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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7日，蒋介石同张学良发生激烈的争论，张学良痛哭陈词，但丝毫不能改变蒋介石的态度，蒋表示他的“剿共”政策至死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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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各种形势交错的影响下，西安事变就发生了。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软禁了蒋介石。“事变”的消息当天由国民党驻潼关的樊松甫军长将张学良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送南京政府。当时为什么张学良没有向南京发电呢？主要是因为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学良等将领很焦急，所以急电樊松甫说蒋介石“失踪”。南京接到樊转来的电报是12日下午3时50分。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即到12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通电说这次捉蒋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电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中心点是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1米1花1书1库1 ；www。7mihua。com

　　　　当时，宋美龄正在上海以航空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向各级官员了解情况。孔祥熙首先得知蒋介石“被绑架”的消息，随即直接找到宋美龄，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她在震惊之余决定马上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乘夜车返回南京，翌日上午7时抵达。

　　　　宋美龄一到南京，看到的情况是“薄雾中南京有股异于往常的混乱味道”。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11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开会，一直开到深夜3时，接着马上开中央政治会议。基于维护政府威信，也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部分国民党员大骂制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俱焚”。最终会议决定快速、严厉地实行报复行动，立即向西安开战，轰炸这个城市并且进军西北。会议还决议免张学良职，交军亊委员会严办。南京政府这的一决定最受日本的支持，日本是希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宋美龄到达南京的这一天（13日），南京收到张、杨发来的电报，明白表示蒋介石是安全的。张学良另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在他致孔祥熙的电报中说：“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在他致宋美龄的电报中说：“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

　　　　在南京，实际上是两股势力在发生作用，亲日的为一方，亲英美的为一方，客观上却起着不同的作用。亲日的，当时以何应钦为代表，不论他们是从何种目的出发，表面上似乎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对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强硬的态度，而效果上却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犯。相反的，亲英美的，当时以宋美龄为代表，不论他们是从何种目的出发，表面上似乎是站在张、杨的立场上，对张学良、杨虎城采取“软弱”的态度，而效果上却有利于国内团结抗日。

