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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作者：杨树标杨菁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杨树标，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与当代台湾史的教研。著有《蒋介石传》、《宋美龄传》、《抗日战争史新论》、《民国要人家事》等20多部，发表有关论文100多篇。

　　　　杨菁，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当代台湾史的教研。独自或合作撰写了《宋子文传》、《百年宋美龄》、《宋子文家事》、《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等10余部论著。

　　　　内容简介：

　　　　者杨树标是中国大陆研究蒋介石的著名学者、浙江大学教授。本书以“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为题，全面地、全过程地讲述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作为、作用，展现了中华儿女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英勇杀敌的悲壮场面，对蒋介石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同类题材中值得关注的一部。

　　　　书摘正文

　　　　第一章蒋介石从“剿共”的位置上转过来

　　　　1．“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寇入侵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标志，也是蒋介石从“剿共”的位置上转过来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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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比较了解的。早年（1907年），蒋介石留学日本，对日本的国情开始有了了解。据记述：“盖当先抵日之后，道途观察，虽仅及其表面，然可窥见日本政府施行新政之效力，故决定除在学校学习一切外，一有余暇，即竭力设法以研究日本军事、政治、工商、市政及外交上各种方略之内幕，并往参观各种机关之管理，录之于书，而备他日改造本国之借镜。”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赴日，对日本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一年9月29日，蒋介石携张群、宋子文及副官孟超然、留日同乡孙鹤皋、机要秘书陈舜耕等离开上海去日本。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1927年10月4日编撰的报告书《国民党统一问题》记载：“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日由上海来到长崎，目下去云仙静游，虽然宣称还要去美、德、法等国，但由于正在为将来划策之际，所以欧美之行，尚难肯定。”这一天，蒋介石对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将来之计划。且余之友人居日者甚多，欲乘此闲暇之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与日本诸名流相晋接，此外则并无何等之目的。关于此后之事，尚无何等决定。现拟赴云仙小住，暂事静养。”蒋介石到达日本后，到云仙宝塚、奈良、神户、大津、箱根大涌谷、小涌谷、汤本、芦之湖、河口湖、热海、伊东、东京等地转了一圈。他认为：“日本进步之速可惊，社会秩序与教育亦均有进步。未至日本以前，以为其物质进步，精神必衰退；今乃知其兴盛犹未艾也。”他很感慨地说：“日本建设猛进，不知吾国何日乃能臻此耳！”他认为日本对华的方针归纳起来有五点：“（1）满蒙经济发展。（2）满蒙为日俄战争牺牲所得来；日俄之战，为东亚存亡之战。日本之侵略中国，即基于此观念之误，而漠视中国革命进步之环境。（3）投资满洲交通实业，谓中国人皆受其惠。（4）不在政治上吞并满洲，致担负义务。（5）须保留其在满洲之权利。”他又认为日本对华政策有三点错误：“（1）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2）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3）利用无知军阀，压制民众。”。19zs。

　　　　10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要求日本方面对于其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反省，呼吁中日圆满合作。蒋介石首先说：“中正遵奉中国国民党孙总理之遗嘱，从事于中国国民革命，与贵国人士暌违久矣。此次辞职周游，先来贵国观光，对于各种事业之进步，良用钦佩。至个人此来，辱荷各界人士竭诚优遇，尤深感谢。”接着，蒋介石说了一大段话：“窃忆我孙总理尝称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无论在任何方面观察，均有唇齿相依之关系。中正深信贵国国民，希望我中华民族之解放与独立，必较他国国民尤为真实，且贵国人士提倡中日两国之亲善，已有多年，惜乎未得其道，故至今尚难实现。此我两国有识之士莫不引为憾事者也。中正尝以为欲期中日亲善之实现，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障碍为何，厥为中国国民所共弃之军阀也。”“惟其间有不明中国国情之国家，不顾东亚之安危，徒眩惑于目前短小之权利，利用我国民所痛心疾首之万恶军阀，以间接压制我民众，阻挠革命与新兴势力之膨胀，而连结国际永久不解之仇恨，以贻我东亚民族无穷之耻辱。”“吾人确信我中日两国根本之亲善，非利用军阀所能成功，亦非少数人互相结合所能奏效；必待我两国国民与国民间，有自动的及自觉的精神之团结，乃能达其目的，是以吾人今后努力亲善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之援助，是实为我革命进行莫大之助力，亦即我两国根本亲善之良谟也。否则军阀之恶势力一日不除，我国国民必多增一日之痛苦，国民革命之完成固因之延长时日，而我两国之亲善亦无从实现，其影响于东亚全局之大，固不待言，而最近世界之战祸，亦将胚胎于其间，是诚足为我两国前途忧也。”
第3页　：
　　　　日本对蒋介石的呼吁置之不理，正如日本产经新闻社古屋奎二所说：“日本军阀充耳不闻，毫无接受之意，只顾疾足狂奔，一如预言所指——把全世界卷入了战争的惨祸。”

