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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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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去就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上海女人|0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罗,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义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建义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他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地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窣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糊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入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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