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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相报告-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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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迹可寻了。
不过,北京烤鸭店里的盐水鸭肝还是非常可口的,观其色泽,与家常的盐水猪肝无异,但咬起来比猪肝要软滑滋味得多。盐水猪肝或者卤猪肝在家自制不难,但是就病理学而论,如果说未烹的鹅肝属于脂肪肝,那么,一大块卤好的猪肝就更容易令人联想到肝硬化。
李碧华说,她有个朋友这样形容法国鹅肝的美味:“好似吃人肉。”为什么用“人肉”来比喻?因为“天下最鲜美的食物便是人肉,无法选用适当形容词”。人有多么好吃,这一点,我们扪心自问,很快就会得到明确答案,只是人肉有多么好吃,实在就不得而知,更无从说起。不过,与其把鹅肝的滋味比之于人肉,还不如直接去考据一下吃人肝的历史,这件事,倒是黑纸白字,有案可稽的。
五代时,叛将赵思绾领兵占据长安,城中断粮,赵就下令屠杀妇女儿童,按一定的数目分给各部作为军粮。每当犒军时,就杀上数百人。赵思绾不但爱吃人肉,尤爱吃人肝。他把活人绑在木柱上,剖开肚子,割下肝脏,炒熟了吃。据说当赵思绾把肝吃完之后,那被割下肝脏的人还在柱子上惨叫。据统计,赵思绾从作乱到事败,共吃人肝六十六副。公元前六六一年,翟人攻入卫国,杀了卫懿公,生食其肉,然后抛弃了他的肝脏。当时出使在外的卫国大臣弘演听说国内有变,急忙赶回来,一看见懿公的肝便痛哭不止。他想了一个办法:自杀,以自己的身体为襮(表层),再让人挖出自己的内脏,然后把懿公的肝装入他的腹腔来入土安葬。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定王朱棣的儿子朱有熹也有生吃活人的嗜好,与赵思绾一样,最爱生吃人肝、人胆和脑汁。据史料记载,每当天黑以后,朱有熹只要看见有人经过他所居住的王府旁边,就命令手下人把他们引诱到府中杀死,供他大快朵颐。
我们当然不可能、也更不想去知道人肝究竟有多么好吃,不过我们实在也不必因此而去指责古人的变态。我发现,中国古代思想中对“肝”和“胆”这两样东西很有一些远远超出生理常识之外的独特看法,是我们至今所不能理解的。当然,在饮食的意义上,如果你并不坚持海胆也是“胆”而且是一种“浑身是胆”的东东,其实动物的胆通常都不好吃,最起码不会比肝脏好吃。所谓“龙肝凤胆”只是说说罢了。除了熊胆和蛇胆曾经入药,人的肝胆,还是留着“相照”的好。
饥之甚为饿
饥饿是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一种身体感觉,这种感觉可以把我们带上天堂,也可以把我们推下地狱。生活在如此大喜大悲的剃刀边缘,能不以战战兢兢的恭敬之心以进吾食乎?
