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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不是吹牛皮-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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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上手术台。打麻药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因为伤口的血喷得太快，没法在伤口周边打麻药，所以要用局部麻醉。这种局部麻醉要从锁骨下面找到神经打药，更要命的是，她告诉我她只给人打过一次麻药，不知能不能打准，她嘱咐我说：“你感觉麻了就告诉我。”她拿针管从我脖子打进去，打到我的胳膊逐渐失去感觉。她问：“麻了没有？”我说：“麻了。”这时才动手术。手术也只是止住血，然后把皮###起来，而里面的筋并没有接上。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7）
那天跟我一起去砍竹子的老四川“何鸡母”后来告诉我：他们扛着竹子冒雨出来时，看见整个山峡被一棵大树堵死了，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在树冠边砍开一个洞才钻过来。
团医院离当地唯一的中学——农业中学不远，我们55个同学里有几个已调去当老师。我的同班同学刘安阳来西双版纳一年多后得了胃出血，胃切除了三分之二，那时也被调到农中当老师。我在住院养伤期间就天天去他那里。那时全国正在准备招收工农兵上大学，上大学当然要参加考试。于是，我就住到他的宿舍里复习功课。每天一起做“###”前的高考复习题，做完一道题就立即相互对答案。虽然我们已经有六年没摸过这些课本了，但重新拿起来，却觉得更加熟悉了。经过在西双版纳的劳动，好像脑袋更清醒了。
刘安阳的父亲是我国有名的地质学家。上次回北京探亲时，我曾到他家去串门。记得他家住在前海北沿12号，门前就对着什刹海，我和安阳游完泳以后，坐在岸柳下和他父亲辩论。我们觉得通过上山下乡将来读书会更好，但他父亲认为年纪大了对培养高精尖的学术人才很不利。那时我和安阳已经26岁了。
但没过多久就发生“白卷先生”事件，东北有个张铁生，考试时交了白卷反而成了英雄。于是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就取消了文化考试。能不能上大学，全凭“群众推荐”，当然最终还得领导拍板。我和安阳那一次都没有能上大学。1977年“###”后恢复高考时，刘安阳和林力都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时候，他们已经30岁了。
1973年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我妈交给我一封信，是廖承志伯伯写给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一位日本医生的，请她帮我联系住院接手筋。在积水潭医院，医生给我检查以后告诉我：手筋接不上了，只能动手术把指尖的筋抽下来固定在关节上。
在我住院动手术那段时间，认识了临床的北京郊区的一位很淳朴、壮实的小伙子，他的右手被卷进铡草机里了。刚住进医院的时候，他情绪很低落，经常看着自己失去右手的胳膊掉眼泪，但随着伤口渐渐痊愈，我们俩聊天聊得越来越投机，情绪也渐渐恢复了。他是个朝气蓬勃，很乐观向上的人。
伤口痊愈以后，我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的第一个关节能吃上劲儿，但第二个关节一碰就像触电似的发麻，好在食指的筋没有断，否则我就不能按相机快门了。不过，人的适应能力真的是很强的，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尽管我的手筋和脚筋都被刀割断过，但现在除了不能吹笛子以外，几乎什么都能做。
我和杨丽萍同台跳舞 陈凯歌来蹭夜宵