　　　　宋美龄到了南京后就马上卷人了这场交锋。宋美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呢？“在这一段日子里，美龄经受着可怕的精神折磨，但她在白天的时候却从不表露出来，她与霭龄住在孔家公寓。事情发生后霭龄立即来到南京，她意识到自己的作用，意识到作为大姐会给别人带来最大的安慰，因为她确信蒋介石没有死。美龄忙得不可开交，连哭的时间都没有，她也不会轻易地哭。只要蒋介石还有活的希望——在等待的那段日子里，她从未失去过希望——她便负有巨大的责任，不能推卸。她需要去战胜许多不同的暗流：激进派——她丈夫也算在内——诚意地认为，对叛乱者采取强硬的手段就是捍卫国家的最螅�利益；阴谋家则企图在大难中篡权，许多守旧的中国人无论意图如何，只热衷于施些小权术来消磨时光，这对于头脑敏锐、受过西方熏陶的美龄来说简直是发疯。更有甚者，上述这些人都将她视为一孱弱女子，不得不找理由来掩饰她非理智的举动。一个女子采取行却又并非出自于个人和情感的原因，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看法歪曲了他们认识美龄的眼光，甚至还驱使他们怀疑她的话。无怪乎美龄心中极力压抑着那些在他们看来必须控制的自然情感。但她在几小时的睡眠中，这些情感便压抑不住了。孔夫人后来告诉美龄，只有在这一时刻她才流泪，她大声哭喊，泪水浸透了枕头。”具体的，宋美龄在稳住南京政局、沟通宁陕对话、亲赴西安救蒋等三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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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稳住南京政局方面，宋美龄做了三件事。第一，她同何应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宋美龄反驳“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她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何应钦则说宋美龄，“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宋美龄感到极度的气愤，她回敬说“她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第二，她说服国民党内那些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而附和何应钦主张的人。宋美龄向这些人解释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她说：“惟目前处置西安事变，若遽张挞伐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全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她要求这些国民党军政人士，“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第三，她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事变发生后，黄埔系将领派代表见宋美龄，要她拿主意。于是，宋美龄就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宋美龄向他们说明未明事变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勿伤感情；在人们怨恨愤怒的情况下，希望他们不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同时向他们交底，她已派人到西安了解真情。宋美龄一再向这些黄埔出身的将领说：“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遭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宋美龄的工作稳住了南京的政局。“蒋夫人巧妙而又大胆地对付南京政府的官员。”这些工作也只有宋美龄这样特殊身份与地位的人才能做得到。这在客观上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接着，宋美龄设法沟通宁陕对话。由于消息阻塞，真相不明，使宋美龄无法考虑出解决的对策。因此，必须尽快求得沟通南京同西安之间的联系，以便寻求解决事变的途径。宋美龄打电报给张学良，她准备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协调关系。同时，宋美龄要孔祥熙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指定电台一处，以便能随时取得联系。13日夜晚，接到张学良欢迎端纳去的电报后，14日早晨，端纳担负着宋美龄给的他的使命飞抵西安。端纳到西安后，马上会见了张、杨，将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交给张。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指出：“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宋是希望张本着以往与蒋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慎重考虑。端纳从张、杨处了解到西安方面的抗日救国的诚意。他又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在当天下午5点钟见到了这位外国人。其忠义是令人感动，他说，见到自己没有失却这位朋友，蒋介石眼里充满了泪水。”端纳向蒋介石谈了南京方面对事变的处置办法，并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除了叮嘱蒋保重身体之类的话之外，还特地对蒋说及“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蒋，何应钦妄图借机置蒋于死地。蒋介石当时见信后禁不住咧嘴哭了。14日傍晚，端纳电告宋美龄，报告蒋介石平安，“居处甚适”。宋美龄始发现解决事变的“第一次希望之曙光”。15日，端纳离开西安飞到洛阳，用电话再向宋美龄报告“西安之真相”，包括蒋介石的安全状况和张、杨的意图，并说西安方面盼她和孔祥熙到西安去磋商释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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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主战派为了阻止西安与宋美龄的联系，放出空气说：“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2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何应钦操纵下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会后，何还装模作样地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向西安，派飞机入陕狂轰滥炸。对此，宋美龄深感问题的严重，如果内战一爆发，正合日本心意，她认为：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所以，宋美龄认为蒋介石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于是，宋美龄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这种讨伐行动，另一方面马上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手令。蒋介石在接到端纳的报告后，既害怕何应钦的讨伐将会危及他个人的生命，又想利用讨伐这张牌来要挟张、杨早日放他，故只给何应钦下了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主战派也拒不执行，说这是蒋介石“屈服与劫持”而下达的命令。到了18日，事变前夕被蒋任命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指挥的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到南京，并要南京与西安之间防止裂缝扩大，各种各样的攻击性宣传都要停止。这样，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暂时停顿下来。

　　　　接着，端纳也回到南京，向宋美龄详尽地报告了情况。为了在释蒋问题上进一步展开对话，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商讨后决定宋子文以个人身份先到西安活动。20日上午，宋子文同端纳一道飞抵西安。“蒋介石躺在床上看到子文走了进来，一下子百感交集，话都说不出来。子文递给他一封蒋夫人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子文三日后若不能返回南京，我一定去西安与你同生共死。委员长感慨涕零，不能自制。子文示意少帅和端纳离开，让他们俩单独待一会儿。这俩人密谈了半小时。除别的以外，蒋介石告诉宋子文，扣他的人读了他那本日记后，对他态度有所改变。日记中他宣称最终总是要抗日保国的。他还重复了端纳的警告，即最严重的威胁不是来自反叛者，而是来自亲日派，他们现在正为把西安连同蒋一起炸掉作最后的准备。当晚，子文同少帅又到蒋的住处，三人展开了顽强的讨价还价。蒋介石便勉强同意了反叛者们提出的最重要主张：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创建抗日统一战线。蒋坚持只有先放他回去协议才能生效。”

