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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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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
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在站台对面的一个土坑里。
大约九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车票，从车下钻过去之后我立即融进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得车厢里水泄不通。我坐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找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截车厢爬了进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票，四十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庄。
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1956年和1957年两次回家探亲我都来过这儿，五七年还在淑敏家住过半个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离着淑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去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着鸡往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淑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俩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
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她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喜。这时我倒有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她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她了，所以这次见她才表现出如此的惊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脸却发烧。我支吾了一声，算是和她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她再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她家，也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她家她会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缩缩进了她家。没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一进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两间的套房，里间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间是客厅，所有来她家的客人都在这间房接待。她的父亲是医生，除了她的父亲还保持着家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其他人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她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有，并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气干燥，我又长年在露天劳动和工作，能不黑吗？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时不时地插句话。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我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这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见了我叫姐夫，成天围着我转，可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审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随意的：喝水吗？自己倒；或者是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么说什么。这天晚上她给我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退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话。我看见她有时候直着眼睛看我，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捏着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我已经不配她了！行了，见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日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说，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见……
我是九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问了我一句：这么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她母亲就没再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明天来，早晨八点钟来……
我没回答她。还有必要来吗？我心里这样想。我只是说了句你进去吧，回房去吧，就转身离开了她。但这时她弟弟跑了出来，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住里屋去。
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已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我当成他家的一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可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我在他家时说，我是回北京探亲的，顺便在石家庄下车来看看的，此时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谎：不行，有一个朋友在旅社里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车，明天早上再来。
离开淑敏家，我在心里想着：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与她见一面就行了，我们的缘分尽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辗转一夜未眠，早晨起床后鬼使神差地我又往她家去了。
我舍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我想问一句，她愿不愿等我，愿不愿和一个囚犯保持恋爱关系。我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并且还要请求她：不要抛弃我，我是真正爱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将来成为我的妻子，那就再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妩媚的脸，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她的笑容，听听她说话的热烈亲切的声音……
我往她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她母亲，她姐姐。她们在买菜。看来，她母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生，22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她们母女大清早出来买菜，是为了给我和淑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淑敏的父亲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犹豫了：我是个右派，劳动教养的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见淑敏？淑敏是大学生了，将来的中学教师或者大学教师，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我会毁掉她的前程的，会毁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找一个好丈夫，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28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圄，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护和接济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见见我的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他们的家在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解放后国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姐家门口，我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1957年的夏季，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争，到了11月，我就被定为右派。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之中，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仅仅是旧职员，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不叫我做教练了，也不叫我当裁判了。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仅仅在兰州体委工作了两年，可是在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那时候兰州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我给学生们上课。兰园有全市唯一的一片灯光篮球场，每一场兰州市的或者省级的篮球比赛，都是我执法，满场跑，动作漂亮，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我走在街上许多年轻人认识我，叫我兰园裁判。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稿人，写过介绍五六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规则的文章，写过介绍小足球的文章。我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重大的比赛，我坐在球场边上对着麦克风解说，电台现场转播比赛。但是，定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抬保温桶，抬开水，烧开水。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现在在水房遇见我，这样跟我说话：李祥年，把水烧热了，我们要洗衣裳。李祥年，这水没烧热，怎么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么累，气却不好受。我一生气干脆就不干了，不管领导怎么批评我都不干了，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馆听人说书。于是，到了这年六月的一天，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态度恶劣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领导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他们原计划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带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应。我说，我不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党对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开除公职的干部允许其自谋生计自寻生活出路。我要求自谋生计。不等领导说话我又说，这是党的政策，我按党的政策办的，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我要告你们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党中央。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
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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