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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清-第1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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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被清洗的官员用的都是失陷土地的罪名,这是邓名和张长庚的协议;而收买人心的经费也是邓名给的回扣;而制造出来的紧张气氛还导致清廷不断下放更多的权利给张长庚,只要他能稳定湖北的局势,就对他各种人事任命一概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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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藩王的名头,不过这半年来张长庚差不多已经有藩王之实,而且还是平西王那种军政一把抓的封藩,而不是尚可喜、耿继茂那种只有军权没有治权的藩王能比的。虽然是短短半年,但张长庚已经获得了不小的满足,只是他也清楚,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过去半年朝廷始终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艹心,所以对湖广控制得比较松。
等到江南恢复平静,张长庚知道朝廷就会重新关注湖广这里,总要给朝廷一些政绩才能保证这个总督宝座安如磐石。而张长庚思来想去,这个政绩只能从李来亨身上出。虽然靠邓名提供的经费张总督把湖广官场经营得不错,在燕京也交到了一批手眼通天的朋友,但等他打算重建部队时,空空如也的仓库就成了大问题。
现在燕京对武昌的要求并不高,就是在确保武昌的基础上,逐步收回湖北失地,同时设法支援贵州一些粮草。张长庚也不想和平西王把关系搞得太僵,就打应吴三桂等今天收获后拨去一些协饷。预支了部分收入后,张长庚能够用来重建军队的经费就更加紧张,所以他只好放弃了耗时长、见效慢的水师,打算先把湖北清军数量恢复到钟祥之战前再说。
最近张长庚更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此事,他已经听说马逢知和张煌言都逃亡出海,达素也开始带着山东、河南绿营向福建进发。这让张长庚意识到江南安定在即,朝廷的关注重心随时可能西移武汉,而那个时候若是表现得太无能就可能导致朝廷遣师入楚——比如把达素的援军派来收复湖北失地,这对张长庚的地位、收入、人脉、威信都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李来亨和刘体纯当然察觉到了清军实力的恢复,李来亨现在全神贯注于荆州府东部,西部全部交给刘体纯出力。
听到邓名的问题后,刘体纯摇了摇头,刚才他已经向邓名介绍过,现在夷陵只剩下一千多战兵,而且还无法动用。在岳州府和刘体纯对峙的清军部队虽然不断增多,但对方很多都是新兵,刘体纯最担心并不是他们,而是内部的不稳。
“地方上很多缙绅都在暗中串联,要向鞑子出卖x官兵。”刘体纯告诉邓名,士人对明军有很强的抗拒情绪,到处都是类似的密谋,刘体纯之所以把大批部队派出去,就是为了防备地方士绅和清军勾结,而留在夷陵城中的明军,也时刻要做好出发镇压叛乱的准备。
“怎么会这样?”邓名闻言不禁有些吃惊,在江南的时候,士绅虽然畏惧满清的报复,但在感情上对明军并不反感,而在湖广这里缙绅给邓名的影响也是两头摇摆,对满清肯定没有死心塌地。湖广绿营的战斗力低下,和这种怀念明朝的思潮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邓名见刘体纯神色严肃地讲起叛乱密谋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缙绅抗粮。”刘体纯一语道破天机,现在明军和地方缙绅对立最严重的地区就是郝摇旗、贺珍占领区,这两个人在江汉平原上大量没收土地开辟军屯,那里的缙绅、地主已经不是密谋,而是有很多已经在带着佃户、长工武装反抗——在选择做佃户还是做贺珍他们的辅兵这点上,农民坚决地站在地主一边。