1973年，上级决定把我们五营和六营还有一营宣传队的骨干抽调去团部宣传队。我们队被调去的有八个小伙子。临别的前一晚，舞队的男一号，昆明知青余建新躺在床上兴高采烈地讲着以后的打算，这傻小子完全没有意识到大家愁云惨雾的心情。突然，张瞎子从床上跳起来，隔着蚊帐把余建新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余建新和张瞎子都哭了……第二天一清早，宣传队的二十多人都没有上工。送别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有的人还哭了，我们帮他们背着行李，一直送到大勐龙的团宣传队，帮他们铺好床才离开。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8）
没过多久，我们五营宣传队就解散了。我和张瞎子把留下来的十来个男生和女生安排到机务队、基建队。我被调去营里当青年干事。有时团宣传队需要我时，我也去帮着排演节目。这里我要说一句，无论在营宣传队还是后来在团宣传队，凡是写了入团申请书的，我和张瞎子还有团宣传队的队长上海知青张洛敏都不论出身全介绍他们入了团，前后有十多个。我当青年干事的时候，除了参加打土坯、上山砍柴的劳动以外，主要是做知青的工作，见闻很多留待后面再讲。
又过了半年，我也被调到团宣传队当队长，我的同学仲永和当副队长。团宣传队虽然也是业余宣传队，但已经没有生产任务了。团宣传队在大勐龙街子旁的山脚下，一个闹中取静的院子。东西是两排砖瓦房，北边是山，南边隔着一条土路就是流入勐龙河的一条小溪。我见大家无论刮风、下雨、日头晒，在院子里练功排练很不方便，便组织大家上山伐木盖练功棚。
我们进山砍树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我带着男生去砍做梁柱的大树，因为有我们五营的老队员华天礽和余建新等老手，我们很快就把木料抬下了山。我让潘驼背儿带一帮女生去砍一些作椽子的小树，她们走进森林后，蚂蟥马上就爬进衣服，用手掏进衣服里去捉蚂蟥，又当着潘驼背儿很不方便，非常狼狈。不过她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练功棚是我设计的。为了不影响舞队练空翻，我让舞队的队长小杨翻了几次，量了高度。中间的横梁距地面要有两米五高，我借鉴预应力的原理，把那两根近十米长的横梁向上拱，顶起支撑中梁的柱子，不仅高而且结实。那两根梁是刚从山上砍下来，很湿、很重，装上去可费了不少力气。打榫鍪、钉码钉等技术活都是我和潘驼背儿一起干的；排练棚周围还装了竹子做的练功的把竿。盖好的排练棚，既宽敞、又漂亮，还带着木料和草排的香味，大家都夸好。这排练棚后来还兼了防震棚。那两年云南闹地震，震中好像在通海、峨山一带，听说死了十多万人。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东风农场（也就是二团）有全套的铜管乐器，从小号、长号、大号、圆号到单簧管、双簧管、长笛、萨斯风都有。原来这些铜管乐器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1949年解放军13军在解放南京时，俘虏了整个国民###府乐队的全队人员，从指挥到演奏员一个不少。他们随即就加入了解放军。随解放大军南下，一直来到了云南。1958年他们就退伍下放到我们农场。这些乐器也就跟着他们来到了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我们宣传队的指挥和作曲余志刚还有第一小提琴手华天礽等人，曾经去小街的照相馆找过那位当年国府乐队的指挥，向他学习配器和作曲。他老人家那时常背着一部双镜头反光相机到各个生产队给大家照相。我们许多知青的相册里仍保存着他给我们拍的相片。30年后的今天，余志刚和华天礽都成为中国音乐界的领军人物了，余志刚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中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华天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9）
我们的舞蹈编导雷高谋、陈古群等也常去景洪的西双版纳州文工团学舞，我记得有个舞蹈老师姓马，是回族人，舞跳得特好。
有一次，我们重演一个老节目，余志刚翻来翻去找不到总谱。大家正着急的时候，范大成走过来，嗫嚅着向我们承认，是他为了考上海的一个文艺团体，把余志刚写的总谱当作自己的作品寄走了。我正要向他发脾气，余志刚却过来为他说情，说他再去把总谱写出来。要知道，那总谱可有两寸厚呀。
