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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真实的故事，但都是浮光掠影，都是我当时所知道的墨西哥城的老套的生活故事，（这也是忘却我们生活在墨西哥的一种办法），比如聚会、我睡过的男人，有时全由他来讲，给我读些他当天从报上剪下的报道（这是他最近培养的一项爱好，也许是治疗专家建议的，谁知道呢），告诉我他吃了什么，谁又来探访了，母亲讲了什么，这个他一般留在谈话的最后说。一天下午，我告诉他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选了一首他的诗收进刚出版的选集了，哪首诗？他用小鸟般的声音问，那声音像吉列刀片般割着我的心脏。那本书就在我手边。我告诉他。我写过那首诗吗？他说。我一怔，以为他在开玩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也许是因为他的声音听上去比平常更深沉。他的玩笑还是跟从前一样，天真无邪，几乎跟他说的别的话没有区别。可他不是在开玩笑。那个星期我挤时间去看他。一个朋友，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开车送我去他家，但自己并不进去。在这儿等我，我说，这个小区挺危险的，要不等我们回来时恐怕就找不到车了。他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说什么。那时，我已经在自己打进的圈子里树立起古怪的良好声名。恰巧，我还说对了：最近埃内斯托住的这个小区在走下坡路。好像他手术的副作用在街上显现出来了，在没有工作的人群中显现出来了，机灵的小偷们晚上七点出来坐在太阳下，像僵尸般（或者像没有带信或者带着一封无法破译的信的使者般）自觉地准备好消磨掉又一个墨西哥城的黄昏。

第二部荒野侦探（60）
当然，埃内斯托对那本书几乎毫不在意。他找到自己那首诗后只发出一声：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忽然认出了或者给弄糊涂了，然后开始给我说起电话里聊过的事儿来。
　　我出来时朋友站在车边吸着烟。我问他我进去的这段时间有什么情况发生。没有，他说，这里死一般寂静。然而不可能那么寂静的，因为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双手抖个不停。
　　我再也没去看过埃内斯托。
　　一天晚上他给我打来电话，背诵起理查德？贝尔弗的一首诗。一天晚上我在洛杉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跟那个戏剧导演弗朗索瓦？塞古拉或者拉？别哈？塞古拉睡在一起了，他至少比我大二十岁。多刺激啊，埃内斯托说。拉？别哈一定是个很知性的人了。他很有才华，但并不知性，我说。这有什么区别？他说。我坐在那儿琢磨着如何回答。他在等着我说话，有那么几秒钟我们谁都不说话。我多么希望跟你在一起啊，我说再见之前来了这么一句。我也是，那个仿佛从异度空间传来的小鸟般的声音说。几天后他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他死了。死得很安详，她说，他在家里坐在椅子里晒太阳的时候就走了。他像个小天使般地睡着了。什么时候死的？我问。大约五点钟，吃过午饭后。
　　我是他的老朋友中惟一参加了葬礼的人，那是在城北一个鱼目混杂的公墓里。我没有见到任何诗人、以前的情人或者文学杂志的编辑来，来了很多亲戚和家人的朋友，可能邻居们全到了。我离开墓园前，两个青少年走到我跟前想领我去个地方。我想他们打算*我。此刻我才对埃内斯托的死感到愤怒和痛苦。我从包里取出一把刀说，我会杀了你们，你们这些小泼皮。他们跑了，我在那几条阴郁的公墓街上追了他们一会儿。我终于停下时，另一个葬礼又开始了。我把刀放进包里看着他们把棺材抬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预订的位置。我想死者可能是个孩子。但也说不准。后来，我离开墓园跟朋友在城里的一家酒吧去喝酒了。
　　10
　　诺尔曼？博尔斯曼，坐在伊迪丝？沃尔夫逊公园的一把长椅上，特拉维夫，1979年10月。
　　我对别人的痛苦向来敏感，总是设身处地体验别人的痛苦。我是犹太人，一个墨西哥犹太人，我熟悉这两个民族的历史。我想，这样说就足够了。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我只想讲个故事，也许我还想弄明白隐藏其中的机制，那些机制当时我并不懂，现在仍然压在我心头。但是，我的故事并不如本人指望的那样统一连贯。我在其中的角色就像光明与黑暗、泪水与欢笑之间的一粒尘埃般闪烁着，完全像一出墨西哥肥皂剧或者意第绪语的道德剧。