吃饱喝足,即使肉身不在天堂,天堂亦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忍饥挨饿,尽管是身强力壮,富贵荣华,也不得不徘徊在地狱入口。犹如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所写到的那样:“我现在饥饿难忍,即便赊给我一千年的生命,我眼前也挨不过去。”王朔的名言是:“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套用在吃吃喝喝的人生问题上,吃喝也不是万能的,没有吃喝却是万万不能的。
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这种感觉每天分早午晚三次找上门来。正是这三声里应外合的“命运敲门声”,一日三回地提醒着日常生活的幸福快乐以及人生之无奈之“化学”,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其实,“饑”、“饥”与“饿”并不是完全相通的一回事,最起码在字面上。按清人陆以湉所训:“谷不熟为饑,腹不实为饥,饥之甚为饿。饑,饥,古异义,后人通用,误也。”(《冷庐杂识》)即便如此,“谷不熟”却仍然是“腹不实”的唯一起因,无论是游牧还是农耕,土地里的歉收或者失收始终是人类足以灭顶的灾难。
如果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日常生活的开门七事,那么,所谓“刀兵盗贼水旱饥”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无穷无尽循环上演的七难。饥饿不仅是一种个体感觉和私人叙事,同时也一直是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一个人感到饥饿的时候,从肠胃到大脑,被唤起的其实是全人类连绵不尽的集体记忆。
也许正因如此,与其它的生理反应相比,饥饿给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带来的感受竟是如此的强烈。
“饱汉不知饿汉饥”,这是一件让人十分生气的事,不过,这种行为却也是十分值得体谅的,因为一个人在饭前饭后的思想以及思想方法,实在可以有微妙乃至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但是另一个“饿汉”义愤填膺,甚至连“饱汉”自己也常常会对此深感不可思议。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所谓思想,实在可以分成如下两类:第一类,是饭前的产物;第二类,是饭后的出品。因而,理所当然地,这些思想的受众也被划分为如下的两类,即吃饱了的和饿肚子的。诚如泰戈尔所言:“当你歌唱的时候,饥饿的人就用他的肚子来听。”
尽管如此,得以流传下来并且成为经典的思想以及正在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来的思想,绝大部分都是饭后的产物,在太史公所列举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四个代表性事件当中,算起来也只有《离骚》是被放逐的屈原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种全天然全素食兼半饥不饱的状态下所作出,其余的“发愤之所作”,大抵都是圣贤们的饭后所作。故而,人类的进步思想以及所谓的“菁英思想”,也大抵都具有贬低生理饥饿而夸大精神饥饿之倾向,亦因如此,就连这些思想本身也被称之为“精神食粮”。
饱暖而思淫欲。精神的饥渴固然苦闷,不过,英国作家J·K·哲罗姆的看法是:“充盈的胃囊是诗歌的伟大助手,而且,任何伤感都无法靠空荡荡的胃囊存活……倘若蠢人们告诉你,精神的贫困比肉体的饥渴更令人痛苦万分,那是因为他们对两者都没有太多体验。一种浪漫而感人的论调!然而,那一切全是胡说八道——全是伪善的假话。疼痛的脑袋很快就会使人忘掉疼痛的心灵。受了伤的手指头会驱散对失恋的所有回忆。当一个人真的感到饥肠辘辘的时候,他感觉不到其他任何事情。”
朱自清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六日的上海《大公报》副刊写道:“我们有自古流传的两句话:一是‘衣食足则知荣辱’,鉴于《管子·牧民》篇,一是‘民以食为天’,是汉朝郦食其说的。这些都是从实际政治上认出了民食的基本性,也就是说从人民方面看,吃饭第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于是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吃饭第一。”
一年有三十五日后,身患严重胃溃疡并拒食美援的朱自清先生病逝于北平。
吃饱以后的幸福心情大致相同,饥饿的感觉却各有各的不幸。那么,所谓现代人的饥饿,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认为,村上春树在这件事情上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妥贴的表达。当然,除了高超的文字技巧,村上的发言权更体现在,第一,他居住在世界上食物供应最富足的城市里;第二,村上本人正是馋人一名。