　　　　到西安后，宋子文真真切切地看到共产党人在事变处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共产党与张、杨的密切合作，证实了来西安前既已得知的共产党的态度和主张。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对事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12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提出了解决这一事变的基本方针：“（1）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政府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同时，提出对蒋介石的处置意见，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放他。应张、杨电邀，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于12月17日前往西安开展工作。宋子文到西安后，周恩来等分析了情况，认为争取宋子文，对解决事变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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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子文在亲自了解到事变的情况、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安全状况后，认为事情的解决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鉴于张学良、蒋介石双方的态度，宋子文认为当下宋美龄是劝说蒋介石的最佳人选，他必须尽快偕同宋美龄返回西安。21日，宋子文回到南京。

　　　　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宋美龄亲赴西安救蒋了。为什么宋美龄要亲自赴陕呢？宋美龄得知西安方面绝无伤害蒋介石的意图及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后，感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极大。而摆在宋美龄面前的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主战派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形势仍有逆转的可能；另一个是蒋介石的脾气暴躁，容不得张、杨的这次行动。根据端纳告知，蒋介石拒绝同张、杨进行谈判，并以死要挟张、杨。如果这样的话，和平解决事变就会遇到重大的困难。对此，宋美龄感到有亲赴西安一趟的必要。而当时的形势仍很紧张，内战随时有可能爆发，赴陕的风险很大。张学良曾来电表示：“如果内战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供保护。”主战派恐吓说西安是“充满流血与火的赤色世界”。南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对于这一切，宋美龄全然不顾，她为着她那个阶级与集团的利益，求得同蒋介石的直接联系，承担了风险，去胜任这个别人无法完成的使命。“蒋夫人还确认到，现在是她涉足于对立的双方进行调停的时候了。无疑，双方都有许多各自的道理，但若没有蒋夫人的影响，恐怕双方都不会有心去倾听另一方的见解。”＋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飞赴西安。飞机将要在西安机场着陆时，宋美龄把她的左轮手枪交给了端纳，说如果张、杨的部队要抓她的话，就请端纳开枪把她打死。端纳一面答允，一面笑着说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对张学良“不存怀疑之心”。当晚5时30分，飞机着陆，摄影师连忙拍照。“当时的情景也确实值得记录在案。他们乘一架福克式三引擎飞机，无线电天线迎风嗡嗡作响，在泥土地上滑行了一段终于停了下来，疲倦的乘客们走下飞机，周围是戴着老羊皮帽、高举着火把的东北军士兵。蒋夫人把耳朵遮住以抵御蒙古刮来的寒风少帅穿着一身熨得笔挺的军服，从火把圈外走了进来，朝美龄深鞠一躬表示欢迎。”

　　　　宋美龄到西安后，第一个行动是与蒋介石会面。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他们见面时的情景：“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那时，蒋介石仍想以死来威胁张、杨，不肯同张、杨进行谈判。对此，宋美龄是比较理智的。她对蒋说：“此后君不应该轻言殉国。君之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她还告诉蒋，只要处理得宜，事变可以马上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蒋介石在这熬难的日子里，一直由他一贯遵循的那种传统的、个人的英雄主义所支撑；美龄则站在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上，倘若一个人只抱有一种信念，能坚持多久呢？不管怎样，美龄再一次来到蒋介石身边，她总是能帮助他将严格的信念转化到急迫的变通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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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美龄的第二个行动是会见张学良。她责备张学良不该以为用武力就可以使委员长就范。少帅辩解说：“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他们谈了很久，张学良出于面子，对于美龄在给丈夫写的两封信中流露情感表示赞赏，他在蒋介石被抄的信件中读到过这两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