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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外交官: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纪实-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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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四层的王辅国在沙发背后睡觉。他刚躺下，就被爆炸的冲击波颠了起来。他伸手在黑暗中摸了摸，右边的墙壁没有了，左边的墙壁也没有了。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紧披上衣服往下跑。到了三层，无法再往下走，他钻进一个尚未起火的一个年轻同志的房间，在下楼的时候，他的脚部剐伤。
在三层，人们集中在两位年轻同志的房间里。这个房间窗下二层有个小平台。如何下到这个平台上呢？急中生智，有人提议把一条条的塑料窗帘接起来，做一条绳索。大家立即动手做起来。塑料窗帘不好打结，同时必须把打的结拉紧，防止脱扣。我们在下边的人找来一个梯子，从地面搭到二层平台。这是在匆忙中搭起的营救同志们的第一条通道。
首先从三楼系下来的是四箱国家重要资财，接着是保护这批资财的两个人：小王和小郑。他们寸步不离地守卫着他们的使命——那一批国家资财。南斯拉夫方面的急救车来了，我们把受了伤的小郑送上救护车，保护国家资财的任务就落在小王一个人肩上。
紧接着，人们把几个重伤员扶到三层。一等秘书曹荣飞喊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家把他送上软梯，从梯子上把他接下来，他满脸是血。刘锦荣从软梯上下来，头部、颈部和手臂受伤，鲜血淋漓，我们急忙把他俩送上救护车。文化参赞刘新权下来时，脚部扭伤。我当时想让他帮我清点人数，但看到他脚一瘸一拐，难以走动，也把他送上救护车。这时，火势越来越大，浓烟更加呛人，在危楼里多逗留一刻，就多一分生命危险。但是大家先人后己，井然有序地向下转移。先是抢救重要国家资财，然后是重伤员，再后是轻伤员，最后是没有受伤的同志们。这个顺序没有人规定，也没有人命令，这是大家不约而同的章法，这是心灵的呼唤，这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使命：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
南斯拉夫方面的消防队、急救车都赶来了，这时，使馆办公楼的前面，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人，大部分是南斯拉夫人，也有不少中国人。
地下车库里，汽车起火，火势更猛。烈火炙烤，浓烟呛人。有人把我拉到后面。不行啊，我们的同志还在危险之中，我又冲到前面，尽快抢救出同志们，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职责，刻不容缓……
在使馆大楼的东南角，五六位同志集中在二层张存良的房间里。使馆参赞李银堂本来住在馆外，北约开始轰炸后，转移到使馆的客房里。他以及使馆的人们哪里知道，最安全的地方成了最危险的地方。美国的炸弹从他旁边的屋里穿过，他的房间起火。他立即躲进洗手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冲出房间，顾不上眉毛被火燎着，额头擦伤，想夺路下楼。可是楼梯被火封锁，他又转回来，躲进尚未起火的张存良的房间。
在张存良的房间里，烟火不断从外面扑过来。他们几个人想办法开辟第二条自救通道。他们把褥单撕成条，连接成一条绳索。司机杨永锋、参赞李银堂拉着这条绳索下来，接着张存良和董健也攀援而下。杨永锋在下到离地两米高时，向下一跳，因体态不对，摔在楼基的水泥地上，骨盆和胳膊受伤。大家让他躺着别动，等候救护车来。不一会儿，救护车呼啸而来，人们把他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
