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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机可透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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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我身上，我母亲怎么熬得过去？这么一想，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这下没人再拦着我了，我搀着昆仑妈进了村子。母亲们仍在哭泣着喊自己孩子：红雷，抓住妈的衣服吧……政威，你爸老了好多啊……这一路，走得人真是哀伤。
守在第二道关口的人，也怀疑我是记者，但是见到我脸上的眼泪，都没再上来拦———在他们眼里，记者大概只会愤慨，是不会流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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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凶手的小院前，母亲们再也抑制不住扑在门上号啕大哭。守在这里的是几个干部，只让昆仑妈过去，问我是不是记者。这时我的眼泪已经被冬天的风冻没了，只有不说话，很镇静地看着他。6位母亲拍着小院的门，周围的村民越来越多，几位妇女已经在偷偷擦泪。村干部的脸上，再次显出了那种犹豫，然后跟我说，十分钟，就让你看十分钟。
就在这十分钟里，我围着凶手小院走了一圈，仔细看清楚了里面的具体位置，看见了院子里那三堆浮土，看见一把带着黑红痕迹的铁锹和散落在屋子里的孩子衣服。
回到门口，孩子母亲们还想进院子，被村里人拦住：再冲，我们就难做了。母亲们抽噎着停住，又哀哀地哭了一阵，每人拿了门口的一些土，慢慢地转身。
回来的路上，都不说话。我的包仍被一位母亲抱着，里面的证件、相机、录音笔都完好无缺。反光镜中看见后面跟上来一辆面包，司机说是当地乡政府的，我们快它也快，我们慢它也慢，甩不掉，也懒得再甩，用反光镜蔑视它。当天我还要赶回驻马店发稿，到了平舆县城，见我上了去市里的车，面包才离开。
第二天收拾好东西，直奔平舆。管它怎么使绊，总是采访中不可少的一环。后来见到《广州日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他们在当地住得并不好，宾馆把长途掐了，全县的拨号都用不了，出事后网吧都关了，发稿都成了问题。
这一天我找了县政府、公安局、刑警队、县一高、县二高……七八个单位，没一家让我进门。不是不让我进门，而是不让所有记者进门，那些家属守在门口也没用，哭得再惨也没用。那天昆仑妈她们又将《南方周末》的记者带进了现场，村里干部说，你怎么又来了，他也是你的儿子？她看出了对方的恻隐之心，说不，这是孩子的叔叔。对方真的没有阻拦。
第二天稿子一发出来，网上就看见了。同事说，很不错。我听着，高兴不起来，呆在屋子里犹豫着出还是不出去。因为一出去别人就知道你是记者，就有好多老百姓围上来，诉说他们的委屈，和种种靠他们的力量无法解决的难题。在北京时我嚣张聒噪，面对这些满是皱纹和黢黑的脸，就觉得难受。
有一家三口，一对年迈的夫妇带着他们被打瞎了眼睛却没人过问的儿子，问了半天才找到我住的地方，又在门外站了半天都不敢进来，要不是我出去扔垃圾，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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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的叹息（3）
那对夫妇都已经快60了吧，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很本分老实的人。老父亲跟我说了情况，还没等我说话，又补了一句：我知道你这次来是为了那些孩子，所以也不敢麻烦你别的，只求你看看这份材料。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说，您怎么不敲门，这么冷的天在外面站了这么久。那瘦弱的老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忽然就跪下了———真的，满头白发的老人就这么给我这个后生跪下了，可是我承受不起啊，天下又有谁能承受得起这哀伤的一跪？！———我连忙去扶，居然扶不动，却听她低低地说，县政府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只有找你，求你一定看看我们的材料。又是一个求字，重若千钧。
