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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纪的王安石-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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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道继统（5）
王安石的这种超前思想未能得到友辈的认可，后来却在宋神宗那里找到了知音，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感化了宋神宗。《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二百三十三载有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王安石与神宗的一段对话：
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
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则异，道理何缘异？”
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
上曰：“诚如此。”
王安石认为，佛书与六经理无二致，因为真理本一，不以地域之异而异。这是借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人性本一，故其理无别，佛虽异域，亦人也。神宗对此完全赞同，借用禅宗习语说明“言语虽别，理则是一”的思想，这也是对王安石之说的解释与发挥。王安石则进一步指出，只要是合理的，莫说出自异域圣贤，即便出自鬼神异类亦不可改。
既然王安石认为夷夏之变、伦常之坏、财利之争皆不足以构成反佛的理由，因此他虽然也说过针对异学的话，却从未公开反对佛教，这在当时以醇儒自命的儒士中是非常罕见的。
王安石对佛教的态度是公正的，措施也是适宜的，既不排斥，也不纵容。这种态度不仅超越了那些盲目反佛的前辈和朋友，也胜过了后世程朱一派的道学家们。王安石主张通过吸收佛教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来发展儒家思想，从而使儒学蓬勃发展，宋神宗像最终超越佛教的水平，重新获得统治地位。发展儒学不能靠故步自封，不能靠排斥他派，不能靠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只能通过更加积极地开放精神来发展壮大，这是王安石复兴儒学的基本思路和战略方针。靠排斥、贬低他人来显示自己，只能是适得其反，使自己更加落后。可惜王安石的这一思想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当时在他的周围都是一片排佛之声，使他在儒门之中十分孤立，而早年的他又不愿意放弃重振儒学的理想投身佛教，这就使他不得不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之中，跋前疐后，进退维谷。
实际上，王安石成为了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道分水岭。在他以前，儒学家大都以拒斥佛教来反佛教，基本是继承韩愈；在他之后，道学家大都以窃取佛教来反佛教，基本上是师承李翱。前期的反佛派虽然偏执、狭隘，但基本上是真诚的，只是效果不佳。后期的道学家则一方面盗用佛教的核心理论，一方面大力批判佛教，虽然效果很好，但这种做法毕竟不光明磊落，违背了一个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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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之道（1）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夏，王安石经过深思熟虑，进献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他指出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治不清、外困夷狄、财力困穷、风俗衰坏，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人才缺乏，其次是制禄太薄，不足以养，迫使官吏廉耻日毁、贪污盛行，再则是风俗大坏，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又不得理财之道。这些见解应该是切中时弊的，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得到仁宗的回应。
王安石为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知道，仁宗宽忍柔弱，非有为之君，因而他的建议得不到采纳，不过他自己也有责任，即他虽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强调以培养人才为核心措施，但并未拿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其建议未免落入空疏，缺乏可操作性。举贤才毕竟是前人已经说烂的老话题，不能说有多少新意，尽管他说得比较具体，却也难以收到打动皇帝之心的效果。
王安石认识到，以传统儒学作为经世济民的武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开始留意经学，试图从先王之道中寻求改革的理论基础。经过数年的努力，他的思想开始成熟，新经学的框架已然确立，而且一整套方案在他的头脑中渐渐成型。
然而，历英宗之世，胸有成竹的王安石却屡召不出，一是因为他确实有病，这与他常年读书太苦、积劳成疾有关，以道德自任的王安石是不会有意装病的；二是他觉察到英宗皇帝体弱多病，又与太后关系不睦，在这种情势下，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像韩琦那样上下和融、左右周旋、力保天下无事不是他之所长，更不是他的目标。
王安石乐天知命，不慕富贵。他知道，时机未到，妄求进取必难有所成就，因此宁可守道以终，也决不折节求荣。他也知道人才缺乏是国家的一大弊端，于是讲学授徒，倾尽平生所学为国家培育英才。然而宋神宗的登基却使王安石的生活为之一变。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四月，宋神宗赵顼登基，从此北宋历史上新的一幕拉开了。
