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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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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兴和三十几名病号躺在一间地窝子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地窝子没门，他们把一位来明水后死掉的人的被子挂在门上，遮挡风寒。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挪到门外的沟坎下躺着或是坐着晒太阳。关于寒冷，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自从来到夹边沟，他们的房子就没有生过火，没发过炉子，没发过煤炭。
但是，10月中旬，领导突然宣布，从明天起，每月的口粮供应降为15斤原粮！
右派们惊得魂飞魄散！
以前他们吃30斤，零零星星饿死人。到了这年的夏收之后，口粮降为24斤，新添墩每天都要饿死人，现在降为15斤，人还能活命吗？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是戴罪之人，连句吃不饱的话都不敢说，谁也不想罪上加罪。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到开荒修渠的工地，然后就站着，坐着，或在田埂旁躺着，他们真是干不动了。管教干部们也不催促干活，他们也明白，一顿吃不上半斤粮食，干不了活！耗了几天，领导就干脆宣布停工，并动员右派们挖野菜，挖草根充饥，想办法活命。
病号们更惨了。他们无力去挖野菜，捋树叶。他们喝完了每天供应的半碗面糊糊就只能躺着了。他们知道，死亡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那些原本健康的人已经在死亡了，他们还能幸免吗？
他们静静地躺着，尽可能节省体能的消耗，以延续时日……
这是10月底的一天下午，王永兴和他的伙伴们在地窝子里躺着。天气太冷了，晒太阳已经没有了意义，干脆就钻在被窝里不出来。突然一阵风刮进来，原新添墩作业站的副站长赵来苟挑起门帘走了进来，大声说，梁书记看你们来了！他的话刚落，夹边沟农场的党委书记梁步云就走进来了。
赵来苟的意思是要病号们坐起来或者站起来，迎接领导，但是病号们躺着没有人动一动。于是他又喊了一声：听见了吗，领导来了，起来！快坐起来！
有人坐起来，大多数仍然躺着。赵来苟生气了，瞪大眼睛嗯了一声，要发脾气，但梁书记用目光制止了他，问，你们怎么都睡着呀，怎么不挖野菜去？
石玉瑚躺着说了一句：我们走不动。
赵来苟也说，这是些病号，在新添墩就病了。
梁书记说，嗯？病号？转移之前就病了？那怎么不住院治疗？
赵来苟回答，这些都是老病号，场部医院没病房，没住上医院。
是吗？新添墩还有这么多病号没住院吗？梁书记说着，向王永兴弯下腰来：你得的啥病？
肝硬化，腹水。
多长时间了？
一年。一年零几天。
没住过医院？
住过三个月，出院了，秋天又犯了。
再犯就再去看嘛。不住院硬抗，能抗过去吗？
看过了，没床位，病房都住满了。
梁书记不再说话。顺着过道走了几步又走回来，对着赵来苟说，这要想办法呀，这么冷的气候，风这么大，就这么躺着，能挺过冬天去吗？
赵来苟说，梁书记，这话得你说，我说了不顶用。
梁书记和赵来苟走出去了，右派们就突然活跃起来。石玉瑚说，你们猜一猜，梁书记能想出啥办法来？王永兴说，能把我们送到夹边沟医院去吗？有人说能，梁书记说话还是顶用的，只要他说送，就一定能送过去。但有人说，那可不一定，我听说夹边沟的医院里病号塞得满满的。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了，有人谈起梁书记的历史，说他原是定西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因为右倾错误，去年反右倾撤了职调到夹边沟来当个副书记……但是大家的议论被赵庭基的到来打断了。赵庭基一进来就沮丧地对王永兴说，我又叫人偷了。