我拼命把母子俩扶起来说，我一定看，一定尽力帮您转到有关部门。一家三口看着我，尤其是那老母亲的眼神，唉……除了那一跪，这一家人似乎一直很平静，而我的眼泪在他们走后终于不争气地掉了下来。这是我短短一年的深度报道记者生涯中，第二次面对这样的场景。上一次是4月份，辽宁海城，几百名学生家长面对永远官腔的干部们怒不可遏，面对记者时却都跪了下去———当时3000多个孩子中毒，一个孩子死亡，政府瞒报，家长将记者当成了救星。
4
终于到了返回北京的日子，又请那些母亲吃饭。昆仑妈拼命给我夹菜，我要推辞她就说，这是给我大孩子夹的；又给《南方周末》小戴夹菜，说这是给昆仑叔叔夹的。还努力地笑出来，说都已经好久没笑过了。然后一路颠簸地回来。火车上计划的第三篇报道被终止了。
事情还没完，昆仑妈半夜给我打电话，当地要半强行地将孩子尸体火化，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这不过是我笔下新闻的一件，却留下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句话：当一个好记者需要一种情怀。当时没想透，现在还在想。
———2003年11月25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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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那之外（1）
他们觉得最奇怪、同时也问家长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怎么想到要来挖的？你们为什么要来挖？案子不都结了嘛！”
采访“平舆杀人案”后，我曾写过两篇手记，直觉一直告诉我，肯定还会有第三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一定会有。
等待的时间并没有太长，就在案子报道出来5个月、凶手黄勇被枪决4个月之后的2004年4月。12004年3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周末，忽然接到平舆遇害学生王亮家长王留超的电话。他也是去年11月最早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的人。他在电话里说：“要到清明了，我们今天想去祭奠一下孩子，结果在黄勇家又挖出很多骨头，还发现了两把菜刀，上面还有血迹和毛发。”
我呆了一下，有点难以置信：“挖出了骨头？”那边说是。我问留了照片没有，他说我们专门跑到旁边的市场去，买了相机和胶卷，照片马上就能冲出来。我又问你们报案了没有。他说还没有。“你们不报案不成，这事情那么大，必须报案。”我跟家长说完，又把电话打给部门负责人杨，告诉她家长们的发现。她吃了一惊：“天啊，如果是真的，事情就大了！”我说这些家长是不会骗我的，我相信他们。杨说事情太重，能不能报得让大脑袋来决定。
第二天家长又电话过来，说已经去报案了，找的是县分管副书记。那书记听了也很惊讶，答应让警方派人再去现场勘查，说再去的时候叫家长一起去。
杨找了大脑袋，他在惊讶之余，自然考虑到了做这篇报道的风险，毕竟这是去年公安部督办的十大案件之一，影响那么大，如果事情是真的，有关部门在诚信及办事能力上的问题就会暴露无疑。考虑了两天，无果。
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又接到家长电话，说当地警察一直没来找他们，也没去现场。他们没办法，只能把26号挖到的尸骨和菜刀自己收了起来。仍是那一句：“你们能不能来？”
这时大脑袋出差了，我们又去找二脑袋商量。二脑袋说这题单独做风险太大，建议说能不能找中央级媒体合作。这倒也是个办法，有可能合作的只有央视和《中国青年报》。
2004年3月29日，我先和《焦点访谈》栏目一位主编取得联系。把事情说了，她倒吸了一口冷气：“不会吧，这案子影响这么大，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说家长那边还有现场照片，而且这个案子当初疑点本来就多。主编说这事情太重，我马上请示领导。
随即我又跟《中国青年报》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他们表示对案子很感兴趣，会派记者跟我联系。
接下来的3月31日到4月3日，我去重庆采访“寻找艾滋卖淫女”事件。其间又接到家长电话，说他们又去找县警方询问勘查现场的事情，但是对方没有回应，家长们都是农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只能一再给我打电话，我则一直在等《焦点访谈》和《中国青年报》最后的答复。
