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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的场面，越是想整饬混乱，就越是强化了人们那命中注定的危险观念。
　　　　男女记者们在那些看见和听见坠楼死亡事件的人们那里碰了壁。人们沉默，附近警署的那位警官先生也无计可施，因为在圣保利有一条铁的法则：你不应告发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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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见她同谁吵架了吗？”警官问。
　　　　“是的，不过很快就过去了。”丰满的罗莎丽说。
　　　　“她坠落下来，房间里一下子就没有人了。”“金短褂”做了补充。
　　　　“凶手的模样，您不是很清楚吧？”
　　　　“高个儿，黑黑的。”“金短褂”说——她的大名叫伊莎·施潘格尔。
　　　　“留胡子，大髭须，”罗莎丽补充，“噢，还戴着礼帽。”
　　　　“唔，我倒是看到了一点儿！”爱尔娜·哈姆丝嚷嚷，她是领养老金的老妪，住在希尔歇遗孀的房子里。警官像被一只毒蜘蛛蜇了一下似的转过身来。
　　　　“您看见了什么？”
　　　　“瞧见她一下子悬在围栏上了，”老太太说，“我八十二岁了，可要说眼力，我比谁都眼尖。”
　　　　警官点头，却大失所望。本来他是想赐给她一支香烟的。
　　　　“我们当中没有人瞅见是谁把她推下来的。”罗莎丽插话，像在发誓，“也许根本没有谁！也许是她自己摔下来的！”
　　　　“不，不，不，”这时大家都听到爱尔娜·哈姆丝叫的声音，“那人上去把她推下来，立即就逃了。这有点儿像放广告短片一样，根本发觉不了什么，实在太快了。”
　　　　警官把笔记本塞进口袋。
　　　　“满意吗，警官先生？”“金短褂”同情地问。
　　　　“不，”警官答道，“我无法满意。反正凶犯逃掉了。”
　　　　罗伯特面无血色，坐在阶梯上，目光呆滞。苏加尔立在他身后，机械地抚摸着他的后背。旁边两米处，两个感到恶心的急救人员在烧电焊，把死者遗体下面的三根百合花形铸铁割断。那位警官毛腰越过封锁用的障碍物，这时两臂交叉于胸前，挺立在罗伯特面前。
　　　　“他什么也不知道，警官先生。”苏加尔快人快语。
　　　　“这话他不能自己对我说吗？”
　　　　“他两腿发软，您自己瞧嘛，他被吓坏了。”
　　　　“他要是什么也没看见，那又是什么把他吓成这个样子呢？”警官坚持凑近罗伯特，想直接察言观色。“在圣保利，我们可以叫某人难受，也可以叫他轻松。请别忘了，克朗佐夫先生。”
　　　　罗伯特毫无反应。警官转身，颇为失望。
　　　　急救人员终于把铁杆割断了。两个同事过来帮忙，防止拉雅娜遗体掉下来。他们小心翼翼将遗体从栏杆上抬下，又移至棺材里。两名安葬人员盖上棺盖。罗伯特想跟着警官过去看，被苏加尔的铁掌挡了回来。
　　　　“在这个城区，告发别人是最危险的事。你不可检举任何人。”他低声说。
　　　　罗伯特迷惘，摇头道：“可这是凶杀，苏加尔。残酷的凶杀啊。”
　　　　苏加尔的手指轻搔罗伯特的肩膀。
　　　　“您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否则您就等于寻死，懂吗？”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在恳求。
　　　　围坐在菲舍尔家餐桌边的人都是汉堡的名流。IEG公司的上层人物，银行家施密特·韦贝尔，负责建设的市府委员以及他们的夫人。
　　　　“加鲑鱼块的面条味道美不可言，夫人。”市府委员说。
　　　　“现在，漂亮的德语管面条叫‘软膏’，市府委员先生，”蕾吉娜·菲舍尔笑道，“面条过时啦。”
　　　　宾客欢笑，相互祝酒。桌边还剩下一个座位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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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施密特·韦贝尔先生的谈话不要太长。”风情万种的女主人关照说，“否则他的面条就凉了。”
　　　　这位银行家一分钟之前被小保姆叫出去接电话，电话机在走廊里。
　　　　“您在什么地方打电话？”施密特·韦贝尔在电话里问，他有些担心。
