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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胡国权的死，其实并不是因为劳动强度大，除了他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病之外，估计跟营养不良也有关系。我们连队是老连队，生活条件在农场里应该算是最好的了，但是，油、菜、肉很少，全连老老少少二百多口人，每餐的大菜锅里只撒上一小酒盅的油；常吃的一种菜是把萝卜叶晒干，加进辣椒淹成的咸菜。我们蹲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的时候，一笑都会把碗里的菜吹飞了。有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电，我们吃的玉米是没有碾碎的，混在少量的大米里一起蒸熟的，吃饭的时候，一边吃一边吐玉米皮儿。　。　想看书来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12）
我们一年就只能吃两三次猪肉。生产队的猪瘦得很，肉也老得很，杀一次猪，每个人能分一碗肉，一半是肥的，一半是瘦的。我把肉端回来先把肥肉狼吞虎咽地吃了，再慢慢品尝瘦肉。第二天早上，连队的厕所就排队，很多人都拉肚子。我们的男女厕所下面的粪池是相通的，那拉肚子的声音也是交响的。
　　有一天晚上，我就着马灯翻看着那本已经被我翻旧了的小说《红岩》。看到地下工作者闲来无事，在书店里吃着花生米聊天，我立刻口水直流，书也看不下去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花生米了。
　　1974年，上级允许每户私人可以养一头猪了。我们连的老工人多，私人养的猪也多。上边规定，私人杀猪要分一半给连队，没过几个月，我们连队几乎每个月都能吃一次猪肉了。可是那些新建的连队很多都是老知青带新知青，大家都不会种菜、养猪，经常要吃“韭菜一汤”，就是在米汤里撒点儿盐和一些韭菜就当菜了。长期以来，在大部分连队里，一年到头，油、肉、蛋和蔬菜几乎少得等于没有，又由于种橡胶的劳动强度很大，再加上西双版纳是瘟疫区，很多知青得了肾病、肝病或者疟疾等疾病。
　　1976年1月，我刚回到广州一年，就从西双版纳传来噩耗：我的好朋友，同班同学王开平出车祸去世了。他当时在九营的一个连队当连长，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他到五营旁边的寨子里买了一车甘蔗，又在五营借了一部带拖斗的四轮拖拉机把甘蔗拉回九营。在押车回山里的路上，拖拉机在一个湿滑的陡坡上突然打滑，向后倒。王开平从车头上跳下来推车，不幸被夹在了车头和打斜了的车斗的中间……知青同学们在山上给他开了追悼会，并给我寄来了照片。
　　看着照片，我想起一年前他送我回城，我们在九营路口告别时，他告诉我，他上次回北京探亲时，我妈曾对他说：“我们安哥太老实，他要是被人欺负了，你们可要帮他呀！”开平说：“阿姨，您放心，就因为安哥太老实，大家都会帮他的。”我妈又开玩笑说：“我们安哥可是跟上你才去的西双版纳，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跟你要人啊。”开平对我说：“你现在回城了，这我也就放心了，也算是可以向你妈交代了。”如今，他却永远地留在了西双版纳。
　　王开平比我大一岁，我属猪，他属狗，我们高中同窗三年，加上“###”两年，西双版纳7年，共相处了12年。他为人热心、诚恳。在西双版纳每逢同学聚会，他都会到傣族寨子去买许多芭蕉、甘蔗、菠萝或是芒果，光着瘦弱的脊背，挑回来给大家吃。他去世的时候是29岁，再过10个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再过一年多，就恢复高考了，我们“老高三”的同学很多都考上大学了，我想他如果健在，会去参加高考的，也一定能考上很好的大学，他应该去学无线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13）
记得在上高中时，受他的影响，我也喜欢上了自己动手装电子管收音机。有一次，我将全部材料都准备好，到他家去“总装”。他的收音机很快就装好了，而我的收音机却只会发出刺耳噪音，急得满头大汗，仍不肯罢手。直到他们家父母、兄弟都钻进被窝了，我才抱起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告辞回家。
　　王开平是我的好兄弟，32年来，我已经回东风农场六次，在那里他和凌瑜的坟墓是我和同学们最牵肠挂肚的。几乎每次都是我的老连长张良和好朋友张瞎子，陪我去给王开平和凌瑜还有林政莉和胡国权的墓锄草、扫墓。
　　从1973年以后，农场里通过各种途径回城的知青越来越多，有当上工农兵大学生的；有走后门当兵的；有因落实“父母身边没子女可以回城一个”的政策回城的；有“病退”的；尤其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后，大批知青考上了大学。于是，留在西双版纳农场的知青就更慌了。1978年由于一次医疗事故，一位待产的女知青去世了。这件事引发了知青们抬着女知青的尸体###，后来发展成大规模的抗议、绝食、请愿……
　　正是由于西双版纳知青要求回城的抗争行动特别强烈，才促使中央制定了知青回城的政策，才使全国上千万知青得以回城。1978年发生在西双版纳农场的事情，云南的“小四川”知青邓贤在1993年出版的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里已经都写出来了。他在这本书的开头就讲到我们北京55个首都支边红卫兵所做的一个“梦”。
　　我近年在与新闻界同行小朋友们吹牛的时候说：“要不是我们西双版纳的小知青们1978年###、绝食、###、请愿，就不会有全国上千万知青大回城。如果没有知青回城和其他大批落实政策的人们回城，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么大的社会基础，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哥哥我又在提虚劲儿了。
　　我第一次回农场扫墓是1987年4月。我与广州的作家舒大源和黄茵等人一起去云南老山前线采访。舒大源的叔叔就在前线当师长，他们部队正准备打一次大的战役。我们在进入前沿驻地的时候，还不时有对方的炮火轰隆隆地响，部队的司机很警觉地根据炮火声在盘山路上时快时停地开行。我们在阵地上采访了两天以后，上级传来消息说：中苏谈判成功了，中越双方也停火了。
　　我们在老山麻栗坡的烈士陵园采访的时候，正好是清明节，陵园的山上有许多烈士们的家属来扫墓。他们的哭声让我动容。在回部队的路上，我和陪我们一起来的作战部长老陈和后勤部参谋贾来朝讲起了我在西双版纳去世的同学。于是他们两位经请示领导后，在送我们回昆明的路上，绕道去了西双版纳给我的同学扫墓。在凌瑜和王开平的墓前，他们端起了冲锋枪，向着橡胶林上的天空，“哒—哒—哒—哒”地打了两梭子，那凄厉的枪声在山林里回荡。王开平的坟墓所在的橡胶林地下方，是九分场的小学校，小学生们也表情肃穆地聚拢过来。他们的老师告诉我，他们每年清明节都来给王开平和他旁边的几个知青扫墓。在和小朋友们一起合影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开平叔叔的照相技术比我好。”
　　2006年，东风农场“为了感念知青对祖国橡胶事业的贡献”，把当年在西双版纳去世的知青的坟墓，从各个分场的橡胶林地里迁到小街旁边的一个墓地里，还给每个人都竖了一个墓碑，一共有71个。因为李二兵的骨灰已经被父母迁回北京，所以这71个墓碑里没有他的。据说，还有些知青的墓找不到了。我的同学王开平和凌瑜的墓排在最前面。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不久前，有一个从北京来扫墓的女人趴在王开平的墓前哭了很久。她哭得好惨呦！（＇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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