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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国计民生:政协提案的故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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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无数志士仁人和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为了扞卫国家的独立、主权，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今天，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好，使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黄其兴认为，国旗是国家独立的象征和标志，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也是动员人民、振兴民族、抵抗外来入侵的旗帜。
为了维护国旗的尊严，增强人们的国家观念，提高民族凝聚力。
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国旗法》，通过立法形式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
于是，黄其兴提笔写下了《建议国家制定〈国旗法〉》的提案。
建议通过法律形式，对制作和升挂国旗予以规范。
1997年，北京天安门内国旗护卫队驻地，欢声笑语打破了往日的宁静。
作为制定《国旗法》的倡导者之一，黄其兴和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畅谈自己与国旗之间的不解之缘，并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旗在每个人心中永远飘扬！
（王笑颖执笔）56九三中央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1）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九三学社中央我作为九三学社大连市委副主委、大连市信访局副局长，在长期工作实践的基础上，2007年我撰写了一份题为《构建化解社会矛盾，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分析与研究》的调研报告，被九三学社中央采纳。
又经过近半年的深入调研和论证，最终形成了九三学社中央的《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提案，并被选定为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材料。
“两会”结束后，提案所提建议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全国政协主席*同志作了批示；中央政法委迅速作出答复；国家信访局特别给九三学社中央写来感谢信。
作为提案执笔人，我在为此感到欣慰的同时，又难以做到完全释怀。
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九三学社中央领导带我们到国家信访局征求意见时，一位副局长表示，这么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把信访工作问题带到“两会”上，他同时建议将关于信访工作的一些想法加进提案里。
可见，通过建立“大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从建立、完善到相应政策、制度的健全，实现5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可谓任重而道远。
这件提案是被“逼”出来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提案里所表达的都是我的切身感受。
我曾在大连市信访局担任过四年副局长，分管信访工作。
当时，随着市场经济结构和社会利益分配结构的进一步改革调整，大连市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以及房屋拆迁安置、集体土地征用、农民工权益等方面带来的矛盾和纠纷日益凸显，围绕利益和权益保护方面的上访进入了一个“洪峰期”。
算是受命于“危难”之时，2003年7月我刚上任，就被安排到北京，成立了信访接待办公室。
那些日子，信访工作者活脱脱就像是“消防队员”，信访工作的艰苦程度怎么形容都不夸张。
为了说服一位上访者，我从早上八点一直与他谈到下午五点半。
做通工作、达成协议就在最后几分钟，而嘴皮子却“磨”了一整天。
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出击”。
在我的提议下，2003年9月大连市信访局专门成立了疑难案件接待站，力求使矛盾在当地化解，最大限度地控制进京上访。
一年下来，我们通过苦口婆心地做工作、签订“双向承诺书”做担保等途径，成效是明显的，240多名“上访专业户”无一回流。
然而，大量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各种关系都理顺了，信访渠道就畅通了，信访工作的压力就减轻了。
当前信访内容越来越趋于复杂化，信访对象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很现实，基本上都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都明确要求解决实际问题，不达目的，不肯罢休。
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许多信访对象反映的问题情况复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处理起来难度较大。
因此，重复上访、无理缠访、*以及越级上访的“风险”依然存在。
同时，559九三学社中央肩上的担子沉甸甸机制不全引来的上访、处理不及时拖来的上访、责任不明确推来的上访、调查不全面漏出的上访、接待不热情激出的上访等等，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拿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说到底，在信访工作中克服“治表不治里”、“按倒葫芦起来瓢”的关键，还在于政策是否完善、认识是否到位、工作是否主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2）
我早在1996年就加入了九三学社，身为一名*党派成员，有责任也有义务结合本职，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作出应尽的努力。
为此，从2004年起我便开始留心“积累”阻碍信访工作开展的各种因素，包括对信访工作重要性认识的不足，认为抓信访太牵扯精力，影响抓经济建设，把信访工作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上访群众都是“刁民”，对他们采取哄、拦、卡、压的办法，把政府机关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认为信访工作只是信访部门的事，推给信访部门处理便一了百了 ，导致群众“信大不信小”、“信访不信法”，久而久之把一些本不会上访的群众“培养”成“上访专业户”。
特别是政策因素给信访工作带来的难度尤甚，个别政策的制定脱离实际、远离群众，造成了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对新政策出台后可能出现的情况预见不够、准备不足，造成政府工作被动、形象受损；政出多门、口径不一，导致操作困难，群众不满；执行政策不及时、不到位，损害了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等等；这些都为后期撰写提案奠定了基础。
化解社会矛盾应与城市发展“齐头并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促使我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设想越发清晰而坚定。
2007年年初，九三学社中央推出七个调研课题，向全国各级社组织公开招标，为这件提案的出炉提供了契机。
九三学社大连市委组建了由我担任组长的课题组，从知情选题、新颖立题的角度，提出了《构建化解社会矛盾，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分析与研究》