　　　　“别担心，这手机没法窃听。您不是急于想知道情况嘛。”淡黄头发的男子微笑着，一面驾着吉普车驶过一条黑暗的马路。
　　　　“那舞女死无对证。”
　　　　“可是见证人呢？见证人做过供述吗？”
　　　　“根本没有必要问，”凶手笑道，“倒是有一个见证人，他认出凶手是马克斯哩。”
　　　　他关上了手机，接着把假发套扔到垃圾箱里，地点在古多夫旅店附近的A24高速公路停车场，此地靠近当年民主德国的边境。至于那假发套么，是马克斯的理发师按照马克斯的发型仿造的。
　　　　小保姆通知菲舍尔，说施密特·韦贝尔想同他单独谈谈，时间很短。他于是来到外面花园里。银行家喜欢开门见山。
　　　　“有人把那个舞女从窗户扔下去了。”
　　　　律师似乎一时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拉雅娜——她死啦？”他茫然不知所措，喃喃自语。
　　　　“请您自制，最亲爱的。”施密特·韦贝尔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谁——谁干的？”曼弗雷德·菲舍尔结结巴巴。
　　　　“警察猜测，是舞女的情人，老格拉夫之子马克斯。”
　　　　施密特·韦贝尔志得意满。拉格夫是圣保利惟一能给他们俩制造麻烦的人，但这种局面随着这次事件就不会再有了。
　　　　方寸大乱的菲舍尔拖着沉重的步履，尾随施密特·韦贝尔回到餐室。
　　　　银行家假惺惺地叹息：“圣保利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但总是有某些人搞对抗，想顶住警方不让弄个水落石出。圣保利每个角落都躲着毒贩、吸毒者和刑事犯，可法官们戴着丝绒手套，对这些人手下留情。”
　　　　“政治家们坐视不管，他们并非爱自由，而是敲诈勒索。”蕾吉娜插话，“这是在损害我们纳税人啊。”
　　　　“蕾吉娜！”菲舍尔坐在桌子顶头，面容惨白，对老婆呵斥。那位市府委员微微一笑，再度举杯。
　　　　“别这样，别这样，”他说道，“在某些方面您的夫人说得有理。而且，她的说话方式叫人耳目一新呢！”他向蕾吉娜祝酒，显得彬彬有礼。“我的那个派别将支持IEG公司，请您放心。它在圣保利会搞出点名堂来的！”
　　　　小保姆端上饭后甜食。曼弗雷德·菲舍尔端着甜食悄悄走到一边，看样子他胃部严重不适，败了胃口。
　　　　护士小姐给鲁迪·克朗佐夫背后塞了一个枕头。然后，她打开便携式小型电视机，并且给他端来晚餐。
　　　　鲁迪·克朗佐夫的各项肝指标这时已接近正常值，更确切地说，有人对这位“圣保利大人物”进行袭击而没有得逞。这家医院的领导把他当成亲密的病友加以处治，利用这一段时间——鲁迪不大安心住院——给他滋补营养。鲁迪的状态渐渐好转，渴盼着出院的日子。不料此刻，女记者奥尔嘉·德米琦恰好在电视里说：
　　　　“当舞女从三层楼上跌落时，身体被围栏的铁条刺穿了。夜女皇——她在圣保利的雅号——当场就死了。”
　　　　鲁迪·克朗佐夫发出浩叹。晚餐托盘一下子落到地毡上。托盘里装着塞尔维拉香肠，荷兰爱达姆的干酪片，涂人造奶油的黑面包，用芹菜点缀的番茄片。正欲离开病房的护士小姐猛然转头，惊惶不已，按急救键。
　　　　在运走拉雅娜的尸体后，海伦大街上仍旧是混乱一片。起先，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温柔的黑发小姐。她乘出租车而来，这时拎着两只皮箱立在马路上。尤丽雅·莱茵宁格迷茫地朝四周张望。
　　　　罗伯特·克朗佐夫首先发现她。他陡然想起拉雅娜当晚要去火车站接妹妹的。这大概就是她妹妹吧？他神色悒郁，向她走过去。
　　　　“您是莱茵宁格小姐？”
　　　　“是的。”尤丽雅回答。她有一对美丽而忧郁的大眼睛。

（）
　　　　他们身边的运尸车已经启动。
　　　　“您想看望姐姐？”罗伯特问。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知道她应离开这里，离开这条街，离开运尸车。
　　　　“她在哪儿？她本该去接我的。”
　　　　“请您先进屋吧。”罗伯特说，帮她提箱子。
　　　　“您是谁？”尤丽雅问。
　　　　“这幢房子是我父亲的。进去吧。”罗伯特边说边挪步往回走。
　　　　“出了什么事？”尤丽雅·莱茵宁格的声音陡然哆嗦起来，“我姐姐一切都好吗？”
　　　　一个摄影记者站在他们身边，听到“姐姐”这个字眼就立即关注起来。
　悬崖边上（二）
　　　　“请进去吧。”罗伯特再三敦促。
　　　　她胆怯而焦虑，尾随罗伯特进了“蓝香蕉”。那个警官把刚才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故而也凑到他们中间去了。