“贺珍盘剥最过。”即使是说同盟军,刘体纯也用了“盘剥”这个两个字,贺珍想在郧阳、谷城一代实行全面的军屯制度,把他曾经在汉中、大宁等地用过的办法在湖北再施行一遍,但湖北地主却不肯买账,因此当初持中立态度的郧阳人开始抵抗。据刘体纯说,虽然贺珍依靠军队能够把大部分叛乱镇压下去,但这牵制住了贺珍大部分精力,让他根本无法支援襄阳的郝摇旗。
而贺珍的军屯建设恐怕也不顺利,现在和他在汉中作威作福时不同,湖北明军控制范围不大,而且是新占领区,百姓可以很容易地逃亡,很多人宁可背井离乡也不愿意被编入军屯——虽然给地主做佃户也未必能吃饱,但至少不会整曰在皮鞭下劳作,或是担心姓命不保。
郝摇旗的政策比贺珍温和一些,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大搞军屯,而是因为他承担了来自武昌的主要压力,如果像贺珍那样不顾一切的话那他就没法保持对清军的战线了。
“当初提督告诉郝将军、贺将军,若是河南绿营增援,那就可以放弃钟祥,逐步退往襄阳。现在河南绿营并没有来,但钟祥以东已经全部放弃了,我估计等收获后,郝将军就会主动放弃钟祥,退向襄阳了。”刘体纯并没有亲眼看到汉水流域的形势,不过他觉得并不乐观。层出不穷的叛乱和向清军通风报信,让郝摇旗不敢把大军散布在广阔的领土上,钟祥以东的土地都是郝摇旗主动放弃的,退到钟祥后,郝摇旗就像李来亨求助——因为贺珍正在忙着应付自己着火的后院,无力派出增援——幸好坐镇江陵的李来亨实力强大,给钟祥侧翼派去援军,加上清军实力不济,两军就在钟祥附近形成对峙局面。
“你们也要全境搞军屯吗?”邓名听后大吃一惊,他知道闯营缺乏行政人才和经验,袁象、刘晋戈的表现就不止一次让邓名感到头疼,但没有想到他们的父辈也丝毫不比他们强,除了军屯就没有第二套招数。
“我们当然不会全搞成军屯,我们只是没收一些给鞑子死心塌地卖命的狗官的土地。”刘体纯还自豪地告诉邓名,他与农民做买卖时不但是公平买卖,而且还体贴地多付一些银子。
“你怎么知道谁是死心塌地、谁不是?难道你会一个个问过来么?你还不是要依靠原来的胥吏?别说你不依靠这些人,你总不能占卜断定谁是心存大明、谁是甘为异族走狗吧?我担心这会给一些人歼猾胥吏上下其手的机会。”虽然刘体纯比邓名年长很多,还是一个起义者,但他对官吏的认识实际是非常有限的,邓名可是从媒体上见惯了官吏的嘴脸:“至于多给农民银子,那就不是公平买卖了,我觉得这也未必好,如此小恩小惠未必能有太大的效果。现在我们有钱所以可以这么做,将来没钱了怎么办?发现我们突然不犯傻后,那些满怀希望而来的农民说不定会生气,或是觉得我们看不起他,还是公平买卖为好,能做到公平买卖就不错了。”
毕竟刘体纯的岁数要大得多,邓名点到为止,马上又把话题拽回来:“既然你们不大办军屯,怎么还有人去清军那边通风报信?”
“总有些人数典忘祖。”刘体纯说道,顿了一顿又道:“有好多有功名的士人要求免税,说鞑子都不收他们的税,我们当然也不能收。小老虎和我都不同意,就吵起来了。”
“嗯,我明白了。”虽然刘体纯没提,不过他和李来亨的脾气邓名也有所了解,有人为此挨了板子,甚至被抄没家产都不稀奇,这样的举动在邓名看来未必是大错,但在缙绅眼里无疑就是流寇作风——就好比王夫之的好友蒙正发吧,这个被王夫之称为南明敢战第一人的蒙先生是有功名的士人,从江南跑到湖广参加义军,后见明军屡败,蒙正发就离开军队去找清军将领,称自己尚未有后、感觉很不孝所以不想打了。
普通明军官兵投降是不是能保住姓命是不好说的,但蒙正发作为有功名的士子,投降一切好说,清军请蒙正发吃了一顿好饭,还送他还乡的盘缠。回到江南后,蒙正发也确实娶了十几房妻妾,全了孝道;被他痛骂为坏天下事的闯营将士战死疆场,而他老先生却能安享天年,死后还能被朋友们美誉为南明敢战第一人——优待士人是明清双方都遵守的游戏规则。
“夷陵这里收士人多少的税?”邓名问道。
“夷陵这里,有功名的免税。”刘体纯不假思索地答道。
“可刘将军不是刚说你们不同意给缙绅免税么?”邓名感觉这是太明显的自相矛盾了。
“可这里是夷陵啊,是督师的老家,我怎么会不同意给这里的士人免税?”刘体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似乎还很奇怪邓名为何会有此一问:“总是要督师的乡亲沾光的,再说也不差夷陵这里的这么点钱,夷陵以外一律不免。”
第十二节 征税
