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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抉择-第2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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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所谓吉祥之兆，已然成为中华王的孙露往往只是一笑了之。她知道当年武则天登基前天下也曾出现过众多的“吉兆”。武则天甚至还为此嘉奖过不少人。虽然说这些纷涌迭现“祥瑞之兆”，多多少少都是代表着朝廷内外改朝换代的民意已然蓬勃滋长。但孙露决不会就此当真，更不会拿这些无稽之谈来大做文章。因为她坚信所谓的“祥瑞之兆”不过是强权底下的一个衍生物罢了。是“祥瑞之兆”还是“妖孽作祟”，决定权不在老天爷手里，而是在握枪杆子的手上。没有足够的实力做后盾，再多的吉兆也是枉然。
虽然孙露本人对这些“祥瑞之兆”并不感兴趣。但各地省城的主要报纸还是将这些吉兆大肆渲染了一番。通过媒介的作用在短短两个多月间朝野上下改朝换代的呼声就被抄得高涨起来。迫于朝野间的压力，显德皇帝识相地连续两次下禅国诏，令汤来贺等人奉诏玺，引百官至首相府献纳。孙露当然是一次又一次地婉言谢绝玺绶，并作表谦辞。
至此孙露受禅前所需要做的准备已然完成得差不多了。无论是在民意上，还是礼数上均已达到了陈子壮等人理想中的状态。在他们看来现在已是万事具备，只歉东风了。然而此刻的孙露却并不忙着让显德帝下这最后一道禅国诏。因为她的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
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才刚刚结束不到半年的国会再一次被召开了。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国会的议员们并不是来此地提交他们的请愿书。而是来审议一份对后世发展产生极大影响的法律文件——《中华帝国弘武宪诰》。当然此刻的《宪诰》还未被灌上新名字。但与会的人都知晓这将是下一个新朝代颁布的第一份《宪诰》。
由国会来审议《宪诰》这样重要的律法，这在隆武朝时期是不曾发生过的。之前隆武国会的职权只限于审核内阁交付的预算以及征税提案。并通过国会议员各自代表的地方议会来控制地方上缴给中央的税收，从而使国会得以左右朝廷的财政权。其实从崇祯末年起，明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税收的控制就已经陷入了瘫痪。弘光帝在位时，南京朝廷对赋税的征收范围更是缩小到了江浙一带。两广、湖广、福建诸省虽毗邻京畿，却始终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这种情况直到孙露掌权的隆武时期才得以缓解。虽说从那时起南京朝廷有了关税、私掠金等其他收入方式。但地方上缴的钱粮依旧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地方议会的议员们，恰恰就是各地缴税的大户。
在隆武朝时期，各地方议会通过选举产生国会议员，并由国会议员代表该地区进京参加国会。由于国会是每五年一届，因此期间会由内阁向国会公布之后五年的计划。并以该五年计划为蓝本制定朝廷的五年预算案。再由这五年预算案来决定各省份在之后五年内所需向中央上缴的税收份额。而省一级的地方议会则能决定其所属范围内各州的税收份额。至于朝廷每一年的预算和结算，则由常任的上国会来进行监督调整。这样一来帝国的纳税人便能通过国会、议会为平台来决定自己缴纳的钱该怎么用。
起先还有不少官僚士大夫担心过给予国会财政权影响中央的税收。甚至还有人认为缴税的缙绅会以此来刁难朝廷。但通过将近六年的实验证明，由国会控制财政税收不但不会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反还能极大的提高税赋的使用效率。因为同不事生产的官僚们比起来，议员们更关心的是税收使用的实际效率。他们是决不会象官僚那般，拿自己的血汗钱去慷他人之慨。也不会同意花大把的银子去做些华而不实的事情。当然在这种制度下，就朝廷来说，要想随便增加赋税项目或是提高税赋额度，确实会比从前困难得多。