　　　　蕾吉娜在卧室里迈着舞蹈似的轻快步子，围着丈夫走来走去。丈夫慢慢地脱掉黑色西服。
　　　　“对今晚满意吗？是否感到亲切？”她柔声问。
　　　　外面，暴风雨肆虐，大雨击窗。
　　　　“拉雅娜死了。”曼弗雷德·菲舍尔瓮声瓮气地说。
　　　　“什么？噢，不！”
　　　　“今晚有人把她从窗户扔下去了。”
　　　　“噢，上帝！”蕾吉娜喘息着，倚在卧室的大橱上。
　　　　“上帝与此无关。是凶杀。”
　　　　“别说啦！”她乞求道。
　　　　“残酷的凶杀！”
　　　　“我要喝点酒。”蕾吉娜·菲舍尔呻吟。
　　　　丈夫向她走过去，抓住她的胳臂。他说话的声音也是哭腔：
　　　　“我们怎么会陷得这么深，蕾吉娜？我们追寻什么梦啊？”
　　　　他紧紧地偎依着妻子：“上帝宽恕我们吧。”他如是重复，声音很小。一道闪电使两人沐浴着地狱之火。
　　　　尤丽雅和罗伯特面对面坐在一张桌边，大厅空空如也。苏加尔从吧台走来，递给尤利雅一杯烧酒。她不想喝，他就自己一饮而尽。
　　　　罗伯特清了清嗓子说：
　　　　“您姐姐出事了。”
　　　　“她在医院吗？”尤丽雅瞪大眼睛瞅他，“那您就说嘛！情况很糟吗？她还活着吗？”她声音打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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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和苏加尔沉默。尤丽雅一下子明白了无妄之灾：姐姐死了。拉雅娜，漂亮的姐姐，总是对她关怀备至啊。姐姐走上一条非同寻常之路，为的是让她中学毕业，进而读戏剧学校啊。姐妹俩出身贫寒，父亲离家出走，从未关心过她们，母亲又在五年后因酗酒而亡，是姐姐才使她没有进养育院啊。
　　　　“不，这不可能！”尤丽雅迷迷糊糊地直摇头。这不可能，不应该啊。
　　　　“您姐姐是从窗户摔下去的，”罗伯特说，“从她的三楼居室窗口。”
　　　　“您看见的？”
　　　　“是的，她当场就死了，没有痛苦。”
　　　　他不知道拉雅娜摔下来还活了多久，不知道尖栏杆刺穿她的身体时她是否还有知觉，是否感到疼痛。面对尤丽雅，他只说她马上就死了，这样让她听起来好受一些。
　　　　尤丽雅想知道姐姐是怎样从窗户摔下来的。她喝醉了吗？她吸毒了吗？她当时大概——不是一个人独处吧？不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吧？在窗边？
　　　　“从街上怎么可能看得真切呢。”苏加尔连忙说，碰到了她的目光便赶紧转身，十分窘迫。
　　　　尤丽雅端详他，然后又目不转睛地盯着罗伯特。
　　　　“您既然有勇气告诉我姐姐已死，那么也应当有勇气告诉我，谁对此负有罪责。”
　　　　苏加尔的手指又在罗伯特肩上轻搔，以示警告。罗伯特正欲张口说话，不料马克斯冲进门来了。他没有戴礼帽，热泪盈眶。尤丽雅见到他就一跃而起；马克斯朝她奔过去并拥抱她。那位警官也随马克斯接踵而至。
　　　　“我刚刚知道这事，”马克斯讷讷地说，“太可怕了，简直不可理喻！”
　　　　“是谁把她从窗户推下去的，马克斯？”尤丽雅哭泣，“谁想不让她活？”
　　　　“你说什么呀？”马克斯惊诧得直往后退，“大家都说这是一起事故！”他凝视罗伯特和苏加尔，“你们还知道什么？”
　　　　“不要打扰我，”罗伯特对他怒吼，“给我滚！”
　　　　马克斯惊悸：“你疯了吗？”
　　　　“我说过了，你滚开！”罗伯特从马克斯面前走过。
　　　　尤丽雅审视一张张面孔，倏然明白了：“你当时在她那里吗？”她怀疑马克斯。
　　　　马克斯六神无主：“你也疯了吗？”
　　　　“原来是你，马克斯！”尤丽雅吃了一惊，咕哝着。
　　　　马克斯的声音更响了，而且刺耳：“你们全都不正常！”
　　　　“我看见你在窗边。我听出是你的声音！”罗伯特脱口而出。
　　　　苏加尔骇异，插话道：“老天爷！我说，你安静些好吗？”
　　　　但为时已晚，有用的证词，严厉的指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无人再说话。马克斯呆视着罗伯特，不知所措。稍顷，他猛然推开警官，“啪”的一声掀翻了一把椅子，逃走了。
　　　　疑犯仓皇逃走后，警察到场。每辆巡逻车上都有被追捕者的照片。通往城外的各条公路干线被封锁，堵车长达数公里。所有出境的关口也都通知到了。各航空港加强对人员的检查，因而延误了航班。汉堡市三个火车站的时刻表也打乱了。