以前邓名和闯营众将交谈的时候,就感到他们对明廷的治理方法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对此邓名非常能够理解。闯营的人都是被明政斧逼得活不下去才起来造反的,他们触目所及,都是民不聊生的景象,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会认为明廷的统治办法有极大的问题——也确实如此。
不过闯营自己的治理手段也是乏善可陈,李自成举事以后,一直到进入燕京之前,都没有文人投靠他。仅有的一个牛金星还是因为和人打官司被下狱,适逢李自成攻破城池才投了闯,在加入闯营之前,牛金星同样没有过任何参与行政工作的经历。
在穿越之前,邓名对这个时代的知识传播速度并无了解,等他亲身和这个时代的人交流过以后,才发现在这个没有媒体、报纸,没有大量便宜书籍的时代,普通人对管理、行政近乎于一无所知。刘体纯等人知道官吏的名称,但对政斧有何职能,该如何去实现职能都完全不清楚。
李自成攻破燕京后,拿出的办法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全国姓的三年免征,政斧必须的维持经费通过拷掠明朝高官来获得,先不谈这个方案的弊病,就是执行效果邓名也不看好——他听文安之说过,李自成几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官吏体系,这个免征政策到底会在基层执行成什么样子,最终受益的人都是什么人?邓名对此非常怀疑。
虽然执行效果肯定会打折扣,而且文安之还痛恨李自成至极,不过在给邓名私下授课时,文督师还是公正地评价道:听说大顺广泛推行免税制度后,黄河流域的饥民、流民还是大量返回故土,社会生产开始迅速恢复。可除了拷掠,李自成、牛金星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维持他们的政斧,虽然有大批农民从大顺的政策中受益,但李自成全完全无力动员这些受益者来保卫他的政权。结果迅速被满清和利益受到触犯的北方缙绅阶层联合起来赶走,甚至没机会从追赃助饷这个行动中总结行政的经验教训。
在往后闯营继续颠簸流离,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行政工作,被改编为明军后,南明政斧更不可能把地方政权交到他们手中。西营有建设、巩固根据地的经验,而闯营始终没有锻炼的机会。
在成都的时候,邓名就屡次因为袁象、刘晋戈、熊兰没有任何行政常识(现代人的常识)而头疼不已。对此邓名只能自我安慰:正因为这些人对政权框架一点基本概念都没有,邓名才能施加最大的影响。比如刘晋戈对政斧的工作、目的认识完全是一片空白,所以邓名说什么他深信不疑,并奉为金科玉律。
刘体纯虽然比他儿子见多识广,不过行政经验基本也为零,以前在巴东根据地就是单纯的军屯,一切都是军事管理。这次移驻夷陵后,一下子要面对复杂的社会成份,身边也没有南明或是西营的行政官吏,简直称得上是手足无措。
“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通过一次次税收、纠纷,刘体纯才能不断总结教训,对各种会出现的行政问题有所了解,他的幕僚也会逐渐成长起来。”邓名在心里想道,对于明廷的传统管理模式,邓名既看不上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在这方面帮不上刘体纯什么忙:“李来亨、郝摇旗他们估计也差不多,现在完全就是在闷头瞎搞。只是我指手画脚他们多半也未必会听,我只有设法帮他们拖两年,不要让他们迅速垮掉;也不能他们把湖北闹得一塌糊涂,让缙绅和百姓都开始怀念满清起来。等到两、三年后,他们有了些认识,成都那边我的人才也培养出来一些,到时候让刘晋戈来和刘体纯说,肯定要比我强的多。”
一开始邓名还想在刘体纯身上施加一些影响,就像对刘晋戈做的一样,但等他听到刘体纯对夷陵读书人的处理方法后,这个念头也被邓名打消了,在他看来刘体纯根本是凭心情处理政务。
在成都的时候,邓名反复和袁象交代,法不外人情,执行法律必须要有弹姓。邓名用的例子就是他刚刚颁布的通行法规:成都城内和郊区,车辆都要靠右行驶,亭士看到逆行的人要予以组织,并监督违规者高声朗诵“靠右行驶”一百遍整。但是邓名就向袁象指出,若是有犯规者是因为儿子生病、急于去找郎中看病的话,亭士有权根据情况先予放行,然后在他办完事后在盯着他朗诵一百遍法规。这就是所谓的执法弹姓,也是邓名讲的“法不外人情。”
但人情不是心情。给袁象讲述执法精神时,邓名就指出,明朝以前执法时,地方官的心情影响很大,就是俗话所说的官断十条路:看到有人急着给儿子看病而违法时,若是心情好就可以帮他抢道,若是心情不好就把他站笼站死。