　　一切都是从去年2月开始的。那天下午天色灰暗得简直像一块裹尸布，那种颜色让特拉维夫的天空不寒而栗。有人在按我们位于哈什默街上的公寓的门铃。我打开门时发现来的是诗人乌里塞斯？利马，一个自命的本能现实主义者的头儿，他就站在我面前。我谈不上认识他，其实就见过他一次，但克劳迪娅经常给我讲他的事儿，丹尼尔给我念过一首他的诗。文学不是我的专长。他的作品质量也许我永远欣赏不了。无论如何，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不怎么像诗人，倒更像一个流浪汉。
　　我承认，我们见面的开局并不好。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在大学，我还要学习，所以我让他进来，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一分钟后一切恢复正常。我沉浸在马堡学派［1］Marburg　School，19世纪70年代由新康德主义发展出来的学派。［1］哲学家（纳托普、科恩、卡西尔、朗格）中，同时还看看所罗门？麦蒙的评论，后者间接地拆解着马堡学派的哲学家们。可是过了会儿，大概二十分钟或者两个小时后，我的脑子开始茫然起来，在那种空白状态，乌里塞斯？利马的脸，刚来的这个人的脸开始浮现出来，虽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但是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的五官特征准确浮现出来，我说不上具体用了多久，似乎乌里塞斯的脸在灯光下变得更黑了而不是更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部荒野侦探（61）
我出去时发现他摊在一把扶手椅里睡着了。我站着看了他一会儿。我又回到自己房间想专心学习。我办不到了。我本来要外出，但撇下他一个人似乎不合适。我考虑叫醒他。我想也许该学他的样子也去睡一觉，但我又很担心或者难为情，我说不上是哪种情形。最后，我从书架上拿起一本纳托普的《人文局限的宗教》，坐在沙发上面面对他读起来。
　　大约十点时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回来了，我两腿发麻全身疼痛。更糟糕的是，我刚才读过的东西不知所云，不过看见他俩进门时我试图把手指举到嘴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也许是因为不想在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开口说话之前扰醒乌里塞斯，也许我已经习惯了听他沉睡时节奏稳定的呼吸声。可是犹豫了几秒后，克劳迪娅看见乌里塞斯在扶椅里时，一切都徒劳了。她上来就骂声他妈的或者哇噻之类的话，因为虽然克劳迪娅生于阿根廷，但十六岁时又来到墨西哥，内心深处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墨西哥人，或者她声称如此，谁知道呢。乌里塞斯慢慢醒过来，他第一眼就看到克劳迪娅在离自己不足一尺的地方微笑着，接着又看见了丹尼尔，丹尼尔也在微笑。真是喜出望外。
　　那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庆贺他的光临。起初我说实在不能去，我得读完马堡学派的东西，但克劳迪娅不许我缺席。想都别想，诺尔曼，不要另搞一套。晚饭吃得很开心，虽然我很害怕。乌里塞斯给我们讲了他的冒险经历，我们全都笑个不停，他或许主要是对克劳迪娅讲，但无论给我们讲的故事实际上有多悲伤，用如此充满魅力的方式讲出来，逗得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在那个时候你只能大笑。后来我们沿着阿洛左罗夫大街步行回家，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和丹尼尔走在前面，拉开很长一段距离，克劳迪娅和乌里塞斯在后面聊天，仿佛又到了墨西哥城，在这个世界上他有的是时间。丹尼尔让我别走得这么快，问我干吗这么匆忙，我马上改变话题，问他最近在干吗，然后告诉了他对那个疯狂的老所罗门？麦蒙的第一感觉，想尽一切办法延缓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害怕那个时刻。要是能躲掉那个晚上我该多开心啊。我多想这样。