宋神宗虽然只有二十岁，却是一位英气勃勃的有为之君，他的个性与王安石颇有契合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他少年之时便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当宋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的侍臣韩维、孙永都是王安石的好友，经常向他谈及王安石如何志节清高、如何学识渊博、如何才气过人，因此王安石在宋神宗心中早就留下了一个高大美好的形象。因而神宗即位不久，便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也默领圣心，自此不再推辞，慨然赴任。圣君贤相，龙虎风云，因缘聚合，一场天回地转的大变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自此正式参与大政，成为熙宁变法的主持人。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下简称《长编拾补》）记载，神宗初遇王安石，便道：“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王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王安石明确地指出经术就是经世务，表明他的经术不再是那种儒家的空疏无用的经术，而是与世务打通的体用合一的实学，一种以先王之道为名的新经术。
也是在《长编拾补》中，王安石与神宗论治国之道，神宗问治国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曰以择术为始，神宗又问唐太宗何如，王安石则言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不足为道。王安石劝神宗以尧舜为法，行先王之道，表明他要选择的经术不再是儒术，而是切实可行的先王之道，其实就是他所新创的新经学。
王安石所讲的尧舜之法，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空中楼阁，而是最为可行的平实简易之法。他指出“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因为“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只是后世学士大夫不能通了圣人之道，不加钻研，误认为尧、舜高不可及而已。“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意思是说圣人立法是按照大多数人（中人）能够接受与理解的水平而制订的，绝不是依照少数觉悟最高的人的标准设立。“以中人为制”，就是考虑到大多数人的要求，这样的法令才是易于推行的。简明扼要，易知易守，这一立法原则不知是尧、舜确实有此思想，还是王安石自己悟出来的，估计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反正确实极有价值，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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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之道（2）
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要求为准，是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原则，也是设置新法的主要依据。据此，王安石与神宗共同主持大局，一项项新法相继出台，有力地扭转了多年以来的积弊，使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与提高。
当时朝廷面临的两大难题，一是贫，二是弱。贫则收支不抵，国库年年赤字；弱则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这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是给国家带来了洗不清的屈辱。而贫与弱又都是相对的。宋朝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岁入数倍于汉唐，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只是开支过大，故入不敷出。宋朝的军队数量庞大，多时过百万，从数量上讲，远远超过了辽与西夏，只是战斗力奇差，几乎每战必败。财富而贫，兵多而弱，成为宋朝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时的人们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如何解决问题却是见仁见智。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就是紧紧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并且卓有成效。
王安石的理财思想颇有新意，他认为财用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理财未得其道”，而理财的主要途径是开源而非节流。早年，他就对理财之道有深刻的见解。他在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任鄞县县令时给时任江淮荆湖两浙制置发运判官的马遵写了一封信，即《与马运判书》，在这封信里王安石集中谈了他对理财之道的见解。
他首先指出：“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费出无节，开支太大，这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但不明生财之道是更重要的原因，这恰恰是大多数人没想到的。他又指出：“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这是王安石理财之道的核心思想，意思是只有依靠一个更大的环境，才能让一个单位或地区富裕起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有开放、只有对外交流才能富足，才能发展经济。一个家庭要富起来就必须依赖国家，一个国家要富起来就必须依赖世界，整个世界要富起来就须依赖天地。这里，王安石触及到了财富的本质，他认为财富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流的范围越大，就越可能富足。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又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强调了依靠天下人的劳动来生财，正可与前说相互补充。劳动生财人人皆知，交流生财就属于商品经济意识，颇有超前性了。
他还指出，如今关起家门与子女相互交易，即使是将子女的钱财全部赚过来，也不能富裕。近世所谓言利之道，只不过是门内相市而已，以此治国，怎么会有效呢？他对专门搜刮百姓的生财之道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认为那些凭借权势剥夺百姓的人，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永远也富不起来。他在这里也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理念，即是闭关锁国、地区封锁，不过是关门相市，这样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把经济搞上去，“市场经济”必须是开放的、流通的。
