她知道自己不是上学的那块料儿，初中毕业后，说啥也不上学了，在家里倒是她妈的好帮手。在妹妹玉娜下学的那一年，玉芹与邻村一个会开汽车的现役军人定了亲。若按发旺哥和老婆常桂的意思，本来是想拜托凤姑的二姑，给她找一个城里人做亲戚，可玉芹说啥也不同意，对她爹妈说：“城里人咋着？下岗失业了捡白菜帮子吃，还不如种地牢靠。”等那个兵哥哥托人来说媒时，刘玉娜给发旺哥他们两口子，说出了她姐姐的秘密。原来这个小伙子，是刘玉芹的同学，两个人有一个秘密通道，早就有书信来往。这个真相被妹妹披露以后，发旺哥两口子相当开通，依了女儿的心愿。
刘玉娜不上学以后，家里时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来信。这些来信的字迹并不相同，显然写这种信的男孩子很多，这要是让老学究孙乃社知道了，一定会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到了谈婚论嫁年龄阶段的孩子们，必然经历的一个生命过程。对于这些信件，只要被常桂发现了，一定要把它藏起来，不让女儿看到，免得重蹈她姐姐的覆辙。其实，这种做法是多余的，在刘玉娜玲珑剔透的小心眼里，对爱情的追求，###而朦胧。直觉告诉她，那些学习好的男孩子，前途无量，自己长得再俊，也配不上他们。至于整天围绕她转的那一些小伙子，都没有多大出息。他们给她写的恋爱信，用到的那些热烈的言辞，都是从港台流行歌曲中抄来的歌词。这些歌词她自己就会背不少，有时感动得直想掉泪。可是，经过这些男孩歪歪扭扭地抄下来，就变了味儿，没有一点感人之处。要是知道女儿有这种心思，常桂实在是多此一举。
姐妹俩经常和狼叔的两个小女儿，刘继多和刘继凡在一起玩。狼叔他们那一代人，生孩子完全是身不由己。老婆生下孩子，强忍了一个多月，急辣辣地爬上去，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耕耘，这种子就发芽了。若是生了一个男孩子倒还罢了，生了一个赔钱货，就嫌“多”了，不料想，又生下一个女孩，心里更加烦了，所以索性给两个小女儿起了刘继多和刘继凡的名字。
打工去（2）
狼叔的大儿子刘继华在外工作，二儿子刘继省早就和他分了家。他和最小的儿子刘继县在一起过，两个女儿只能跟着他们。家里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狼叔虽然操着当家的权力，却没有耐心供她们上学。两个女孩相继在小学毕业后，都做着一个同样的梦，想让大哥刘继华，给她们找份工作。一个小小的派出所长，没有多大能耐，她们大嫂又是一个只顾娘家，不顾婆家的女人，刘继华好像与家里断了来往，让两个妹妹很失望，不再指望大哥那瓢水添锅。
此外，还有高恩典的小弟弟高恩佑，孙乃社的孙女孙松枝，寨外胡顺昌的儿子胡万春，这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经常在一起扎堆儿，商量如何走出去，到外边闯一闯。
值得一提的是，杜思磊和许翠翠到了南方，找到了许翠翠的表哥。表哥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厂子里，打了两年工。每天干十二个小时，每人每月才不过三四百块钱。两个人省吃俭用，渐渐地有了点积蓄，就不愿意继续在厂子里干了，嫌那点工资太少，积累得太慢。他们找了一间门面房，搞了一个“小排档”，挂了一个 “河南老乡饭店” 的牌子。河南人到那里打工的越来越多，大家吃不惯整天一道色儿的大米饭，都想喝一碗家乡的面条。一见“河南老乡饭店”，纷纷来捧场，尽管喝了以后，都说没有家乡的面条味道好喝，还是觉得亲切。所以，杜思磊两个人的生意做得很好。两年下来，他们手里有了可观的资本。许翠翠给刘继宗写了一封离婚信，刘继宗答应的条件是，要给予经济补偿。许翠翠她爹好没面子地跟这个再不能称为女婿的人，经过反复谈判，出了五万块钱，这婚姻土崩瓦解了。杜思磊写信让他的弟弟杜思孝和妹妹杜小安去了南方，帮助他开饭店，每月开的工资比打工强一些。
这些消息，几个孩子早就知道，让他们心动不已。尤其是当刘玉芹、刘玉娜她们几个听说，刘小芬的女儿沈卓娅被孙丙豪夫妇带走以后，更加坐不住了，她们几个去找元叔请教。元叔对她们想出去打工的念头很赞赏，鼓励她们说，要是当年也允许打工，自己早就出去了。当然，他肯定会带着凤姑。这几个女孩听了这话，好像有了扎实的理论根据，天天对他们的父母吵闹着要到南方去。在这几个女孩坚定信心，要出去打工的时候，元叔的小儿子也要出去打工，被元叔好好地批评了一顿，断了念头才一心扑到学习上。
孙松枝担心爹妈不让她去，先到孙丙豪盖的那个戏楼找了爷爷。孙乃社说：“不要怕你爹妈不同意，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孙女，我支持你，这种地实在没有多大出息，再干下去，把老本都赔上了。”在孙女的强烈要求下，孙乃社亲自回到家里替孙女说话。他儿子其实愿意让女儿去，多少挣些钱，可以补贴家用。就怕父亲不同意。见自己父亲这么开通，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当年这老头，教育自己的妹妹时，天天念叨“三纲五常”和“烈女传”，天一擦黑儿，就不让妹妹出门儿。现在竟然同意孙女出远门儿，好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想一想，真是时代变了，这也难怪，父亲记的账本子，是最有说服力的，再封建顽固的老头子也害怕铁的事实。马上对女儿表态说：“去吧，听你爷爷的，到那里好好干！”
县城里有专程去南方的公共汽车，这五个女孩子和两个男孩子的家长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县城，晚上住在离汽车站不远的一所旅店里。一群人在一个两间大套房里，和衣睡觉，唧唧喳喳地说了大半夜。
到天明时，这伙人连豆浆、油条都来不及吃，就赶到了汽车站，让几个年轻人坐上了说是八点钟出发的大巴车。这辆汽车虽然破旧，却是一个双层卧铺车，他们一上去就抢到了上铺，每人一个铺位，非常高兴。谁知道这辆车八点钟出站时，乘务员说，要在县城转一圈儿，多拉一些人，一会儿还要回到车站，却没有让他们下车。家长们要亲眼看着孩子们离开县城，所以，就在车站外边眼巴巴地等着。
这辆汽车在县城里兜了一圈儿又一圈儿，直到小晌午时，才又回到车站。车上已经挤满了人，都是些年轻人，出外打工的一族。在车站，又上了一批人，车厢里塞得满满的，好像排的红薯母，再也没有卧铺可坐了。
终于出发了，家长们脸色都有点凄凄惨惨的，可这五女二男从车窗里伸出的头，看到的都是###灿烂的笑容。
出了车站的一截道路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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