记者吕岩松从办公楼跑出时，顺手抓起手机和照相机。他用手机同国内取得联系。当时北京时间是早晨5点多钟，还未上班。他把电话打到《环球时报》主编的家里，这位主编打电话给外交部欧亚司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报告了外交部领导。外交部领导获悉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把电话打到吕岩松的手机上。至此，我同外交部领导取得了联系。我简单地向部领导报告了情况：大部分同志已经获救，还有几位同志在楼里面，我们正在抢救。部领导问：“听说你受伤了？”我答说没有，我们正在加紧营救尚在危楼的同志。我的话语和我的心情一样，都十分焦急。部领导告诉我说：“你的情绪很重要，你要稳住，其他的同志都在看着你……”接着，部领导又通过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手机打电话给我，询问相关情况，有几位同志没有脱险，究竟是几颗炸弹炸到使馆。我记得，我向部领导说是巡航导弹，同志们告诉我，是三颗导弹。当时，我确实不清楚，究竟是几颗炸弹，因为当时没法逐一查看，更不知炸弹是什么型号的。弄清这些问题，是后来的事……
烈火硝烟中的两条自救通道（2）
南斯拉夫的消防车和急救车纷纷赶来，但由于使馆大门是电动的，轰炸使馆造成断电，使馆大门打不开，急救车和消防车无法靠近。事先，使馆办公室进行了断电情况下的演练，告诉大家在断电情况下如何打开大门。使馆办公室的董健同志钻进大楼，从传达室里取出钥匙，打开大门，消防车和急救车才得以开进院里，为灭火和抢救人员提供了方便。
在使馆大楼五层的几位同志攀窗焦急地向地面张望。显然，他们已经做过多种尝试，从楼梯下来已不可能，所有退路已被烟火阻断。制作绳索，攀援而下也不可能，因为楼层太高，绳索难以达到地面。他们只有等待外面同志的救援。这时，同在场的南斯拉夫人取得联系，他们火速派来消防云梯。五层楼的同志们沿着细小的云梯缓缓而下。楼房是那样高，云梯是那样细小，颤颤悠悠，平时人们一定会很害怕，可在那时，这是救命的惟一通道呀。他们顺利地从云梯上下来，他们得救了。
三位记者遇难
烈火，浓烟，北约飞机在上空盘旋，轰炸声接连不断。载着伤员的急救车疾驰而去，消防车的水柱扑向熊熊的火焰……
当曹荣飞从危楼得救后，在送他上急救车时，人们焦急地问他，邵云环在哪里（邵云环是曹荣飞的夫人）？但是，就在炸馆的刹那，他眼睛受了重伤，满脸是血，什么都看不见，他哪能知道邵云环的下落？有的同志知道，邵云环当天在馆外的新华分社办公室办公，很晚才回到使馆宿舍。此刻，她没有从三楼的自救通道下来，那就一定还在宿舍。于是，我们敦请消防人员到她的房间里去找。
南斯拉夫的消防人员具有丰富的消防和救护经验。在北约开始轰炸以来，他们处理过多起类似事件。塞尔维亚社会党总部大楼被炸，他们急忙赶到现场，救护人员、扑灭烈火。塞尔维亚电视台大楼被炸，那时正是深夜12点，也正是电视台工作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很快赶去救出伤员，从废墟中找出烈士遗体。还有塞尔维亚内务部、南联盟国防部、总参谋部……他们可以说身经百战，浑身是胆。他们头戴钢盔，身穿防护衣，脚登高筒防水靴，手拿大手电筒和其他工具。他们在办公楼里搜寻尚未获救人员。过了一会儿，他们把邵云环抬出来，我和几位同志一起送她上急救车。她满面鲜血，已经停止了呼吸，她牺牲了……
还有三位同志没有从危楼里出来，就是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以及武官任宝凯。
消防队员在楼里找不到他们。办公室的董健同志戴上消防队员的头盔，带领着消防队员去找。在许杏虎的卧室里，在坍塌的墙壁下，发现了许杏虎和朱颖的遗体。他们满脸满身伤痕，鲜血在泥土里凝固。从他们的身姿可以看出，在轰炸的那一刹那，他们是怎样同死神搏斗，他们被死神掠走了……
这时，一颗导弹从人们的头顶曳着火光呼啸而过，人们本能的反应是纷纷卧倒。这颗导弹在离使馆几百米的贝尔格莱德旅馆爆炸。这个旅馆在多瑙河边，每逢周六举办工艺品展销，我曾去看过。旅馆的一翼被炸毁。为什么炸旅馆呢？据北约宣称，旅馆里隐藏着南斯拉夫军人，可以想见，这只是借口而已。
这时，在使馆大楼前的南斯拉夫安全局局长马尔科维奇接到一个手机电话。他告诉我，那边又有动静了，意思是北约战斗机又从意大利基地起飞，可能有第二次轰炸，要大家全部撤退。轰炸期间获得的常识告诉我们，第二次轰炸是针对救援人员和现场人员，杀伤力往往比第一次要大。聚集在使馆大楼前的人群呼啦啦地散了。在使馆大门前和周围，塞尔维亚内务部布置了岗哨，严禁人们，包括使馆人员进入使馆大楼。但是，我们使馆还有人下落不明，我怎么能离开呢？