王永兴问什么叫人偷了？他说今天收到家里寄来的十多斤熟面［2］，未及吃一口下肚，叫人连面口袋连大衣偷走了。问怎么偷的？他说把炒面拿来后挂在墙上，还盖上一件大衣，上个厕所回来熟面就不见了，大衣也不翼而飞。王永兴听了心疼得不得了：哎呀，你这个人呀，都是啥形势了，你还把熟面挂在墙上去上厕所……又是一念之差？我上次就想跟你说，病号队队长官锦文，人家是长征干部，延安时代彭德怀司令部警卫团的团长，解放后担任天水步兵学院战术系主任，在夹边沟和我一个组，大夏天在地里劳动，衬衣外头还穿个毛背心。管教干部就起了疑心，叫调查怎么回事，查来查去才知道，他背心里头缝了个口袋，里边装着些从家里带来的钱。人家那么大的干部，一个月还不挣你半年的，都把钱带在身上，防贼偷！把你个教员有多少钱，还卷在行李里头，把熟面挂在墙上！你真是谦谦君子呀！赵庭基连声叹气，懊悔不已……
梁书记来过的第二天，一辆汽车朝着夹边沟农场驶去。梁步云亲自开车，车上挤着二十几名病号和他们的行李。
夹边沟农场的场部是劳改犯们1954年建成的。机关办公室是四栋白色的平房，两栋一排两栋一排坐西向东，场领导和各股室的干部们在这里办公。办公室北边依次排列着干部宿舍、干部家属宿舍、医院、仓库，但这些房子都坐北朝南。再北边是农业大队居住的四合院。这个大院还包括杂役们的作坊，修鞋组、木工组、理发组。与四合院相邻的是磨面房、粮食仓库。仓库外边有一条通往新添墩的公路，路北是菜地。
场部办公室斜对面隔着马路是基建大队的四合院。
往日的夹边沟农场场部还是很热闹的，除去新添墩和长年在外边搞副业的，这里大约居住了一千五百名劳教分子。可如今这儿只有二三百名病号和一部分农业队留下来灌冬水的人，再就是几十名杂役，大有人去楼空之感。
按着原先劳改队的规划，夹边沟农场只有三四间房的卫生所：一间医生办公室，一间治疗室，一间药房……根本就没有住院部。由于从五九年开始病号大增，卫生所便在农业大院辟了几间病房。如今病号房扩充到了十几间。好在人员都到明水去了，原先的农业队宿舍改成了病号房。这批病号到达后分散到七八间病房里。王永兴和石玉瑚被安插在一间住了三十多名右派的大房子里。
一进病房王永兴的心就踏实了一下。这间病房有三间房那么大。它一面是门，三面是土炕，土炕相通，成“凹”字形。三十多人住在炕上的确是挤得密不透风，就像去年初冬在银达乡抢修水渠住在社员的草棚子里一样。但这是热炕，炕有三四个炕洞，右派们从麦场上抱麦衣子［3］把它烧得很热。地下还用土坯砌了一个炉子，烧着无烟煤。他在其他右派挤出来的窄条条上喘息着铺好被褥，身上就出了汗，筋骨就舒展开来。顿时他心里就流过一股幸福得要晕过去的感觉：看来是冻不死了！
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躺着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蜷缩着身躯，手脚从来没有舒展过。已经两年多没睡过热炕了，更不要说火炉了。每天从田野上劳动回来，吃过了饭就赶紧钻进被窝。房子里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饭盆里边的粥吃到最后就冻上冰碴。
这里蛮好，穿着棉袄坐着一点儿也不冷，一动弹就出汗。
幸福的心刚刚平静一些，一位右派韩大夫就来给他检查病情。过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药片。他问那人，你是护理员吗？
那人嗯了一声。
邓大夫在办公室吗？
邓大夫到明水去了。
咦，我没看见过呀，我就是明水来的。
下放到大田劳动去了。
为什么？他很是惊讶。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犯错误了……那人支支吾吾走出去了。
旁边一位老病号告诉他，一次上边来领导视察，问怎么死了那么多病号，别人都不说话，邓大夫直不楞登回答，营养不足，啥药都救不了命。视察的人前脚走，他后脚就被赶到大田劳动去了。