4月8日，《焦点访谈》记者阿魏、《中国青年报》记者阿刘都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们约定次日见面商量合作的具体细节。4月9日，央视、“中青”、“北青”三家见了面，此时距离家长第一次挖出尸骨已经是整整两个星期了。商量出一堆采访中需要注意的东西，比如如何确定尸骨是或不是孩子的，比如了解警方的破案过程等等，甚至还商量4月13号晚上一起出发、同时发稿等。
没想到到了晚上，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央视那边领导觉得这事情还是太重，“播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改变了主意。这样就只有“中青”那边了，阿刘一直说没问题，13号晚上一定能出发。
因为家长手中骸骨需要做鉴定，想委托给一家独立的鉴定机构。我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之所以找它，是因为这个中心是为数不多的独立于公检法系统之外、并取得了司法部鉴定资格的社会鉴定机构。
真相在那之外（2）
在跟司法部核实过它的资质后，我跟这个中心的主任邓亚军博士联系上。她提出跟我们一起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那些骨头是在现场找到的。事实证明，以前在西安公安局做过多年法医的邓博士经验丰富，认真干练，在后来的采访调查中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采访成功之于她，功不可没。
4月12日，我准备买去河南的车票时，阿刘却又告诉我，他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多半不能在13号出发，让我们先去，他14号一定赶到———从3月26日家长通知我我又通知其他同行算起，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时间过去了，大半都是花在等待上。家长在等，我也在等；家长很无奈，我也很无奈；家长无奈于自身力气的渺小，我则无奈于自身力气的有限。接到阿刘的这个电话后我已经不想再等了，决定13日晚上照常出发。
2
13日晚我跟邓博士上了南下的列车，14日早上7点到达驻马店，9点40左右到达平舆。家长们都已等在那里。有的家长已经见了很多次，这次一见，40岁的人就已经白发苍苍了。
快到中午时我们才赶到黄勇家。几个月以前我曾来过这里一次，当时被严格警戒的小院，如今已经无人居住，破败荒芜；院里十几棵白杨树，都先后被家长们剥了皮，又腰斩砍倒在地，以示仇恨。
拍了几张照片后，家长们又开始在现场挖，开始什么都没找到，就改到一号尸坑处挖，结果刚挖了十多分钟，就不断发现骨头，多是脊椎骨。挖到一米处，铁锹下碰到异物。拨开浮土后，尸块显露出来———尽管有备而来，但是这个场景我还是没有想到的，这样就把以前的怀疑变成了现实；家长们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情况，有的当场就差点昏倒，还有的跑到一边呕吐。
邓博士查看了一下后说：“这是一具完整尸体，按照法定程序，我们得报案。”家长们便开始给驻马店和平舆警方打电话。我给阿刘发短信：“真的发现尸体了，你在哪儿，快到了吗？”那边回复：“在路上。”又给阿魏发了条短信，他马上回：“用录像机拍了影像资料没？”这一说提醒我了，马上用数码相机拍了三段总长五分钟左右的DV，虽然没有摄像机那么清晰，但是作为佐证足够用了。
下午1点48分左右报了案，半个小时后当地警察先来了。他们觉得最奇怪、同时也问家长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怎么想到要来挖的？你们为什么要来挖？案子不都结了嘛！”为了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我跟邓博士在大批警察到来前，带着照片和DV返回了县城。
到了晚上6点多，还不见阿刘到。给他电话，无人接听。我心想，不会是临时变卦了吧。出门前曾把这种忐忑跟一同事说，她说要是单纯做新闻呢，谁碰到这事情都会一追到底，对记者来说它是种诱惑。我拿“诱惑说”安慰自己，毕竟当初是因为有中央级媒体合作的理由才让领导放行的，万一……
晚上7点，我跟邓博士出去吃饭。从早上7点到现在已经12个小时，却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后来终于接到阿刘的短信：“领导让我把手头两篇调查稿完成了才能走。”这下更没有吃饭的胃口了。我问：“那你是推迟来呢，还是不来了？”发了两次，那边再无声息。