而如今孙露让国会来审议《宪诰》，无疑是又给予了国会一项新权利——立法权。虽说新的《宪诰》是由内阁和司法部制订的，国会这次的审议也有走过场的味道。但从制度和程序上来说，国会确实是拥有了一定的立法权。当然此时此刻的国会议员们对于这个新权利还未完全适应。但比起当初拥有财政权时来，议员们则更多了几分的自信与好奇。
这一日，国会虽还未召开，议员们却已早早地来到休息大厅等候了。虽然众人数个月前才刚碰过面，但这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变故却让他们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一干议员在相互寒暄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唏嘘一番现实的局势。而在这种私下的交流中，各方的派系也越发明显起来。
岭南、江南、川湘、晋豫，人们依据各自所处地域划分着各自的派系。当然这种派系也不是渭泾分明的。至少复兴党的得势让各方势力均巴结起了岭南的财阀们。不过王霖生等江南一系的财阀们，这次倒是一反常态地显得异常冷静。他们虽客气的向众人打着招呼，却并没有象其他人那般屁颠屁颠地巴结粤党。而是颇有风度地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国会的召开。
“王会长，王公子，二位来得可真早啊。”满面红光的贾敏则高声唱了个诺道。
“原来是贾会长啊。罡儿啊，还不快来见过你贾伯父。”王霖生客气的回了个礼，回头向儿子嘱咐道。
“侄儿见过贾伯父。”王罡恭敬地朝着贾敏则作了个揖。神色之中比起那日在太湖山庄时多了几分自信，少了几分轻狂。虽说他的父亲乃是上国会议员又是江南商会的领军人物。但王罡能以二十五岁的年纪出任国会议员依旧是件难得的事。这其中亦少不了他自身的努力与魅力。
“噢哟哟，王闲侄如今也是国会议员了吧。真是虎父无犬子啊。王会长您能有这么一个孩儿，真是羡煞老夫咯。”贾敏则上下打量了一番王罡后，打着哈哈赞赏道。
“那里，那里。贾会长您真是过奖了。犬子尚且年轻，日后还须诸位长辈多多提点才是。”王霖生谦逊的客气道。
“咳，那里还谈得上提点啊。现在的世道是年轻人的天下，我等都是老骨头了。”贾敏则撇了一眼对面被众人包围着的几个年轻议员，摇着头说道。
顺着贾敏则目光，王罡打量起了那两个宠儿道：“廖富麟，二十八岁，台湾高雄人，隆武四年当选议员。其父廖添丁为台南米行魁首。陈同泰，三十一岁，广州府人，隆武初年当选议员。据说是新安陈家的远亲。”
“王闲侄可真用心啊。恩，不错，他们都是粤党，哦，不，应该是复兴党人。”贾敏则跟着长叹一声道：“这也难怪，天下都让人家打下来了啊。”
“贾伯父，准确的说这天下应该是中华王殿下打下来的。”王罡微笑着纠正道。而就在此时偌大个大厅中忽然响起了一阵骚动。王家父子与贾敏则均不由自主地回过了头。却见身着一身青色儒服的王夫之在几个东林一系的议员陪同下也来到了大厅。
毫不在意周围异样目光的王夫之，一望见王家父子，便客气地上前行礼道：“王会长，王公子。”
“哦，是王居士啊。”王霖生父子跟着回礼道。继而他又向一旁的贾敏则介绍道：“贾会长，这位是湖广来的王夫之王居士。王居士，这位是松江商会会长贾敏则。”
“贾会长，幸会，幸会。”王夫之听罢又向贾敏则作了个揖。
“哦，王居士客气了。客气了。”贾敏则一边客气的回着礼，一边仔细的观察起对方来。之前他就已经知道王霖生在与东林党接触。也听说了东林党的新钜子是一个叫王夫之的年轻人。但此刻一见，他依旧得在心中感叹眼前这个书生的年轻。不过他对王夫之等人的出现亦是颇感纳闷。觉得东林党这时候怎么还有脸面来参加国会？
其实不止是贾敏则，在场的其他人心中也有着同样的疑问。而王夫之也能从周围人那种藐视的目光中感受到这种疑问。不过王夫之本人依旧显得镇定自若。今日的国会对东林党人来说至关重要。这是也是东林党重回政坛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因此就算明知会受人白眼，王夫之还是毅然决定出席。
正当众人略带生疏的寒暄之时，大厅里再此响起了骚动。不过与前一次不同的是，人群中的声响显然带着敬慕与尊重。因为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上国会的议长陈子壮。而在他身旁陪同着的则是新《宪诰》编撰负责人黄宗羲。虽然在场的议员纷纷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但陈子壮却只是颔首点头后，便径直地走到王霖生等人这边主动打招呼道：“王会长，贾会长，你们都到了啊。”