　　　　马克斯起先不知该逃往何处，没头没脑，只顾在夜色里飞奔，发现警车便没命地躲进漆黑的大门里或钻进大垃圾箱里。他终于艰难地逃到了海港旁边他父亲的办公室，但此地也亮起了一闪一闪的蓝色警灯。这个进出口公司被包围了。当他突然被一只强劲有力的大手抓住衣领拖走时，他几乎想自暴自弃了。“三明治”保尔找到他，纯属偶然。父亲的这个忠实保镖此前找过他，现在又拽他进了秘密的大门，绕过警察，躲进一间大仓库，暂时已安全无虞。
　　　　然而，警察逮住他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那名警官踏进中国餐馆已是饥肠辘辘。格拉夫正在招待一群宾客，瞅见警官，便向客人们表示歉意，带领警官进了厨房。他听说儿子是凶杀案的嫌疑人，吓得脸如白纸，似乎寻找一个支撑物才能站稳。
　　　　“您儿子要是自首，那就好一点。”警官道。


　　　　格拉夫似乎在慎重思考，抓住警官的臂膀。
　　　　“注意听着，最亲爱的，”他从牙缝里挤出咄咄逼人的话来，“你要是顺从，我就给你大把大把的钞票。也就是说别打扰我儿子！”
　　　　“请您理智一些。”警官不安地朝四下望望。这时，他已经顾不得是否会让大家知道他从事第二职业——格拉夫的安全顾问，经常拿格拉夫的津贴了。他自忖，我这时要是什么都不干，就会因为庇护罪而吃官司。
　　　　坦雅也变得稍稍有些不安起来，走进厨房立即察觉出了纰漏。
　　　　“出了什么事？”她有些担心地问。
　　　　公公想安慰她，但是她径直面对警官。
　　　　“与马克斯有关吗？我丈夫怎样啦？”她的嗓门大起来了。
　　　　“别急，”格拉夫说，“别急，是误会。一切都是可怕的误会。”
　　　　“已有一个见证人。”警官插话。
　　　　格拉夫盯着他，手足无措。
　　　　“这不可能！”他从紧闭的双唇中冒出这么一句。
　　　　警官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有人已经打破了不告发别人的规矩，给马克斯施加了压力。格拉夫瞅着儿媳妇，一筹莫展。显然，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警官匆匆地回到警署，时间已经很晚，他还没吃晚饭呢。他叫一个女速记打字员给他沏一杯茶，一面同被害人的妹妹谈话。
　　　　尤丽雅依旧面显惊惧之色，对于谋害姐姐性命的敌手一无所知。姐妹出身寒门，尤丽雅幸亏有这么个姐姐才中学毕业，继而接受戏剧表演的培训。姐姐不单给她提供经济资助，而且替代了母亲的角色，因为母亲在婚姻遭到不幸后开始酗酒。
　　　　“您熟悉马克斯吗？”警官问。
　　　　“我见过他一次，当时我姐姐也在场。”尤丽雅答道。
　　　　“您知道他是已婚的人吗？”
　　　　“姐姐提过这事。”
　　　　“她在这件事上有没有问题？”
　　　　“那婚姻一直不怎么幸福。”尤丽雅似乎没有听出警官话音中的责难成分。
　　　　“也许因为您姐姐的缘故？”警官继续追问。
　　　　尤丽雅泪如雨下。
　　　　“我不相信是他杀害了姐姐，”她抽泣道，“简直不可想像！”
　　　　尤丽雅可以走了，她一直不认为马克斯是凶手。但罗伯特·克朗佐夫却坚持认为是，他在街上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实。他认出了凶手。警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要动摇罗伯特的证词。
　　　　“您认出了那个把拉雅娜从窗户推下去的人，这属实吗？”
　　　　“我认为属实。”罗伯特低语。他感到自己似乎被榨干用尽了。他头痛。
　　　　“您认为还是您知道？”警官盯着他。
　　　　“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声音有多响？”
　　　　“是叫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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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听起来是怎样的？”
　　　　“愤怒。”
　　　　“您听懂了他们说的什么话吗？”
　　　　“没有。”罗伯特摇头。
　　　　“尽管那人叫喊，可您却什么也没听懂，是吗？”警官的话音流露出怀疑。
　　　　“我没注意听，”罗伯特气愤了，“可我熟悉他的声音。”他坚持道，“我熟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