团宣传队不仅在大勐龙周围演出，还经常去景洪和思茅地区演出，也到过当地部队慰问演出。那时候，整个一师只有一团宣传队和我们二团宣传队最棒，人才也多，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和昆明的知青。1974年，我们两个宣传队都有不少骨干演员被省上的专业剧团或军区的文工团抽调走，留下的人都有些心灰意冷。于是，一师师部把我们两个团宣传队调集在一起，成立了一师宣传队。任务是编排一台节目去省会昆明去演出。领导让我当师宣传队的代理队长。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我们和州文工团在景洪的广场上同台演出，我们还共同排演了一个军民联欢的舞蹈节目。在这个群舞中，编导把我和杨丽萍配对。那时候，杨丽萍好像才15岁，是州文工团的学员，没想到她20年后成了全国最棒的舞蹈家之一。
那时候，陈凯歌和我的同学张承代都是师里篮球队的队员，他们的个头都在一米八以上。我们演出结束吃夜宵的时候，张承代拉着陈凯歌他们来我们这儿蹭饭吃。我们的夜宵是摆在露天舞台后边的一块平地上的，大家蹲着围成三圈，每圈中间摆着两三盆菜，有肉，有豆腐，还有花生。我把他们几个篮球队的安排在各个圈里，给女生的圈里多安排两个。他们篮球队的人食量比我们大两三倍，胳膊又长，伸手到盆里夹菜的频率也快。所以，他们一来，我们吃的速度也快了很多……大约10年后的一天，张承代从北京往广州我家里打电话，他说：“鸽子，你还记得陈凯歌吗？”我想了想，说：“不记得了。”“嗨！就是我们篮球队的……一团的……我还带他来你们宣传队蹭夜宵吃的那个……”“嗷，我想起来了，是斯文点的那个吗？”“是啊！他现在当导演啦！出名啦……”谁想到，陈凯歌现在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大导演了。
我们一师的宣传队因为是两个团宣传队合并的，所以阵容庞大，好像有六七十人，可谓是人才济济。无论是身材、相貌、歌喉还是台风，那真叫漂亮。乐队有三十多人，华天礽是第一小提琴手，指挥当然是余志刚。这么大的乐队，谁错了半个音他都能听出来。有一次，有人和他争辩，结果一查总谱，是那人抄错了半个音。我们的节目主要以两个队原有的保留节目为主，新创的节目不多，但我们把这些节目都重新抠了一遍，服装道具配齐，演员也合在一起，那气派就大多了。这台节目在春节前后到昆明等地巡回演出非常成功，省电视台还直播了，但是我没有参加。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30）
那年的元旦前夕，我们的节目已经排练好了的同时，我回城到广州的商调函几经周折也批下来了，我一分钟都不敢多待，把摊子交代给仲永和他们之后，打起行装就走了。我的商调函是按照中央关于“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的，可以调一个子女回城”的政策去办的。当时，我父亲已经从江西“五七干校”调到广东工作一年了。此前我的商调函已经被师部退回过一次。这一次，曾塞外给我介绍了一个在师部档案室工作的知青，让我亲自拿着商调函回团部找到领导，当面批的。
我到团部车队，找到了老朋友——北京知青“方块儿”（他的大名叫袁景玉，只因为他的脸长得方，体形也方，所以外号叫方块儿）。他把我让到火塘边，吃着他煮的东西，突然他开口说：“x！我们都是被你们骗到这鬼地方来的，你们北京55个回城，我不拉你们！”说归说，我走的时候还是搭的“方块儿”的车。
搭他车的人很多，他把我安排在他开的解放牌卡车的车头后面，坐在一堆木料上。迎着西双版纳湿润的山风，躲闪着路旁树梢的抽打，经过三天晓行夜宿的风尘来到了昆明。在昆明，我找在省里当了官的同学帮助开了介绍信，用农场给的路费加上行李托运费买了一张飞广州的机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转眼间我离开农场回城到广州已经32年了。想当年离开西双版纳的时候，我一分钟也不敢多待，生怕领导又把我扣下来。但回城以后，这些年却常常跟人谈起西双版纳，那里可是埋藏着我们数十万知青的青春年华的地方啊。岁月无情，如今我们这拨人都陆续退休下岗了。
这些年里，我利用去云南采访之便，又绕道回西双版纳东风农场6次了。
1990年，我在景洪街头拍照的时候，碰见原西双版纳州文工团的舞蹈老师，马老师正为游人拍照。我上前热情地叫他：“马老师！”他回头面带惊慌地看着我。我对他说：“我原来是二团宣传队的，当年曾经到州文工团里跟你学过舞蹈。我这次是从广州来的……”我还没说完，他已经警惕地看着我，返身收起他的三脚架，慌忙把相机和相版等东西塞进挎包，扭头走了。我惊呆地望着他那棱角分明的远去背影……我敢肯定，我没有认错人。
