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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段子-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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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一片赞同之声，都觉得这几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台下的专家在农业上的经验加一块儿怕比清王朝还长，你说机械化，一般人吃惊，专家还不觉得太过分；你说播完种子就出国，这可就不是机械化能解决的了。
韩丁一点儿也不紧张，慢慢等哄闹声静下来，油腔滑调（多少是外国人的口音问题，但是当时没想到）地说道：“我不担心。种子不发芽，我不担心，有种子公司负责呢。我来中国旅游了，种子公司不能到中国旅游，派人天天到我的地里看发芽没发芽，没达到规定的发芽率他要赔我。”
大伙儿的嘴都张开了，那时候中国好像还没有种子公司的概念呢。
我也不怕长虫子和长杂草，有农药公司负责呢。韩丁接着说：“我来中国之前，他们就开着飞机给我的地洒农药和除草剂了，要是还有虫子和杂草，他们要赔我。”
“真的赔过？”
“让我想想，唔，真的赔过的，可不是因为长杂草，是因为他们撒除草剂的时候风忽然大了，刮到了我的向日葵地里，结果向日葵全死了，当然他们赔。”
专家们的下巴快掉下来了——多好的农药公司啊。我不是专家，可是学到一个知识，向日葵虽然个儿大，居然也是草啊……
有的人就是容易画蛇添足，韩丁接着又说了一句：“当然，农活儿也不是没有，比如浇水，每天我太太就干了。”
一句话说完，一干专家本来快掉下来的下巴马上复位了，你太太？每天浇一百多公顷的地？开拖拉机也累趴了吧？你太太是……
“女兰博？”过了20年，萨才能帮专家把问话补全了。
“哦，不，我太太不是猴子，当然不是孙悟空，她只要每天按按电钮就行了。”韩丁放上一片幻灯片，给大伙儿解释：“我用喷灌。田里本来就有水管，只要一按电钮，就可以把整个一百多公顷玉米地都浇了哦……”
专家们面面相觑。
“喷灌”，今天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这中间不能忘记韩丁的推广之功。同时，中国的专家也不是吃白饭的，他们发现，喷灌虽然壮观，却不甚适合中国的缺水状况，他们在喷灌的基础上，开发出了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机械“滴灌”——水管中的水不再喷向空中，而是通过滴管直接渗到植物的根部，在北方农村极受欢迎，这就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吧”。
韩丁继续描述他的农场生活：“我从中国回去，玉米大概就快要收割了。那时候，我回到农场，就开上联合收割机（中国叫做康拜因）开始收割。”
“那时候，我开着收割机在前面走，我的联合收割机很大，像火车一样分好几节。第一节是收割机，两排铧刀，把玉米割倒，连玉米带秸秆送到第二节；那里是分离机，把玉米棒子剥下来；然后送到第三节，那是烘干机，把玉米棒子烘干；然后送到第四节，脱粒机，玉米粒就出来了。”
一个震惊中国农机化所的美国农民（3）
这时候，韩丁蛮得意地说：“我的儿子就开着卡车跟着我走，玉米粒就‘哗哗’地落入了他的卡车车厢里，满了，他就直接送去粮食公司卖掉啦。”
“秸秆？我的联合收割机就地把秸秆粉碎，就撒在田里。你问我秸秆都撒到田里，我烧什么？我卖了玉米就有钱了，我买管道煤气啊。”
其实，韩丁介绍的农业机械化，在中国未必非常合适，除了东北新疆垦区，中国缺少大地块耕作的地区，包产到户更是造成了大量不适合大型机械的小田块，倒是日本式的小型精密农机比美国的更实用。然而，韩丁的那种悠闲自得、产业化的农民生活，带来的冲击远远比他介绍的机械更令当时的中国人吃惊。
这也是农民……等韩丁讲完，我听见两个邻近的专家欲言又止，意味深长地说了半句话，又摇了摇头。
余音绕梁。
现在想起来，韩丁是我第一个见到的美国佬呢。一个精力充沛、和蔼幽默的美国侃爷。突然看到韩丁逝世的消息，特连夜写成这篇回忆文章，悼念这位热爱中国的老人。
附：萨娘关于韩丁的来信
韩丁的文章，我看了，基本属实，但还有些误点和遗漏，也难为你，小时候的事情还能记住。
1。韩丁说：“像我这样的农场，要是在中国，就要有很多人，就得建个食堂、幼儿园……那就需要厂长、工会主席、幼儿园长等。在我那里，厂长——韩丁，工程师——韩丁，机手——韩丁……”倒没有提妇女主任之类。
2．他出来旅游，种子公司每天去他的地里，蹲在地边看种子出苗没有。讲到这里，他还做了个姿势，很生动的。
3．韩丁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对喷灌机喷嘴的改革。他在山西太谷县看到农民使用的喷灌机的核心零件——喷嘴，买进口的不锈钢喷嘴，一个约几十元到一百元（70年代的一百元就像现在的一万元——天文数字），当时中国还没有开放经济，进口设备很困难，这个喷嘴不仅价格贵，而且不容易买。喷嘴的行情我不大清楚，另一些相似产品的情况可以说说。