来看《出击面包店》:“为什么产生了空腹感呢?当然是由于缺乏食物而来。为什么会缺乏食物呢?因为没有相当的等价交换物呢?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不够吧。不,空腹感说不定事实上是起因于想象力不足。无论怎么说都行。神、马克斯、约翰·列侬都死了。总之,我们处于肚子饥饿的状态,结果就是起了歹念、并非空腹感使我们起了歹念,而是歹念使我们为空腹感而走极端。虽然不怎么搞得清楚,就像存在主义似的。
而在《面包店再袭击!!》中,村上又为我们描绘了另一种“特殊的饥饿感”:“特殊的饥饿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可以将它提示为一种映像。我乘着一艘船,漂浮在平静的海面上;往下一看,在水中可以看见海底火山的山顶;虽然海面和山顶之间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多少距离,但是不知道下面到底有多远;水因为太透明了,以至于找不到丝毫的距离感。我从小船上探出的身子,俯视海底火山的山顶,围绕小船四周,海水的透明,使我的心情极度的不安,好像心窝深处突然生出一个大窟窿,没有出口,也没有入口,只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这种体内的奇妙的失落感——存在于不存在混淆不清的感觉,和爬到高耸的尖塔顶端,恐惧得颤抖的感觉,似乎有点儿类似。饥饿和惧高症竟然会有相通的地方,这是一项新的发现。”
我本人并不经常挨饿,却有轻度的畏高,一想到居高临下时那种四肢瘫软以及心惊肉跳的感受,就不得不承认把饥饿的感觉比之于惧高症,实在有赖于一种超级丰富而且精准的想象力(而空腹感说不定事实上是起因于想象力不足)。
所谓饥不择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一切可以入口之物塞入口中,目的只有一个,即好让紧贴着前胸的肚皮感觉到充实,即所谓果腹是也。
大饥荒时期的填充果腹之物,从草根、泥巴直到树皮、人肉、各种吃不死人、或暂时吃不死人但不吃却肯定当即死定的东西,都不可思议而又理所当然并且不容分说地成为食物。只是因今时今日的食物供应水准和日常饮食质量而论,奢侈一点地说,完全没有东西可吃与面前有那么一点却不能称其为“标准食物”的东西,这两种状况相比,似乎后者来得更为可怕。
也就是说,对食物的选择权的丧失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失去对食物的占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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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饥饿难耐而渴望着大吃一顿的时候,翻箱倒柜,却只找到几粒瓜子,一块饼干,半瓶水。能吃吗?都能吃,甚至于味道还不算太差,甚至于还能勉强地称之为“好吃”;能吃饱吗?这就有些难说了,倒也不只是量的问题,就算是相同的东西再来一个round,两个round,乃至N个round,理论上,再大的胃也应填满了,但是人却还是真挚并确切地感觉到结结实实的饥饿。这种危机如发生在白天,问题倒也不大,最怕是夜深人静,兼逢天寒地冻。这种时刻的饥饿,像夜一样深冷,慌乱而且绝望,虽然只是发生在暗夜中一个屋檐之下的个别事件,可是称之为“饥慌”也绝不过分。饥寒交迫,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面包店再袭击!!》里的男主角和妻子,在晚上六点吃了简餐之后,九点半就钻进被窝呼呼大睡。到深夜两点钟前同时睁开眼睛,醒了之后,就“立刻觉得肚子饿得令人难以忍受,非得吃点什么东西不可”。但是,冰箱里“可以称之为食物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只有沙拉酱、六瓶啤酒、两颗干透的洋葱、奶油和除臭剂”。无奈之下,止得坐下来喝啤酒,并且“不断的读着印在啤酒罐上的字,频频眺望时钟,轮流去打开冰箱的门,翻弄着昨天的晚报,将掉到桌上的饼干屑用明信片扫一堆。时间像是吞进鱼肚的铅锤,昏暗而沉重”。最终,在打消了“让肚子饿下去”的念头并派出了“除臭剂炒除臭剂”的烹饪方案之后,只得开车出去找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馆。
饥不择食还有一种比较罕见的另类情形,见李杭育著《老杭州》: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太平军二度围困杭州达两个多月之久,杭州人给饿惨了,富贵人家竟只得餐餐以囤积于家中的鱼翅、海参为食。
虽说是饥饿使人病,久病夺人命,但是,在某些情形之下,适度的忍饥挨饿,反而是一种非常见效的养生之法。