只得把新发现尸体和“中青”不来两件事情都告诉给杨，杨沉吟了一下说，当初觉得这稿子可能做不出来，是因为家长只是怀疑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毕竟碎骨头有可能是去年清理现场时遗漏的，但是现在发现了尸体就不一样了，足以对那17个人的死亡数据提出质疑。她决定立即去找刚回来的大脑袋商量能不能发稿。
等待的感觉很漫长。
15日中午，再次找孩子家长。刚坐了十分钟，现场就打来电话说，又发现一具尸体，是在3月26日发现菜刀的3号尸坑———14号晚上，驻马店警方开来20多辆车，对现场进行勘查。其间家长问带队领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初确认17人死亡，还做了DNA 检测，现在这里又会发现尸骨？在场领导答不出来，只说立即送公安部再做检查。
真相在那之外（3）
15日再去现场，已是人山人海地把现场围住。第二具尸体有部分头颅，也是相当完整。邓博士说，从证据要求极其严密的法医角度来说，这两具尸体不可能是上次勘查后遗留下来的，遗留的只可能是碎骨头，而不可能是这么大的尸块，法医也不可能？##业揭桓鐾仿腿范ㄉ绷艘桓鋈私岚傅摹＊？/p》回宾馆的路上，一个孩子家长突然从人群中把我们拦住，悄悄告诉我们，当天早上县里已经在各单位开会说来了两位记者，一律不得接受采访，她先生在县里任职，知道我们来了，专门让她出来找我们，提醒要小心，说完话后立即走了。
我跟邓博士站在街上，互相看看———后来才知道，去年11月家长们曾找过《武汉晨报》同行，他们对此案进行报道的时间比《北京青年报》还早一天。这次得知又来了两位记者，县里以为又是《武汉晨报》的，因此一边通知各单位，一边让几个宾馆查武汉来的人。但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回宾馆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照片和DV全部发回北京；因为事情已经基本清楚，邓博士决定马上经郑州返回北京。
邓博士走后，又有家长找到宾馆，让我住到他家去。我想这朗朗乾坤的，不怕。家长说县里到处在找武汉来的记者，我一听心里更踏实了。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现和等待后，终于在15日下午接到了杨的电话。她说尽管对我们单独调查这件事情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但是大脑袋考虑了半天，还是决定先发消息。
接完电话，兴奋的我又发了条短信给她：“真是爱死你们了，你，大脑袋，都爱！”她受不了，马上训斥我：“别得意，还不定能发呢！”我说：“我不是得意，是自豪！看看“焦点”和“中青”吧，我真为“北青”自豪。”———我没有任何贬损同行的意思，大家在不同的位置难度也不同，这一点非常理解，但是我的自豪也是真话，一点不假。3文章发出去那天，接连接到多条短信，有的是同事，有的是朋友，告诉我要小心，调查完事情马上离开那个地方。网上的评论对河南和河南人的指责又多了起来。其实我觉得哪儿有那么玄，事情的风险在于稿子能不能突破脑子里的界限顺利见报，而不在于能不能在平舆安然行走。
写完那篇消息，我就在连夜赶焦点稿子，一共写了4000多字，围绕的都是当初确定的死亡数字是否正确这一核心问题。
这时候受害家属向警方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重新组成调查组对新发现尸体进行调查，二是重新对尸骨和家长DNA 做检测———如果尸骨是17个孩子之中，那么当初家长们接受的尸骨和骨灰无法解释；如果尸骨不在死亡名单上，那么当初定的死亡数字同样无法解释。这是一个悖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答案当然隐藏在去年11月的结案过程中。究竟是结案太匆忙还是“DNA 出错”？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肯定有一天它会暴露出来。
稿子写完后，我离开平舆赶到郑州，第二天早上回到北京，看到那整版的《解读“平舆杀人案”死亡数字疑团》。棍表姐是那篇焦点的编辑，文章被她修改过后，文理清晰、逻辑严密，比原稿好。
之前总担心文章不能见报，到4月17日总算放下心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这篇充满计划外的变化和变化中的刺激的稿子，算是这么多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阿魏看到了我们连续的报道，发了条短信：“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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