我记得听研究所的老同志说，当时拖拉机发动机上的油泵和油嘴（这两个零件是发动机的心脏，体积很小，油泵像小手指大，油嘴直径5毫米，高度不到10毫米），自己开始不会制造，从国外进口，一个油泵或油嘴，需要给人家一口肥猪去换，后来自力更生建了丰台油泵油嘴厂（我往北京调动的时候还联系过这个工厂呢）。当然发动机上的油嘴要比喷灌机上的油嘴精密得多，我只是举例说明当年进口产品之艰难。韩丁说他和太谷农机厂一起研究使用陶瓷做喷嘴，中国有丰富的陶瓷原料和悠久的加工陶瓷的技术，经过努力他们生产出了陶瓷喷嘴，虽然不如不锈钢的耐久性高，但强度、耐磨性都已经达到了要求。他还拿给大家看，瓷的喷嘴五颜六色的，挺好看，但有的用肉眼就能看出来嘴歪，每个成本才九分钱。他表达他的观点：应当就地取材，不要迷信外国搞大、洋、全。现在喷灌机已经很普遍了，不过我不知道现在的喷嘴是什么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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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要走了
〖DS2。3*2W〗〖HT0”BS〗看〖HT〗到一篇谈张昀先生早逝的新闻，就想到要写这篇文章。因为医疗问题早逝的科学界人士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中科院数学所常务副所长龙瑞麟先生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例子。
称龙瑞麟“先生”不能体现他的真实风采，因为这“先生”两个字显得他有些老，实际上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他去世的时候应该才50出头。龙是湖南岳阳人，英俊儒雅，精力充沛，假如他活到现在，大概还会是女孩子们崇拜的偶像。人的一生大概也很难看到几个这样风雅而深沉的男子了。他是著名数学家——在国际上，而在中关村，该排队买大白菜的时候，他也一样要去拉板车的。
他回湖南老家，给萨爹带回来一段腊鱼，那鱼活着的时候一定极大，只一块肋排挂在墙上就有手风琴那样大。那一次以后，才知道鱼也可以腊。
数学所80年代的平房宿舍里，周末或者傍晚经常可以看见他在门外摆个小桌做他的工作——两个儿子要考学，占了家里的两个办公桌，太太是中学老师，经常要有学生来补课，堂堂数学家体贴妻儿，只好到门外搞研究了。那时候人少讲究，如果是夏天，英俊而风度极佳的龙先生就是一件跨栏背心伏案工作了——大家都是这样，也没有人奇怪。
他能唱非常优美的外国歌，有的时候就和他的太太一起在房间里唱，我们在外面也能听见，很浪漫的感觉。
他是80年代后期才搬进楼房的吧，小三间一套，排队排上的，因为有两个子女，所以是三间；但因为是两个儿子，同性子女，只能是小三间；异性子女呢，就可以大三间了。一直住到去世。清廉自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分，直到今天，也没听说科学院从知识分子中提拔的干部有哪个因为贪污给抓了。
以他的乐观、爱好锻炼和好人缘，应该是长寿的类型，可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负担太重了，而给他们的关爱又太少了。钟家庆、张冬冰，哪个不是乐观、爱锻炼和好人缘？依然挡不住一个个“英年早逝”。
龙生病应该是90年代前期，肺癌。癌本身很难治愈，但是他的死却不完全是癌症的结果。他生病后本来应该住院，床位比较紧张，以他的地位，稍微推一下也就进去了，但是不给人添麻烦大概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秉性，所以他就没有做这一推。而既然你不推，中国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就表示你不着急没有需要，那你就等着吧。
他的肿瘤长在胸腔上部，一天忽然阻塞气管，无法呼吸。
当时龙太太已经学会急救，家中进行给氧无效，叫中关村医院的急救车，答：现在车都出去了，没有，你叫出租车吧。龙太太匆忙叫出租车，同时给萨爹等朋友打电话。
等赶到最近的××医院，医院的大夫叫先办手续。这时龙的面孔已经变成紫色，呼吸停止，心脏停跳。
医生看了一下，听说是癌症，未采取任何措施，只是表示本院抢救不了，一个劲儿催促转院。这时候龙的心脏忽然恢复了跳动，但医生还是拒绝抢救，不肯接收，只是催着转院。
万般无奈，出租车只好赶向北医三院，路上，龙的心脏再次停跳，再次复苏，最后终于归于沉寂。
事后，医生认为龙的心脏机能非常好，且求生欲望强烈，因此能够两次恢复心跳，当时只要医生敢于承担责任，给气管下管，加压给氧，就可以挽救。但是，值班医生不敢承担责任，一味推托，耽误了抢救时间，终于回天乏术。
××医院当然没有责任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收治嘛！
家属起诉，但不了了之，因为值班医生的确是“按照规章办事”，我们医院的规章对于患者应该做什么，规定得非常清楚，基本是少一分钱、差一个手续也不行，而对于医院自己的职责，就几乎没有约束。
龙先生的身体素质，癌症未必能够夺命，而庸医却可以。
那一年正是发大水，萨爹回来，和萨娘相对良久，无奈，又悲愤，最后说：“这样大的雨，老天爷召他，龙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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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的职称