据《红楼梦》所述,贾府中有一个医治伤风咳嗽的“风俗秘法”:“无论上下,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次则服药调养。”例如宝玉房里的晴雯,“症虽重,幸亏他素习是一个使力不使心的,在素习饮食清淡,饥饱无伤。故于前日一病时,净饿了两三日,又谨慎服药调治,如今劳碌了些,又加倍培养了几日,便渐渐的好了。近日园中姊妹皆各在房中吃饭,炊爨饮食亦便,宝玉自能变法要汤要羹调停,不必细说。”
事实上,这种饥饿疗法在某种意义上乃道家“辟谷”之术的世俗版。其原理皆在于“排毒”,犹如西湖醋鱼之“饿养”,此乃杭州“楼外楼”用来烹饪“西湖醋鱼”的独门秘技,方法是把用来做醋鱼的西湖草鱼围在水中,一至两天内不喂任何鱼食,目的是为了将鱼肠中的杂物和鱼肉中的土腥气彻底排除,同时使鱼肉更显结实。就在“楼外楼”门外的那一池湖水中,平时都圈着一个笼子用以“饿养”草鱼,并且以此作为生意上的招徕。当然,你若在登楼之前在“饿养”池边立看多时,将原定就餐时间顺延一至两小时,吃鱼之前先把自己“养饿”,那条西湖醋鱼吃起来保证是鲜上加鲜,绝对超值。
事实上,饥饿不仅可以替食物的美味增值,它本身就是一种食物,而且还可能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传说,古代有一位君王,不但吃尽了人世间一切山珍海错,而且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饿。因此,他变得越来越没有胃口,每天都很郁闷。有一天,御厨提议说,有一种天下至为美味的食物,名字就叫作“饿”,惜乎求之不易。君王当即决定与他的御厨微服出宫,君臣二人跋山涉水地找了一整天,于月黑风高之夜,饥寒交迫地将身来在一处荒郊野岭。此刻,御厨不失时机地偷偷把预先藏在一个大树之下的一个馒头呈上:“啊也,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饿’。”饿得死去活来的君王大喜过望,二话不说,当即把这个又硬又凉的粗面馒头狼吞虎咽而尽,并且封之为世上第一美味。
像饥饿和情欲这一类的感觉,到底是造物用来折磨我们的刑具还是用来讨好我们的玩具,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凤爪你个虾饺
在中国,上茶楼饮茶的风俗并非广东独有,特别之处在于,粤式茶楼里的所谓“点心”与“点心”的本意相差甚远。
按照《辞海》的解释,“点心”乃“饥时略进之物或糕饼之类的小食”。南宋人庄季裕《鸡肋编》卷下则说:“上微觉馁,孙见之,即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健啖》:“闻卿健啖,朕欲作小点心相请,如何?”
总而言之,“点心”本来是一种吃着玩的东西,就茶食而言,如北京、南京、杭州以及成都等地的茶楼里通常也只见花生、瓜子或干果之类,唯有广东的茶楼,才将此闲食法正为一种“严肃”的食物,非但“点心”而且堪可果腹。美式英语把“点心”音译为dimsun,依据的就是广州话的发音。
在早期的广州茶楼里,点心也就是二三十种,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已经是蔚为壮观了。到现在,点心的品种已增至一千多种,甚至连鱼翅(鱼翅饺)和燕窝(燕窝蛋塔)也赫然见之于点心单。饮茶不但可以当饭,就算在茶楼里摆酒也未必就算是大大的失礼。在某种意义上,只要不拘泥于“茶点”的观念,要弄出这许多七荤八素的“点心”在技术上并不困难,难的是,这些东西不管荤素,亦无论咸甜,竟都可以用茶来送入腹中。
尽管如此,今天茶客们在茶楼上常吃的点心,大致上也不超过二十种,例如虾饺、烧卖、凤爪、煎(蒸)萝卜糕、马蹄糕、粉果、叉烧包、莲蓉包、糯米鸡、芋角、咸水角、叉烧酥、肠粉、米粉、河粉以及粥、面等等。而在这些“基本点心”当中,又以虾饺和凤爪为当之无愧的“主打”。这两样点心,不仅出场率最高,同时也是茶客们用以考量一家茶楼出品水准的代表性点心。我估计,老广州人过去常说的所谓“一盅两件”里的“两件”,所指极有可能就是虾饺和凤爪。除此之外,这两个词还可以在广东的通俗文化中被当做通用的代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晶制作的一部港产片中,男主角为了克服讲粗口的毛病,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对白:“我叉烧包你个糯米鸡!”和“我凤爪你个虾饺!”就这样骂来骂去,几个回合下来,乐不可支的观众们不知会不会感到很饿。
如果说韭菜猪肉馅的水饺是北方人日常饮食的掌门人,那么以鲜虾作馅的虾饺,就是粤式点心里的大侠,佼佼者。
据广州的文史资料显示,虾饺似乎是粤式茶点中唯一的有来历有“出处”之物,绝不是“瞎搞”出来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州市郊河南漱珠岗附近的五凤乡一带,市容繁盛,水产丰富,河面上常有渔艇叫卖鱼虾。于是,乡间有一家家庭式茶居的老板便就地取材,以鲜虾仁为馅,用上等黏米粉制皮,遂研发出无比鲜美的虾饺,每天供不应求。经过不断的改进,终于由农村包围城市,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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