南斯拉夫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扬科维奇告诉我，南联盟外交部已经为使馆人员在洲际旅馆订好了房间，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又转订了西方同南斯拉夫合资的凯悦旅馆。我考虑，大家已经挨了一次炸，不能再让他们第二次挨炸，应该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暂时落脚。这样，留下李银堂和董健在使馆前面值班，其余获救的同志全部转移到凯悦旅馆。
使馆的同志们来到凯悦旅馆，大约已经凌晨5点。大家都不肯回房间，坐在前厅里，等候使馆那边的消息。我把同志们召集在一起。我想，经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的震撼，又感受丧失亲爱的同志和朋友的苦痛，目睹自己赖以生存的使馆遭到摧残，拖着紧张拼搏之后疲惫不堪的身躯，当前最需要的是精神支撑。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的使馆遭受浩劫，这样的事情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对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既然灾难已经降临，我们要挺起胸来，迎接这一挑战。同志们，使馆被炸塌了，但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垮。党中央、祖国人民非常关心我们。中央已经决定派特别小组乘专机前来处理善后事宜，接回烈士的遗骨，伤员也将回国内治疗，部分同志可能回国休整。我要求大家回房间休息，明天大家都要打起精神，还有许多善后事宜等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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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在哪里？（1）
在武官任宝凯的房间里，没有找到他……
而此刻，最让我揪心的是武官任宝凯下落不明。刚出危楼时，我听武官处同志们说，他们从楼上向下突围时，听到了武官任宝凯的声音，估计他肯定出来了。可是，在营救同志的时候，却不见他的踪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多么需要武官在我身旁。在被炸的使馆大楼前，我既要同前来使馆慰问的南联盟高级官员交谈，又要设法营救尚未脱险的同志们。当时政务参赞吴丽元正在国内休假。我多么需要帮手啊！可是，武官到底在哪儿？派人到楼里去找，他的宿舍里没有他。这时，同志们猜测，他可能受了伤，已经送到了医院。我们分别给几个收治中国使馆伤员的医院打电话，都说没有此人。当时，抢救使馆人员的战线拉得很长，使馆前面又挤满了人，没有注意到他在哪里上了救护车也是可能的。使馆里没有武官，伤者里也没有，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牺牲了。但是，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不能下结论，也无法向国内报告。国内有关部门已经再三来电话催问武官的下落。
为了弄清究竟如何，在当时使馆已被封锁的情况下，只有到急救中心太平间去查。我带上翻译，请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郭志嘉开车，前往急救中心。
虽然已是凌晨，整个城市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轰炸暂息的贝尔格莱德，死一般沉静。我们在漆黑的街道上穿行，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我们多么急切地想知道，我们的同志在哪里。记者郭志嘉是学塞尔维亚语的，是南斯拉夫通，对贝尔格莱德市很熟悉，否则在这漆黑的夜里是难以辨别东南西北的。
我们来到急救中心，向值班的负责人说明来意，他回答说，要到太平间找遗体，必须经院长批准，院长7点半来医院上班。我看了一下表，还不到6点。我急了，我说，我们不能等，今天是特殊情况，请你马上打电话给院长，允许我们即刻到太平间探查。值班医生答应打电话给院长，但告诉我们说，即使把他叫醒，他驱车赶来仍需要时间，请我们在会客室稍等。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去看望一下伤员。医生带我们走进急诊室。我们的伤员都集中在急诊室的大房间里。医生已经对伤员都做了紧急处理。曹荣飞眼睛蒙着绷带，昏昏入睡。刘锦荣满脸绷带，跟我说话，感到呼吸困难，伤口疼痛。郑海峰头部和颈部都缠着绷带。只有刘新权说，这里他伤势最轻，只是脚扭伤，很快会恢复。屋子里很黑，借着微弱的烛光，勉强看清伤员的脸庞。屋子里只有轻微的呻吟和沉重的呼吸。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急