2003年春天，云南新闻图片社的摄影记者徐晋燕参与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庆祝建州50周年举办的摄影节策展。他的外号叫“冬瓜”，是我的老朋友了，他邀请我带着我在西双版纳拍的照片去参展。现在去西双版纳的交通已经很方便了，坐飞机当天就能到。在昆明转机的时候，我刚好和杨丽萍乘同一架飞机，她是参加州庆活动晚会的演出的。在景洪出机场的时候，见到来接机的“冬瓜”，他和杨丽萍也是老朋友，于是他把我和杨丽萍叫到一起，“不怀好意”地要验证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和杨丽萍同台跳过舞。我向杨丽萍自我介绍一番，并讲了当年的情况。她笑着点头认同了我说的情况，但是她说她已经认不出我的样子了，我说：“三十年前，那时你才十五六岁，我那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过了两天，冬瓜约我们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界朋友聚会，聚会的地点在一个邻街的楼上，楼下是一个摄影冲晒店。在店里我又见到了马老师，他正举着刚冲好的一条彩色胶卷，对着天光仔细地看着，嘴里嘟囔着对旁边的发烧友说：“我的镜头太短了，舞台上的杨丽萍显得太小了……”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一阵发酸。要知道，他当年曾经是杨丽萍的老师呀！
我没有再去打扰马老师。我从当地的摄影师那儿了解到，马老师是个回民，他虽然舞跳得好，但在政治运动中却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批判，开除了公职。“###”后，他也没有向原单位提出申诉，因为他没有什么文化，不会写申诉信。他就靠在景洪街头给游客拍照为生。现在，绝大部分游客都有了相机，而且还是数码相机。他的生意越来越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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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1）
密林里没有诗情画意
“###”前夕，苏联在西双版纳拍了一部电影，叫《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那是关于野生动物的纪录片，纪录大象、猴子、鹿、老虎和孔雀等在森林里的原始生态。这部片子当年的影响很大，因为那时的中国政治空气很浓，比如“四清运动”，各种政治学习，还有“抗美援越”。在那样的时代，这部片子就显得格外清新。不久，“###”开始了，全国都卷入了革命的激情里。但激情过后，尤其在1967年之后，我们这些毕业班的学生，年龄已经20岁了，既没工作也没事可干。在八亿人民八亿政治家的政治运动中，西双版纳给了我们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刚到西双版纳的时候，那原始森林，那云雾，还有傍晚在生产队场院上吃饭时见到那变幻着色彩的夕阳。傣族的佛教文化跟当时“###”的狂暴，形成强烈的对比，更加深了电影给我的神秘感。可能这就是我们那么多知青热情奔赴西双版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既有对政治运动的厌倦，也有对大自然的依恋和向往。
我们55个北京知青去得早，当地还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当地的生活水平也还好，所以虽然干活辛苦，但我们还是比较认同那里的生活。后来，很多知青耻笑那些当年到北京、上海、昆明和四川去招工的干部在动员会上形容西双版纳是“脚踩菠萝，头顶芭蕉”。那样作介绍当然不对，不过，我们1968年2月去到那里的时候，正是水果收获的旺季，在每个寨子都可以买到甘蔗、波罗蜜、芭蕉和菠萝，才两分钱一斤。而我们的工资是每月28元。即使是淡季，一般也能买到芭蕉、三牙果或者酸角。那时少数民族不用交公粮，所以，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可以的。
西双版纳属于哀牢山的余脉，这里没有很险峻的山。山上原本都是原始森林，森林里有数百年的大树，树下有茂密的灌木，空中有各种粗藤缠绕，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即使像篮球场那么大面积的一片原始森林，人走进去都会迷路。山里有大大小小的河流，河流都汇入滔滔的澜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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