　　回到房间后我们还有时间喝杯茶。后来丹尼尔看着我们三个说他要去睡觉了。听到他关上门后我也说要去睡觉了，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我熄了灯躺在床上，听到克劳迪娅跟乌里塞斯聊了会儿。接着门开了，克劳迪娅打开灯，问我明天有没有课，然后开始*服。我问她乌里塞斯？利马睡哪儿。沙发上，她说。我问她都跟利马说了什么。她回答什么也没说。我也脱了衣服上床，紧紧闭上双眼。
　　两个星期里，一种新的秩序开始盘踞我们的屋子。至少我感觉是这样，也许以前太为琐事伤脑筋了，没有注意到。
　　克劳迪娅先是试图对新情况不理不睬，最终也与现实妥协了，说开始感觉很压抑。第二天早上，乌里塞斯跟我们在一起，趁克劳迪娅刷牙的时候说爱她。克劳迪娅说已经知道了。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你，乌里塞斯说，我来是因为爱你。克劳迪娅回答说他可以写信。乌里塞斯备受鼓舞，写了一首诗，吃午饭时读给克劳迪娅听。我冲动地从桌边站起，不想听，克劳迪娅让我待着别动，丹尼尔也恳求了一次。那首诗基本上是关于一个地中海城市的片段的集子，我猜这个城市就是指特拉维夫，诗里还写到一个流浪汉或者乞讨诗人。我觉得挺美，也如实向他这样说了。丹尼尔表示赞同。克劳迪娅好一阵不说话，表情若有所思，后来她说我们讲得对，自己要能写出这么漂亮的诗就好了。顷刻间我想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大家可以和平共处，我主动提出买一瓶葡萄酒。但克劳迪娅说明天一起来就得去大学，十分钟后她关起门来躲进我们的房间。我和乌里塞斯、丹尼尔聊了会儿，又喝了杯茶，然后各自回屋。大约三点时我起来上卫生间，我踮着脚穿过起居室时听到乌里塞斯在哭泣，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在这里。我猜他脸朝下趴着。从我站着的那个角度看，他在沙发上好像只是一段身子，一截盖着条毛毯和旧大衣的身段，一个堆积物，一个肉块，一个影子，好像扔在那里，好不凄惨。

第二部荒野侦探（62）
我没有告诉克劳迪娅。其实，那时，我已经有很多事情不让她知道了，不让她知道这个故事的片段，向她撒谎。就我们作为学生的日常生活而言，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或者就算改变了，她也会极力不让它们显露出来。乌里塞斯刚到特拉维夫时，丹尼尔是他形影不离的同伙，但是，两三个星期后丹尼尔又认真学习起来，否则就会影响到考试成绩。我慢慢地成了乌里塞斯惟一可利用的人。可是我忙着对付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所罗门？麦蒙，而且脑子里一团糟，因为每天晚上，我起来解手时老看见乌里塞斯在黑暗中哭泣，这还算不上是最坏的，最糟的是，有时晚上我总想，今天我又会看到他哭泣——我是说看到他的脸，因为直到那时我还只是听到哭声，但谁能肯定我听到的就是哭声，而不是比如某人在达到高潮时发出的喘气声呢？我一想到要看见他的脸，就想像它在黑暗中浮现出来，一张泪流满面的脸，一张被从起居室窗户透进来的月光触摸过的脸。那张脸显得如此荒凉，从我在黑暗中起床的刹那间听到旁边克劳迪娅急促的呼吸，它就沉重得像块岩石般压在我心上，我也想哭了。有时我长时间地坐在床上，抑制住冲动不要去卫生间，抑制住冲动不要哭泣，完全是因为害怕那天晚上他会在黑暗中抬起脸，我会看到它。
　　不要提性了，我的性生活，从他撞进我们公寓门的那一天就没有了。我就是做不了。或者我能做，但不想做。第三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尝试做，克劳迪娅问我怎么了。没有什么，我说，你干吗问这个？因为你安静得像个死人，她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像个死人而是像个死人世界里的一个不情愿的客人。我只好不吱声。不呻吟，不尖叫，不喘息，在极度压抑中达到高潮。甚至连克劳迪娅的呻吟，过去那么撩拨我欲望的呻吟也变得难以忍受。那呻吟声让我神魂颠倒（但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让她知道），在我耳边发出吱吱嘎嘎的摩擦声，我想用手或者双唇捂住她的嘴，闷住那声音。一句话，*成了折磨，到第三四次时成了我想方设法回避或者推迟的事儿。我总是磨蹭到最后上床。我跟乌里塞斯（他好像从来不知疲倦）在一起，我们无所不谈。我让他给我读当天写的东西，也不在乎这是一首写给克劳迪娅的情诗，把情感表达得何其痛苦不堪。总之，我喜欢这些诗。