不再挨冻了，吃的问题就强烈地凸现出来：还是吃十五斤粮。虽然蔬菜多了些，做的也比明水的大灶精细了许多——胡萝卜切成小丁丁和面糊糊煮在一起——但肚子还是填不饱。一脑门子想的就是吃，成天心里饿得急了了的没有着落。十多天后腹水见少，人瘦得成了一张皮，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一天，他到麦场上去抱麦衣子煨炕，回到病房就躺下了，他觉得心跳得很急，要晕过去的样子。但就在这时，门外护理员的声音喊，王永兴，你父母看你来了。他慌慌张张哆哆嗦嗦爬起来，还没下炕，门就开了，他的白发苍苍的父母亲出现在门口，手里还牵着小男孩。他凭着想象判断那是二儿子兆远，他离家时才3岁。母亲还没坐下就呜呜地哭起来：我的娃呀，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呜呜呜……儿子被他的模样吓坏了，怯生生站在门口不过来。老父亲把儿子拉过来，说，叫，叫爸呀，你叫呀……孩子叫了一声爸，但接着就哇的一声哭了。他伸出手去摸一下孩子的头说，我把你吓坏了吧？他没抱孩子，他的心酸酸的，他怕吓着孩子。他扭过脸问父亲，你们怎么来的？父亲也在别人让出的炕头上坐下，抹着眼泪回答：坐了一天一夜火车。他说，我是问下火车以后怎么来的，这几十里路？父亲回答走来的，走了一天。他说，从酒泉县到临水公社有班车……坐到临水再有十多里路。父亲说，不知道嘛。他说，走乏了吧？父亲回答，乏倒是不乏，兆远不叫我和你妈抱硬要自己走。倒是天气冷得……把人冻坏了。他说，上来，上来，炕上坐下……
王永兴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心酸，但此刻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哽咽着嗓门说，爸，妈，我是个不孝之子……叫你们……受苦了……
母亲像是啸叫般地哭了一声：哎……我的娃呀……
儿子也哇哇地哭。
父亲却抑制住眼泪说，娃呀，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怪你，这不怪你。世事的变化，命运的沉浮，不是人所能掌握的。我们就盼着你平平安安地出去……
他说，家里的事我一点也出不上力……
家里你就不要挂念，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
王永兴泪如雨下。
父母在夹边沟呆了一夜，第二天就回去了。依王永兴的想法，父母走了长道，应该多休息一天，但是父母在他的铺上坐了一夜转天就走了。父亲说，原想多住一天的，但没想到你这里吃的这么难肠，不能再住了。多住一天，三口人要多吃两斤粮，我们走了你就没吃的了。
父母亲给他带来了七八斤熟面，五六斤蒸熟后晒干的甜菜，还有一包煮熟后晾得半干的狗肉。
父亲一再解释，你不给家里写信，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情况。还是遇到了赵庭基的父亲，才知道你……吃不饱，匆匆忙忙把狗杀了，就来了……
王永兴知道父亲是在说谎，家中的情况仅就宰狗一事便可了如指掌，如果有粮食存着，谁忍心宰狗呀！熟面是啥好东西，仅才带来七八斤！但他没有揭穿父亲的谎言，因为他的确需要家庭的支援。他只是为父母来到夹边沟饿肚子而深为不安。父母来后医院的伙房开了两次饭，父母和儿子共同喝了他的那份糊糊，而把路上吃的干粮留给他吃。
他没有送父母，他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他只是站在医院外边的马路上告诉父母亲怎么走；看着父母转过一座沙包，他就回病房了。
父母带来的食物可是救了他的命。他把食物锁进自己带来的一个小木箱里——把里边的书拿出来——一天吃几调羹。在吃食物的问题上，他可是吸取了别人的教训：许多人接到亲友们寄来或送来的食物，禁不住饥饿的压迫，饱食一顿，尔后就绝了来源而丢掉性命。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管多么饥饿，食物多么诱人，都坚持细水长流。
他是这样加餐的。利用提开水或者打饭之际，从伙房的院子里偷几个冻硬了的胡萝卜或者莲花菜叶子，夹在大衣里拿回来，用小刀切碎放在饭盆里，放在炉子上煮；然后打开木箱，取两调羹熟面，抓一把甜菜干，再放两条狗肉干放在火上煮，全都煮软了吃下去。到了11月的末尾，院子里什么菜也没有了，发现房顶上堆着很多晒干的莲花菜叶。他用铁丝做了个三杈钩爪，拴上行李绳子，借着黑夜抛到房顶的菜叶上去，扒下几片菜叶子。这样偷菜总是有收获的，几乎每天都能搞到几片菜叶了。