　　　　这次在日本，蒋介石开始了一些实质性的接触。蒋介石通过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进行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蒋介石同田中义一会谈是11月5日下午1时30分在东京青山私邸进行。蒋介石与张群同去，日方佐藤安之助陪席。谈话经过由佐藤记录，并于同月14日由日本外务次官出渊函送驻华公使，驻上海、汉口及奉天各总领事参考。这次会谈中，田中义一表示对蒋介石“将不惜充分援助”，其先决条件有三个。一为蒋介石必须反共。田中义一说：“日本对贵国之内争一切不加干涉，然在贵国有共产党跋扈，则断难旁观。”二为蒋介石必须“不牺牲日本之权利”。三为蒋介石“先行巩固南方”。田中义一说：“时至今日，最善之策，依然是先统一长江以南，俟基地巩固，再着手北伐。”田中义一又说日本并未帮助张作霖，只不过“日本之所愿惟在满洲维持治安而已”，换句话说，你蒋介石可以北伐打张作霖，不过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必须照旧，蒋介石不仅把田中义一作为“前辈”看待，而且对田中义一所谈明确表示：北伐可以暂不进行，日本在华的权益可以维护。蒋介石说：“本人如共产党跋扈则再起，否则纵令孙南下亦决心不再起”，“军队内有共产主义者侵入则不胜寒心”，“对于不可从今立即北伐之高论，全然有同感，俟南方巩固而后北伐，亦然”。“首相言中曾谓不得牺牲日本之权利，本人亦相信在中国之日本利益如得安全，则中国之国利民福亦可安全，两国之利害毕竟共通者也。”不过，蒋介石认为必须进行北伐打垮张作霖，“则满蒙问题既易解决，排日亦可绝迹”。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同日本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1）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2）蒋决定反共到底。（3）日本支持蒋政权。（4）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又说：“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日后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据说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官邸保存的档案中，有此次会谈的一问一答的记录。当田中义一问蒋介石“来日之抱负”时，蒋说：“余之意有三，第一：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心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胥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第二：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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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1928年，当蒋介石率部举行第二次北伐时，5月却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5月1日，北伐军克复济南。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日侨，出兵占领胶济路及济南，企图阻挠国民革命军前进。蒋介石一面严令部队注意军纪和各军驻扎原地待命，一面派蔡公时及随员十余人到日本驻屯军福田师团部交涉。不料，“五月三日，我军于占领济南后，正从事渡河北上之准备，日军突然袭击我军，围攻我交涉公署，惨杀我交涉员蔡公时，全市邮电机关亦被占领，复向我提出，济南我军一律解除武装，及附近二十里以内不得驻兵种种无理要求，且不待我答复，即开炮轰城，我军不得已退出城郊，军民死伤万余，财产损失无算，造成我民族史上奇耻大辱”。蒋介石在《誓雪五三国耻》中说：“日本人那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对于我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样的暴行，谁亦想不到的。这次日军暴虐的行动，就是世界各国，也都晓得了他们是一种最野蛮的军阀。”对此，蒋介石一面同日本交涉，一面命令部队“绕道渡河，继续北伐”。就交涉来说，经过11个月的周折才解决。日本方面不得不承认：“济南事件以来日中邦交处于断绝状态中国正在大举排日，贸易也已停止，尤其是与中国交易繁复的大阪经济界简直是一筹莫展。”“解决这样事件的条件，照例是采取使对方道歉、赔偿，并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但是，解决济南事件时日本方面的方针是：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也可同意。”♀米♀花♀书♀库♀ ；__

　　　　尽管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侵华行径有这么早与这么深的了解与认识，但南京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做的却是“攘外必先安内”。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中就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生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使命。”

　　　　当时东北的敌我态势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其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中国挑衅。而中方，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玉祥、阎锡山，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关内，其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七八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买，转过来反张，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显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纥达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的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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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回沈阳后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到沈阳时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3到了9月12日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电告说，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有以下三种。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于9月23日致电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说：“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第二，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既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