当然，我更喜欢别的诗，那些谈论自己每天看到的新鲜事物的诗，谈论他独自一人出去漫游特拉维夫、吉瓦特罗卡奇、哈尔沙罗、老港口城贾法的小巷、大学校园、亚昆公园的诗，或者回忆遥远的墨西哥与墨西哥城的诗，以及那些进行形式实验或在我看来是形式实验的诗。所有这些诗我都很喜欢，除了几首写克劳迪娅的。但这并非因为我，并非因为可能会伤害我或者她，而是因为我不想看到他的痛苦，他那骡子般的固执，他那彻头彻尾的愚蠢。一天晚上，我跟他谈了。我说：乌里塞斯，你干吗这样对待自己？他假装没有听见，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这让我回想起，就像至少一百个其他念头从我的脑子里闪烁而过，小时候在波兰科小区养的一条狗的表情，每当我父母快要睡着时它会忽然咬人），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好像我没有一句话可说。

第二部荒野侦探（63）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趁克劳迪娅睡着的时候跟她做起爱来，当我终于进入完全的情欲状态，这可不容易，我呻吟了，叫喊了。
　　接下来钱又成了问题。克劳迪娅、丹尼尔和我都在上学，我们每月从父母那里拿助学津贴。丹尼尔的钱只够勉强过活。克劳迪娅宽裕些。我的状况介于二者之间。如果我们把钱集中起来用，可以付公寓租金、选课费和饭钱，还够看电影或者看戏，或者去萨蒙霍夫街上的塞万提斯书店买西班牙语的书。可是乌里塞斯到这儿后一切都让人发愁起来，因为一个星期后，他的钱差不多全花光了，忽然间像社会学家说的那样，我们又多了一张嘴要吃饭。不过，照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我打算放弃些奢侈的消费。丹尼尔也不在乎，尽管他继续过着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的日子。主要问题在克劳迪娅身上。她会怎么想？她对这个新情况恼火至极。开始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既冷静又现实。一天晚上，她告诉乌里塞斯需要去找份工作，要不就让人从墨西哥寄点钱过来。我记得乌里塞斯坐在那里，面带一种很不对称的微笑望着她说，会去找的。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克劳迪娅问他找到工作了没有。还没有，乌里塞斯说。可是你出去找了吗？克劳迪娅问。乌里塞斯正在洗碗碟，身子也没回就说找了，找了但运气不佳。我坐在桌子头上，能看见他的脸部侧影，我觉得那张脸好像在微笑。操，我想，他在微笑，完全是幸福的微笑。那样子好像克劳迪娅是他老婆，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婆，一个对丈夫找工作忧心忡忡的老婆，他喜欢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告诉克劳迪娅别管了，她不理解找工作的处境，他已经很难过了。你指望他在特拉维夫找到什么样的活儿？我说，建筑工？市场搬运工？洗碗工？你懂什么啊，克劳迪娅对我说。
　　当然，第二天晚上这一幕又重演了一遍，然后下次同样如此，每回克劳迪娅都更专制，劝告他，刺激他，把他往死角逼，乌里塞斯总是用老一套来应付，很镇静，摆出听天由命的样子，当然，他依然很开心。只要我们一去大学，他就出去找工作，四处打听，但一无所获，不过第二天他还会去碰运气。最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吃过晚饭，克劳迪娅就在桌上铺开纸，查找工作信息，然后把它们写在纸上，告诉乌里塞斯得上哪儿去找，坐哪路公交车，怎么步行距离最近，乌里塞斯总是说没有钱乘公交车，克劳迪娅说没必要给他钱，因为他喜欢步行，每当丹尼尔或者我说可他怎么步行去，比如哈阿戈西或者约雷街、佩塔蒂卡瓦、罗希哈因这些地方，那儿需要建筑工，她就说（当着他的面，这时他微笑地望着克劳迪娅，虽说像个受鞭笞的丈夫，但毕竟还是丈夫）利马曾经在墨西哥城四处漫游：怎样从墨西哥自治大学步行到卫星市，而且晚上也会如此，那距离差不多像从以色列的这端走到另一头了。情况持续恶化。乌里塞斯现在一点钱都没了，工作还没着落，一天晚上，克劳迪娅气冲冲地回家，说她的朋友伊莎贝尔？高尔基看见乌里塞斯在北特拉维夫火车站睡大觉，有时还在哈迈拉奇？乔治街或者沿着甘梅尔街乞讨，她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还特别强调了“不可接受”这个词，好像允许在墨西哥城乞讨，在特拉维夫不行，最糟糕的是，她是冲我和丹尼尔说这话的，可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