“啊，陈议长，您老也来了啊。”王霖生与贾敏则双双回礼道。
“今日可是审议《宪诰》的大事。老夫身为议长，怎能不到场呢。”陈子壮爽朗的一笑道。继而他又望了望一旁的王夫之道：“这位想必就是衡阳来的王居士吧。”
“晚生王夫之见过陈议长，见过各位大人。”王夫之连忙拱手行礼道。
“王居士不必多礼。老夫久闻王居士的才名，如今一见果然气度不凡。这次国会召开得较为仓促，却也能召集到如此众多的有识之士，老夫这个做议长的也很是甚感欣慰啊。”陈子壮以欣赏的目光注视着王夫之道。而他身旁的黄宗羲却只是礼节性的拱了拱手并没搭理对方。
“陈议长，过奖了。吾等身为议员代表民意。朝廷要订立新法，征询民意。吾等自当前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王夫之谦逊的回答道。
“好一个代表民意！这正是朝廷召开此次国会的本意。如果到场的议员均能本着王居士这样的想法来参加此次国会，那就是朝廷之福了。”陈子壮微微颔首点头道。正当他想同众人进一步寒暄之时，身后的侍从却在他耳边耳语了几句。于是陈子壮当下便歉然地向众人告辞道：“诸位，请自便。老夫得先行入场准备了。”
说罢陈子壮便同一行人匆匆入了主会场。眼看着陈子壮等人远去的背影，王夫之目光却始终停留在一个人的身上。作为被注视者的王宗羲似乎也感受到了从身后传来的关注。可当他转过头时，刚才的那种感觉已然消失了。只见远处站着的王夫之正客气的同周围人寒暄着。于是他不自觉地就皱了皱眉头向身边的陈子壮问道：“刚才那个叫王夫之的青衣书生应该就是新的东林钜子吧。”
陈子壮意味深长地扫了王宗羲一眼后，点头道：“恩，不错。他便是新一任的东林党魁。王上在五天前就已经钦点其为上国会议员了。”
第33节 民惟邦本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宽敞明亮的文渊阁中黄宗羲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当众宣读起了宪诰总章。这一段截选自《荀子天论》中的论述，作为宪诰总章的开场白，简练而又充分地点明了整部《弘武宪诰》的渊源——天命。
作为高于帝国一切法律的存在，作为制横帝国各个阶级的准则，《宪诰》必须有一个合理而又神圣的渊源。本来由一个圣明的君王颁布《宪诰》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此一来《宪诰》又将成为一家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加之身为准君王的孙露也一再表示要由臣民来审议《宪诰》。因此黄宗羲等人便决定另外给《宪诰》找一个高于君王的渊源。但什么样的东西能高于君王呢？
是民众？是圣人？还是礼教？这些因素虽然对国家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古代的典籍中也有相应的记述。但都难以服众，也不够分量。于是在一番苦思冥想后，“天命”便成了众人不二的选择。从秦始皇在传国玉玺上篆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起，历朝历代的君王们便纷纷自称是“受命于天”。而“天命”一说更是从三代起就贯穿于中国的整个历史。正如《宪诰》总章开场所言，天命是存于天地间的不变规则。它不会因为有尧这样圣明的君王而出现，也不会因为有桀这样无道的君王而消失。顺应这一规则治理国家，国家便会吉祥昌盛，反之国家便会陷入混乱。而《宪诰》正是反映“天命”的天下之法。《宪诰》中关于皇帝、国民、议会等等之类的论述均托以天命的名义。帝王、权贵、臣子、民众无不被包揽于这个大规则之中。因此就算是最圣明的帝王也不能逾越《宪诰》。《宪诰》作为“天命”在世俗的具体条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此刻望着底下虔心倾听着的议员们，黄宗羲的声音也跟着越发的高昂起来。在他看来能在国会上当众宣读自己潜心编撰的《弘武宪诰》，无疑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为了这部宪诰黄宗羲和他的同僚们可谓是呕心沥血，绞尽脑汁。他们查询了大量的资料，从历代典籍中逐一筛选典故古训来为宪诰中的条款一一做注解。才有了眼前这部依托于古训的《弘武宪诰》。不过与其说是黄宗羲编写的《弘武宪诰》，不如说是《弘武宪诰》成就了黄宗羲。
