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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另一项预言是：“学者们将来会发明出冷却热带空气的方法，或者是使热气流到寒冷地带去，然后让南、北极的冷空气流到热带来调节冷热，使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适合人类居住。”
　　我每次听到这类乐观的科学预言总是倍感兴奋，不过我没想到预言会那么快应验。因此，当我在6　年后听说法国的学者们真的利用海洋来调节气候时，还着实吃了了惊呢！
　　那一次会面，当我与他挥别时竟格外感到依依不舍，似乎已预感到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的预感竟不幸成真！
　　贝尔博士在1922年8　月3　日去世，遗体就葬在本市雷山顶上，说起来这个地方还是他自己选的，记得某次他指着山顶说：“海伦，那就是我长眠的地方。”
　　他很坦然地说了这句话后，还随口朗诵了一段布朗宁的诗句：流星飞，在云际雷电闪，星云交会处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贝尔博士去世的消息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丧失了一生最珍贵的友人。
　　当我们结束长程的演讲旅行后，疲累地回到连杉，我和莎莉文老师都不禁对未来感到茫然而不安。我们的经济越来越桔据了。过去，洛奇先生定期支助我们生活费，在老师结婚之后，这笔生活费便减少了一半。我们本希望靠稿费来弥补，可是无法如愿。
　　我们的贫困并不是秘密，有人自动表示要帮助我们，钢铁大王卡内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我们的事情，1911年他获悉我们在经济上有困难时，曾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赠给我们一笔款项。
　　法拉把这件事转告了我，我请他在不失礼的情形下予以婉拒。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心想不必倚仗他人，照样可以活得下去。
　　虽然我拒绝了，可是卡内基先生仍然非常客气地请我好好考虑一下，只要我认为需要，他随时愿意提供给我一笔款项。
　　又过了两年，一次我与老师前往纽约，卡内基夫妇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卡内基夫妇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他们的掌上明珠玛格丽特小姐当时年仅16岁，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我们正在谈话时，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内基先生又爱又怜地望着爱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耳边嘀咕着，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一面喝着红茶，一面很轻松地聊天，卡内基先生忽然想起来问道：“你现在还是不想接受我过去对你的提议吗？”
　　我笑着回答：“是的，我还不肯认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呢？如果你能体会到对方被拒后的感受时，你还会坚持已见吗？”
　　他的这番话，使我大感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他如此重视家人的感受与快乐，更是令我感动！
　　随后卡内基先生再次强调，只要我有需要，请不要客气，随时可以向他开口。
　　他又谈到我与老师的演讲，问我们要说些什么，人场券一张多少钱等等。
　　“我打算以‘幸福’为题发表演讲，人场券大概在1　至1。5　美元左右。”我如此回答时，没想到他竟说：“啊！这种票价太贵了，我想如果一张5　毛钱的话，就可以有更多收入。对了！就是这样，票价一定不能高过7　毛5。”
　　我与老师仍然继续着我们的演讲生涯。那一年秋天，老师接受了一次大手术，由于身体太虚，无法再继续旅行演讲了。幸好我在夏天写了五六篇文章，因此短期内不必求助于人。我苦撑了一段时间以后，却面临不得不投降的困境了。
　　那是隔年的4　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我们自己开车进城，天气忽然间变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觉老师生病了，而且相当严重。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没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好不容易才想到请旅馆的人派车送我们回家。一星期之后，我只好写信给卡内基先生求援。
　　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同时附了一张支票。他在信上说：“老实说，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优厚了。你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而德善，竟然肯给我这种机会，我觉得太幸福了。施比受更幸福，因此，应该说感谢的是我而不是你呀！”
　　就这样，我与老师暂时可以不必为金钱伤脑筋了，可是却发生了一件令我伤心的事——梅西先生和老师分居了。
　　梅西先生确实也很辛苦，不过导致这种结果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对于这些，我是不便发表任何意见的。