诊室。
回到急救中心的会客室，院长还没有来。我在会客室焦急地等待，我已无法坐下来，我让值班医生再三催促，希望院长早点儿到来。我觉得，时间过得这样慢，仿佛它已经静止、凝固。院长终于来了，把我们领到太平间的走廊，但不让我们进去。管理人员说不方便。他们进去寻找，并稍事整理，把三位烈士的遗体放在小车上推出来，他们是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这是悲惨的死，壮烈的死，英雄的死。几个小时前，我们还曾相见，我们还曾谈论时局，而现在竟是阴阳两隔，竟是诀别。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紧，是疼痛，是酸楚，是挣扎，是休克。此刻，我无暇多想，痛哉死者，惜哉生人。我还心系着有生还希望的一个下落不明的人。太平间的管理人员告诉我，除了这三人之外，太平间里再没有死亡的中国人。那就是说，武官还在使馆里。我马上用手机把查看情况告诉在使馆前面守候的李银堂，武官还在楼里。让他请消防队员帮助寻找。我们马上赶回使馆，我们一定要找到武官任宝凯。
天阴沉沉的，虽已清晨，几缕吝啬的晨曦从云层里透出，黑暗仍在游荡，不甘消退。我们来到使馆楼前，警报尚未解除，守护使馆的警察仍然把守着门口，不允许进出。我急火中烧，这个时候救同志要紧，管不了那么多。我告诉他，我们的武官还在楼里，生死不明，我要进去找他。消防队员也过来阻止我们，我请他把头盔和手电借给我，我要亲自去找。我们同他们争执着，准备闯进去。这时，在楼前守候的李银堂参赞来告诉我，消防队员在楼里发现了一个人，还活着。我们要进去抢救他，他们说，你们即使进去，也背不出来，还是请急救车来。他们立刻和急救中心联系，急救车风驰电掣而至。不一会儿，从里面抬出一个人来，正是武官任宝凯。我马上走上前去，看见躺在担架上的武官满面尘土，没有伤痕，呼吸很艰难，嘴和鼻子里呼出很多泡沫。武官还活着，武官没有死！急救车载着他向急救中心疾驰而去。
武官任宝凯在急救中心很快恢复了知觉。后来，他和其他伤员一起乘专机回北京治疗，恢复得不错。我和他谈起这段经历，他完全失忆，不记得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推断，北约轰炸使馆后，他从寝室里跑出来，呼喊着武官处的同志，他们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在黑暗中，他碰上什么东西，暂时昏迷，倒在走廊转弯的地方，所以在他的寝室里找不到他。他躺在地上，浓烟向上升腾，地面尚有空气，他没有完全窒息。对他来说，这场噩梦是一片空白。他康复后，又重返驻南斯拉夫使馆工作。
武官在哪里？（2）
回到凯悦旅馆后，我和几位同志商量下一步的工作。首先，指定了几位同志去医院轮流看护伤员，看护的人要懂塞尔维亚语，便于同院方和医生联系；其次是使馆的善后事宜，抢救尚未转移出来的器材，找几个人帮助会计清理会计室。会计室中弹起火，屋子里的东西都烧成灰烬，保险柜也烧得焦黑，但因铁皮很厚，打开后，里面的美元尚且完好。第三件事是准备迎接中央派来的特别小组，为他们预订旅馆，并同南斯拉夫官方联系，安排相应的会见。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连续36个小时的工作和战斗，心灵的震撼，身体的疲惫，我感到头重脚轻。由于在楼前指挥抢救，吸进大量烟尘，感到恶心，吃不下饭，吐出的痰是黑色的。夜深了，躺在旅馆的床上，长久地似睡非睡，忽悠忽悠地，仿佛房子还在摇晃，也仿佛我在空中飘来飘去。隆隆的声音，透过密封的窗子传进来，是北约的飞机又在低空飞行，寻找着目标，散布着死神。这声音忽远忽近，忽高忽低，在我的梦里飘游。现在怎么办？起来叫醒大家，岂非徒劳无益？在南斯拉夫这块土地上，难道还有安全的地方吗？算了，由它
去吧！
后来，我弄清楚，那一夜，固然有北约飞机的轰鸣、袭击和轰炸，而那持续的整夜的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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