王安石还建议将京师驻军的一部分散于诸郡，避免京城粮食价格猛涨。他借古人之言，称天下之兵“犹人之血脉，不及则枯，聚则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势也”。由于分兵是为了养兵，其中也包含着粮食与经济的运转问题，因而也可以说经济同样需要血脉流通。血脉流通，就是要合理流动，合乎中庸，无过不及，不及则枯，枯则必贵，过多则聚，聚不及散则滞，价必过贱。经济就像人体血脉一样，只能流通才能合理发展，流通就必须打破关税壁垒和地区封锁，这也是王安石经济思想的超前性的体现。
《与马运判书》集中体现了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他后来对此有所补充，并将之付诸实践。出于促进经济流通和交流的考虑，他坚决反对垄断。在任鄞县县令时，他就对朝廷的盐茶专卖制度提出了批评。在《上运使孙司谏书》中，他对孙司谏令吏民出钱收捕贩私盐者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海旁之盐，虽日杀人而禁之，势不止也”，诱人相互告发，不仅会使百姓“陷刑者众”，而且会败坏民风，使无赖乘机报复，骚扰渔民，渔民失业，则必为盗贼，导致社会###。他还作《收盐》一诗，控诉这种制度对渔民的扰害：
富国之道（3）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
穷囚破屋正嗟欷，吏兵操舟去复出。
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
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
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在诗中王安石指出正是因为官府严令禁制私盐，才导致民不聊生、坐为盗贼，他认为朝廷不应当与民争利、不应垄断盐业。
在提点江东刑狱任上，王安石上《议茶法》并《茶商十二说》，力陈垄断之害。在《议茶法》中，他指出：“国家罢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于方今实为便，于古义实为宜。而有非之者，盖聚敛之臣将尽财利于毫末之间，而不知‘与之为取’之过也。”他反对桑弘羊的专卖制度，认为这是与民争利的不仁之事，也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不智之举。在《茶商十二说》中，他指出国家依靠个别巨商进行垄断经营的十二大坏处，强调垄断不仅对百姓有害，而且对朝廷不利。
他在《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法利害见寄》一诗中指出：“永惟东南害，茶法盖其首。私藏与窃贩，犴狱常纷纠。输将一不足，往往死鞭杻。败陈被杂恶，强卖曾非诱。已云困关市，且复搔林薮。”茶法陷民于罪，刑狱纷纷，私藏私贩，皆受其害，负责运输者一有亏欠损耗，往往受罚死于鞭刑。茶叶粗劣不堪食用，却强行推销，不仅使市场萧条，而且茶民常被骚扰，山林也不得清静。
王安石反对垄断、主张自由经济的立场是一贯的，他不仅反对政府垄断，也反对巨商大贾和豪强地主的垄断，他饱受非议的抑制兼并的主张同样是基于反对垄断的立场。他有《兼并》一诗，对秦始皇鼓励兼并的政策表示不满，对“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的现状深表愤恨，对那些认为“兼并可无摧”的俗儒不以为然。因此，王安石的抑制兼并一方面有主张自由经济、发展生产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有主张平等、反对豪强过于盘剥下层百姓的用意。
尽管王安石极力主张抑制兼并，但在具体措施的实行上却非常冷静，并不主张强行剥夺富户的田产分给贫民，因为这样做是不可行的，而且会加剧社会冲突。当时李觏、二程等人都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以解决土地不均的问题，王安石对此表示反对，这说明他并不是一个迂阔好古的腐儒，而是一个清醒而现实的政治家。他指出，富室兼并之家也不是一无用处，“播种收获，补助不足，待兼并有力之人而后全具者甚众，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民？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苏辙等人代表豪强地主的利益攻击王安石为“小丈夫”，说他“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这完全是恶意诽谤。
抑制兼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富户破产，而是要减少他们的不合理收入即垄断利益，使贫民不过于受害，从而达到天下皆利的目的。行青苗法是为了抑制富户的高利贷，以利息较低的国家贷款取而代之，减少剥削，方便贫民。设市易司是为了稳定物价，抑制富商大贾的垄断，防止他们欺行霸市，保证小商小贩和消费者的利益，其本意并不是为了与商贾争利，更不是以国家垄断取代富商垄断，至于实际执行中是否出现了问题，兹不备述。均输法的实施同样是为了保障供应，减少浪费，同时限制富商大贾的非分之利。
上述法令实施后，基本上达到了抑制兼并的目的，由于这是通过经济手段和平地实现的，即便豪强富商及其代理人心中不满，也没有直接对抗和作乱的理由，这比采用政治和暴力手段强行平分土地的阻力小得多，对社会也是有利无害。而对于这一切，王安石早就已胸有成竹。他早年作过一首名为《寓言》的诗：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种孰不给，倾粟助之生。
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富国之道（4）
其中已经具备了以贷款等经济手段挫抑兼并的思想。王安石当政后颁布的与经济有关的法令几乎都包含着抑制兼并的意图，募役法也包含了平均负担、不使中等户独受役法之害的意思，其中也让原来出力的下等民户减半出钱，并无单独对付豪强的用意。
但是，新法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照王安石早年的意图进行。譬如青苗法，除了借贷给穷人外，还强迫富人也借贷，这样就违背了自愿借贷的原则，显然是不太合理的。这样做不仅有违“赈贫乏”之意，也使守旧派找到了反对此法的理由，激化了社会矛盾，扩大了变法的反对势力，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这一做法究竟是出自神宗，还是王安石，难于知悉，依照上诗，王安石推行借贷的目的是为了“赈贫乏，挫兼并”，防止豪强大户的高利贷盘剥，这种借贷是面向需要借贷的贫民的，并非专门针对大户强行取息。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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