第三十节　热烈的反战运动

　　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在华盛顿，我们乘过摇摇晃晃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子每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
　　我们到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时，正值洪水刚过不久，路面仍有不少积水。我们虽然安坐车内，仍然可以感受到汹涌的洪水冲打着车厢。忽然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乘客们纷纷探头外望，原来有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在车厢上。水面上飘着许多牛马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搭乘的那列火车的车头，竟然拖着一株连根拔起的树木走了好长一段距离。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矿区的组织，有时也到工业都市去对劳工团体演讲。如此深入各阶层后，我对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认识，而且觉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以往我常想，虽然我又育又聋，可是仍然可以获得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天下无难事，只要肯认真去做，所谓的命运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许多困难都得力于别人的帮助。我如此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有疼爱我的父母亲，然后又得到莎莉文老师及许多好友的协助，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一开始时我并没有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现在，我深深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愿望，环境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贫苦的劳工后，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压力。
　　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只是更加强了认为人类应该自助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抱持希望，不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　月，我首次有机会横越美国大陆。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母亲能够与我同行，给我带来不少方便。母亲喜欢旅行，而我终于有机会让她一览东起大西洋滨、面迄太平洋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的第一站从加拿大的握大华开始，然后是俄亥俄州。途中曾一度转往伦敦，再回到密西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爱荷华，如此一路向中西部行进。
　　母亲在旅行中的兴致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爱上了旧金山的海滨，经常在黄昏时倘祥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如此迷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反。
　　我和母亲曾搭汽船出海，母亲又爱上了尾随在船后的海鸥。她拿出食物来喂它们，引诱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个天生的诗人，她以吟诗般的口吻向我描述落日余晖下的金门桥。她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的王者”，因为美国杉的庄严肃穆令人折服，尤甚于那些山川大泽。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愉悦，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
　　当我站在双子海角享受大自然的清爽空气时，母亲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后，我过去的悲哀、不快都一扫而空了。”
　　由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
　　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斯小姐陪着我。
　　秘书的工作委实不轻松，从演讲的接洽、订约，乃至修改日程，收拾善后等等各类事情，无论巨细皆由秘书一手包办。这些事情有时相当烦人，幸好汤姆斯小姐非常能干，做事利落，处理问题井井有条，如有余力还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虽然我们由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一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各地走动演讲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炽的趋势时，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些慈善的话了。这段时期，我常常在梦里看到流血、目睹杀戮而惊醒过来。就在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新潮有趣的文章，可是满脑子充满着机枪响声与军民惨状的我，哪里有心情写这些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应该极力让美国避免卷人战争的漩涡中。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处做反战演讲，可惜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鼓吹我们的想法，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当然，有不少听众与我们起了共鸣，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援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辞，赞美我是“时代的奇迹”，或称我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这个时候，只要我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视我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击。
　　听众里当然免不了有些人不同意我们的反战论调，再加上大众传播战争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弥漫着参战热潮。
　　当时我的失望真是无法形容！1916年秋，我终于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可是连杉也无法令人愉快，因为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去了，梅西先生也已离开（编者按：梅西先生于1914年与莎莉文分居），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又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疲劳与烦忧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个不停，医生劝她在冬天时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将是人各一方，再也没有能力雇用易安了，而我们又这么喜欢易安，舍不得让她走，她再一走，连杉的生活必定整个停顿。
　　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莉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
　　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代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忽然走了进来。他以平静温柔的态度向我倾吐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深感意外，但随即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表示：如果我们结了婚，他将随时伴着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原先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就去告诉她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
　　此后，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并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时则静坐书房，由他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房来问我：“今天的报纸上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撒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场恋爱便如此终结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终于也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气候相当寒冷，老师的病并没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待到翌年的4　月。她们在波多黎各其间，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我。
　　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　月回到连杉。不过老师的健康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有工作，我们存款当然一天天减少，我们计划把连杉的房子卖掉，另外找一幢较小的房子。
　　当真要离开一个居住多年的环境，那份依依之情真是令人鼻酸！室内的一桌一椅忽然都变得分外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书橱，还有我经常仁立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
　　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酒泪挥别，而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角了。
　　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惟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目前，这房子成为波士顿的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宿舍。虽然房子已经易主，但对于它，我仍然怀有一份主人的关爱。因为，那儿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精华的10年，有笑有泪，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第三十一节　拍摄电影

　　离开连杉，在国内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我们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的佛拉斯特丘陵区。在这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买下一栋外表不俗的小屋，它有着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沼泽之城”。
　　在此所说的“我们”是指莎莉文老师、汤姆斯、我，以及一只名叫吉兰的小狗。
　　经过长期的奔波劳顿，我们都渴望能过一段平静的生活。我学习在院子里亲手栽植树木。屋子的二楼隔出一间专属于我的小书房，四面都有窗户。我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为的是想读但丁作品的原文。
　　新居还没完全安顿好，我们却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而且希望我参加。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互相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里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放过？改编后的电影名为《救济》。
　　当年不辞跋涉、千里迢迢跑到好莱坞去拍片的那股劲儿，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或许因为我当时太天真了，一心以为自己的故事感人至深，观众们在欣赏此片时必然聚精会神，连呵欠都不敢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