小时候在科学院，关于职称的各种事情听到的实在不少。
科学院属于众星云集的地方，您要是眼力好，走大街上就能看见比如数学家王元夹着个包闷头走过来，或者看见分支权威杨乐在排队买馒头……教授多是很正常的。
人家开玩笑，从中关村88楼扔十块板砖下去，能砸着十个教授，四个正的、四个副的——剩下两个挨砸的是卖光盘的。
科学院的职称自成体系，教授不叫教授，叫研究员；副教授不叫副教授，叫副研究员；工程师呢，叫做助理研究员，总的数量的确很多。
但是平心而论，科学院的研究员我感觉不是多了，是少了，因为它的晋升体制非常严格。萨爹1960年出北大，70年代是长城0520的生产组长。还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回来的王先生是研制组的组长，那都是总理亲自接见的级别哦——重要啊，中国第一台个人计算机嘛！生产完了出去作报告，人家看职称都发愣不信——这两位不过助理研究员，就是一普通工程师啊。
萨爹的副研究员，是80年代中期才评上的。没办法，僧多粥少。
对比外地很多院校医院教授满天飞的情况，科学院这方面有些屈人。而优点就是拿出去个顶个，确实厉害。您看80年代中关村公司遍地开花，信通、鹭岛等等，都是号称技术实力雄厚。其实当时科学院派出去“做买卖”的，都是手头没项目的副研和助研，真正的好手那才舍不得放呢。当然后来发现公司赚钱，很多骨干同志后悔，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萨娘在她那行里算是学术带头人，可她的专著怎么出来的我知道啊，那是有萨爹做“黑高参”也。就是现在，科学院放出去一个副研，别的地方出个教授来招架也未必抵挡得住。
这些人都是人尖子。
什么叫人尖子？萨爹当年在北大数学力学系那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进科学院，华老接见，就是个普通教室。华罗庚一身粉笔末，在黑板上现出题考，考得萨爹才20多分，那叫一寒碜。后来问问身边各位师兄，说每个进来的都这样考，华老手里能拿20多分，你够牛啊。
当时科学院是官本位，职称是行政干部决定。60年代你要在中关村最好的宿舍楼上往下扔十块砖头，能砸八个处长，四个正的、四个副的——还有两个是卖大白菜的。那时候分房等等都按级别，研究员是处长级别，副研究员是副处长级别。科学院的研究员屈指可数，还有死一个上来一个的怪招限制着。处长副处长可是没有名额限制，所以同一个级别，行政干部是科技人员的四五倍。因此，科学院当时最好的待遇都是行政干部拿，这就是权啊。
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就是科研的停滞不前。不是人才不多，不是大家不干，是我们的体制不行，项目安排不合理，搞的研究不能变成实际的生产力，真的是人才积压啊。比如杨乐、张广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时候，都不过是副研究员。多少人的青春就在灰色的楼房里悄然流逝呢？现在想来还令我为他们感到不平和痛切。我记得那些*儒雅的叔叔阿姨们每年都有两次两眼发红，仿佛吃错了药的时候。一次是分房，一次是评职称。唉……
后来总理专门见郭沫若，说，你个科学院比我的国务院还复杂。
让总理一批，好了一点儿，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郭沫若也没办法，因为当时全国就是那样，“知识越多越反动越危险嘛”，谁是领导阶级的原则问题嘛。所以科学院的职称问题一直到1974年小平同志上来才有了转机。老邓敢下手，在科学院搞“五子登科”：妻子问题——解决科研人员两地分居；房子问题——优先分配给科技人员；车子问题——为科研人员开班车；孩子问题——扩大科学院幼儿园；帽子问题——增大了每年提职称的比例。压力挺大，但是老邓肩膀绝对够硬。
具体负责的两个人，科学院的人至今缅怀——*和张劲夫。
萨娘就是那个时候从河北调回北京来的。萨也是8岁开始，才有了和自己母亲亲密接近的机会。
不过职称这个问题好像很长时间都没能完全解决，因为科学院为中央直属，不像地方上那样对职称问题能够“搞活”。2001年我回去，还听说有一位因为职称问题得癌症去世了。我知道她的水平，国家烟草局在全国的管理系统，就出自她的手笔，然而，评研究员，她的年头还没熬够——至死都没熬够。
其实，现在的职称已经没有过去所附加的那样多物质好处，但是知识分子“好名”的习惯是没办法的。
因为科学院人对职称的珍重，也不免引起一些笑话。当年我们家买来一台电脑，人家公司负责送货安装。来了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搞安装，萨爹又是敬茶，又是上点心。等人家走了还一个劲儿地对我们兄弟感慨，让我们向人家学习。莫名其妙之中看到萨爹递过来小伙子的名片，上面赫然印着“安装工程师”的字样，萨爹感慨：“我30多才评上工程师，看看人家……”
唉，真是食古不化啊，这事儿直到萨弟暑假打工，那皮包公司也给他印了一个“系统工程师”的名片，萨爹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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