在宪诰的整个编撰过程中，黄宗羲得以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中华那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从三代时期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后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本思想在君权的压制下虽显得极其微弱，却一直若隐若显地流传至今。甚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因为那些帝王深知“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为此他们便将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于是唐太宗李世民声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明太祖朱元璋自称为“公仆”。
不过这些君王的言论在黄宗羲看来都是伪善的欺骗。皇帝们从来没有把“民惟邦本”付诸实现。他们只是在用花言巧语愚弄民众而已。嘴里高呼“恭录民命”，骨子里却将百姓视若草芥。在如此一番对比之下让黄宗羲更加坚信只有孙露才是真正致力于实现“民惟邦本”的帝王。因为之前的历代君王，只是在自己颁布的《政要》中轻描淡写着提及些有关民本的言论，来彰显他们的圣明仁德。而在《弘武宪诰》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是贯穿始终的。如果说“天命”是《弘武宪诰》的渊源。那“民惟邦本”就是整部《弘武宪诰》的灵魂。
与沉浸于民本思想中的，情绪高昂的黄宗羲不同，另一位《弘武宪诰》的编撰者汤来贺，此刻却在心中长长地舒了口气。由于在孙露掌权之前，并没有宪诰这一说，更没有宪法的概念。汤来贺等人既不知道宪法应有的格式，也不清楚宪法究竟涉及多大的范围。就算是在17世纪的欧洲也没有出现过一部成文宪法。汤来贺等人唯一的参照物就只有当初隆武帝签署的《乙酉宪诰》和孙露本人提出的一些零星建议。这就意味着汤来贺等人需要另起炉灶或是嫁接古代典籍来编撰一种新的律法题材。
虽说这是件麻烦的差使，但汤来贺等一干司法部的大臣做起来却是一丝不苟。不管怎样宪诰终究是皇帝想出来的东西。那自然就是合理的，甚至还是标新立异的圣明之举措。正如当初明太祖朱元璋可以模仿《尚书大诰》搞出《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御制大诰武臣》四部“法上之法”来。同为太祖皇帝的孙露自然也可以搞出一部《宪诰》来。反正在士大夫们看来孙露与朱元璋一样，都是白丁皇帝。白丁皇帝会做出一些特立独行的举动完全是正常的。关键得看做臣子的如何将皇帝“独特”的想法与礼法结合起来。如此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落到了自己肩头，汤来贺心中的压力不言而喻。因为他知道这事办好了能名存千古。要是办砸了，那可就得人头落地。
为此汤来贺同样查阅了大量的典籍。但与黄宗羲在古代文献中寻找民本思想不同。他对《弘武宪诰》中是否体现“民惟邦本”并不在乎。他所注重的是宪诰的形式式问题。因为汤来贺同陈子壮等人均觉得宪诰并不只是单纯的律法。既然宪诰源自天命，那它就应该更接近于礼法。况且无论是在《乙酉宪诰》，还是在红毛夷的《大宪章》中重申风俗习惯都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于历代的王朝在创立之时也都会拟订一部新的礼制。历朝的礼制多半是参照古时的“三礼”稍加修改而成，用以确立封建国家的君臣关系、等级差别、风俗习惯、以及制度体制。就连流寇出身的李自成也在西安颁布过《大顺礼制》。然而新的中华朝却未曾订立过新的礼制。作为新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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