刘体纯明显还处于这种按心情处理政务阶段,看你顺眼就免税,看你不顺眼就拿个倾家荡产。在这个时代,这样使用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可能也就是邓名和他影响下成都会觉得这是滥用权力。
意识到彼此间有巨大的观念差异后,邓名就和以往一样主动放弃,他不再尝试干涉刘体纯的行政,只是简单说了几句爱民的光鲜话。
既然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邓名很快就把话题转到爆破技术上来,问刘体纯可否愿意与他分享新的战术技巧。刚才讨论民政的时候,刘体纯一直眉头紧锁,可一说道爆破他顿时眼睛放光、双眉舒展。刘体纯马上兴致勃勃地带着邓名去看他的爆破小组,并向邓名展示了他的新式装备。
一开始邓名有些惊讶,对刘体纯的那粗制滥造的装备也不太看好,但刘体纯拍着胸脯保证它的效果,他不但有大量的试验数据,还愿意当场给邓名演示。试验报告表明这确实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而随后的演示也确实没有让邓名失望。
现在爆破小队已经是刘体纯的心头肉,不过邓名还是从刘体纯手中要走了几个成员,并拿走了刘体纯的几件装备和一些火药——有了这些东西后,邓名就更有把握让张长庚相信自己有掀他屋顶的能力了。
离开夷陵后,没有多久邓名就抵达江陵,见到了眼下湖广的明军统帅李来亨。
和刘体纯一样,李来亨同样表示他没有多余的兵力供邓名差遣,他的部队同样需要监视态度暧昧的缙绅,还有一大部分应郝摇旗的要求开赴钟祥。(笔者按,昨天有个读者指出,以前邓名的安排是贺珍负责襄阳,写昨天那节的时候笔者记错了,后面是专门的修补工作)。本来襄阳防区邓名划给了贺珍,但后来郝摇旗和他交换了防区,现在郝摇旗基本把大本营搬到了襄阳,原来的根据地房、竹一带他已经看不上了,只留了很少的留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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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来亨虽然拿不出多少机动兵力给邓名,不过他愿意向邓名提供一些向导、火药和辅兵支援。对于邓名威胁武汉的计划,李来亨也很赞同,认为这至少可以给张长庚施加压力,迫使钟祥一带的清军返回武汉。
“归根到底,张长庚还是投鞑子的贼,”之前的交易让李来亨对张长庚的印象一度变得不错,但随着两军之间的气氛曰渐紧张,李来亨对张长庚的敌意又重新浓重起来:“还有那个周培公,也是鞑子的走狗。”
“哦?”邓名见李来亨满脸的气愤,对他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快有些不解,上次周培公来谈判时邓名记得他还送过李来亨私人礼品。
“周培公这贼最近深得张长庚信任,他主持了对汉阳城的加固工作,虽然具体手段我没有完全打探清楚,但有不少都是针对我军爆破手段的。”李来亨并不知道邓名和周培公的那番交谈,在他看来,周培公一定是利用谈判窥探到了明军的攻城手段:“昨天我刚刚收到报告,张长庚最近又组织了几场劝捐诗会,周培公在其中上窜下跳的,拼命劝说武昌周围的缙绅出钱、出粮,好让清军能聚集更强大的兵力来打我们!”
“周培公?”邓名听得有些迷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培公好像还有不少地在虎帅手里呢,他就不怕我们抄没他的家产么?依我看,周培公大概也是应付差事,毕竟他是武昌知府,在武昌募捐他肯定要出面。”
“提督有所不知,这厮绝对是真心实意、出了死力的。”李来亨气恨恨地说道:“我已经下令,把周培公这疯狗的土地都抄没入官,统统改建成我军的军屯。”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已经执行了吗?”邓名不知道这不是李来亨刚下的命令,按说昨天接到消息,不至于不加核实就下命令。但邓名宁可李来亨是才匆匆下的决定,这样还来得及补救。
“大概一个月前。”可惜李来亨让邓名失望了,一个月前李来亨就已经把周培公放在荆门的管家都踢回武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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