煮加餐也是有风险的。有一天医院的陈院长查病房，一眼就看见炉子上的饭盆，生气地说，一些人的送命，就是吃烂菜的结果。饭盆没收！王永兴很着急，忙忙地央求；陈院长，那不行呀，你把我的饭碗没收了，我拿啥打饭？陈院长把食物端出去泼了，把饭盆还给他，说，再叫我看见，就绝不客气！
饭盆是不敢再用了，他只好用两调羹熟面和一把甜菜丝换了一位县公安局长的一把壶盖上有丝扣的铁壶，用来煮食物。他以为拧紧壶盖煮菜不会被人发现，岂知又遇上陈院长抢救病人，陈院长一进屋就闻见了狗肉的香味，径直走到炉旁打开壶盖。他勃然大怒，瞪着王永兴说，又是你煮的烂菜叶子吧！王永兴忙否认，说不知是谁煮的。陈院长连喊了两声谁煮的，就扔在地下用他穿着翻毛皮鞋的脚后跟踩扁了。
踩扁了不行呀，还得想办法！他又用两调羹熟面换了一位病号的铁皮奶粉盒，拧上一根铁丝做把手。这次他不在炉子上煮食物了——每次被院长发现都要惨遭损失，他心疼得不得了——而是把奶粉盒塞进炕洞里煨烧。这种办法既简单又保险，好久也没被院长看见。但是糟糕的是父母带来的熟面和甜菜都已告罄，还剩了点狗肉干，还舍不得几顿吃掉。这时伙房顶上的菜叶不知怎么的也不见了。
好在有一天中午他在外边转来转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突然发现猪圈的墙根里扔着一堆莲花菜根。菜根外边已经干枯皱巴了，里边还有点柔嫩的心子。他抱了一抱回来，耐心地用刀子削去干皮，再剔去带有筋络的一层，把中间还没干透的根心放进奶粉罐里，再放上一丝丝狗肉，塞在炕洞里去焖。焖软后撒点盐吃。他很感激夹边沟的炕洞，在家乡永登县，炕洞是留在墙外边的，而夹边沟的炕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盘出来的，炕洞留在房间里，不出房门就可以焖菜根吃。
还有一天，他提个篮子去麦场提麦衣子煨炕，见场边上抛着一具驴头上剥下来的皮，两只毛茸茸的耳朵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他估计这是炊事员或者杂役们偷宰了农场的驴，若是饥肠辘辘的右派，决不会扔了驴脸皮。他记得小时舅舅说过的话，民国十八年，古浪县裴家营的人们把农具上拴的皮条和鞋上的牛皮掌子煮着吃了的事。他如获至宝，将驴皮放进篮子，敷点麦衣子盖好，拿回病房，烧水烫洗了毛垢，放在奶粉盒里炖烂，再加上少许盐末就着吃。还舍不得一次吃完，一次吃一点一次吃一点。吃了三四天，还剩小半罐了，他又添满了水，放在炉子上炖着，去上厕所。谁知便后回来，罐头盒竟然不翼而飞了。四壁张望见一名叫王彦的榆中县老师手里端着他的罐头盒正往嘴里塞东西。他喊了一声，你这是干什么，有你这样的人吗？王彦苦笑一下，脸色变得惨白，说，你已经吃几顿了，我吃点就不行吗？我也想保命呀！王永兴没说第二句话，默默地躺在炕上。他闭上眼睛，还看见王彦那惨白苦笑的脸在他眼前晃呀晃呀。
时间已是12月上旬，医院病号们的情况更为严峻：每间病房每天都有一两个病号死亡，原先健壮的人也都衰竭了，躺倒了。死者被人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抬到门口放着，有专人用架子车［4］拉走。拉人就像拉麦捆子一样，一个摞着一个，一车要拉七八个人。早些天人死了还拉远一点，拉到沙梁的背后去埋，近来死的多了，埋人的人也没力量了，拉到房后边的沙坡上就埋了。
对于死亡，领导也想了很多办法，每间病房派来两名身体健壮的看护——以前留下来的劳改释放后的就业人员、杂役、被称为拐棍的分队长们 ——给病号打饭端水，端屎倒尿。不叫他们动弹，节省哪怕一点点体力。伙食也有所改善，粮食一点也没增加，但每天要宰几只羊，给大家增加两顿羊肉汤。但一丝肉也看不见只漂着几丁丁胡萝卜的清汤能有多少营养呢？死亡不仅得不到控制，越发加剧——病号们的体质状况已经衰竭之极，不可逆转了！
石玉瑚死了！虽然他的家人通过邮局寄来了几斤熟面，但已经晚了，无济于事了，吃完那些熟面之后就告别了人世。在王永兴的印象里，这是个为人正直、不屈非议的人。在病室的同伴们一个个不声不息撒手人间的当儿，他也奄奄一息了，但是，当医生来给他打针的时候，他却推开了医生的手。他也拒绝吃药。看护给他拿来维生素之类的药片，他不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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