这一课题，确定了课题的调研方向和撰写框架，在九三学社中央一举中标。
我们给调研报告定出的基调是：既要立足前瞻性，更要具有可操作性，设置的调研思路全部从问题进入。
诸如为什么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措施相继出台，还会有新的社会矛盾纠纷大量发生？为什么司法行政机关不断解决纠纷，但往往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又接着产生，各级机关长期处在疲于应付的状态？
为什么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成立了解决群体事件应急机构，司法机关也扩大了受理范围，行政机关健全了复议、信访等纠错机制，却仍然不能彻底解决矛盾纠纷，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阻碍？
带着以上问题，我们针对近年来由于企业改制、兼并、破产以及房屋拆迁安置、集体土地征用、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农田山林承包、农民工权益、物业管理、金融保险等方面出现的社会矛盾，广泛开展调查，力图从现实状况和历史背景中找出“症结”所在。
我们认为，归结起来其原因主要包括：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立项往往由少数人决定，没有广泛征求有关方面和群众的意见，结果项目上马以后便出现连锁问题。
比如土地滩涂使用权的审批，没有经过听证便将土地征占或将海域划给使用人，使世代靠海域、土地生活的渔民、农民失去生活来源。
这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忽略社会整体效益。
再如为了节省资金，减少损失，有的部门全力以赴启动一些没有正式规划手续的遗留建设项目，结果给周围的建筑造成挡光，增加了容积率。
这是环保意识淡漠。
有的企业建设物流基地，占用了正常的绿地和公园，在工作中产生巨大的噪音，每天使用的油漆高达几百公斤，严重污染了空气，给周围居民健康带来损害。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3）
这是忽视百姓的切身利益。
一些企业主管部门决定将国有企业出售后，收购人违反出售协议，不能按协议支付原企业职工的工资、劳动保险、公积金，这一类企业改制遗60九三学社中央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留问题占上访量的比重较大。
这是制度不够健全。
如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很多企业是有钱故意拖欠，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
据不完全统计，大连市近几年因上述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约占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80％以上。
为了比对不同地区政策上的差异，寻求最佳解决途径，我们多次上网查询各地信息，了解信访工作的新做法、新经验，分别到河南省渑池县和义马市、陕西省西安市和山西省太原市等地，对成立群众工作部、建立信访绿色通道等做法进行实地考察，在经过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形成的《构建化解社会矛盾，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分析与研究》中，我们建议努力使化解社会矛盾与城市发展“齐头并进”，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矛盾调解工作，用全新的工作理念，调整工作思路，把解决社会矛盾的重点，从重管理、重事后裁决向重超前预防、重调解服务转变，减少“对簿公堂”和“亡羊补牢”；要建立超前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从源头上着手，建立一种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矛盾超前评估化解机制，对重大决策、项目、活动实施可能产生的影响预先广泛征求意见，从而使决策科学合理，不影响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要构建“大调解”网络机制，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社团调解、行业调解工作体系的建设；由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整合政治资源，将综治办、信访办、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和综治服务站、治保会、调解委员会以及各种群防组织有效地整合起来，联动预警，合力处置；要完善社会矛盾责任评价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矛盾责任追究和问责制；在衡量功过时，不但要看经济效益，更要看其能否经得起时间和群众的检验。
该调研报告经过九三学社中央领导及有关专家两轮评审而得以被采纳，并成为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和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材料。
“大调解”机制需要社会各界协力推进凭心而论，仅靠一个人或者一个党派团体的力量，推动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奏效。
而事实上，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设想一经提出，便先后引起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九三学社中央乃至全国政协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在大连当地，从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到社会各界，都对提案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在大胆实践中先行一步，予以推进。
早在2007年召开的大连市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我们就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交了《关于创新矛盾化解机制，构建“大调解”工作网络的提案》，被列为市政协领导督办的重点提案，得到承办单位的高度重视。
“两会”结束不久，市司法局即抽调100多名干部和律师，组成11个工作组，与区（市）县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和人民调解员共2300余人，一起深入社区、村屯，开展“化解民间纠纷百日专项行动”，先后排查各类纠纷3966件，成功调解并处理3790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4）
市委政法委、市综合治理委员会成立了提案调研小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调研，制定了《大连市建立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实施办法》，从制度上规范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岗位责任、相互关系等实施细则，以实现资源、人员、工作的有效整合和衔接，推动重大疑难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
市委、市政府还相继出台了《大连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责任分解表》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意见》，通过加强和深化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工作、完善信访工作机制等途径，积极构建“大调解”工作网络。
全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被细化为十大项44小项，逐项分解到38家市直相关部门和11个区（市）县党委、政府，明确了各自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具体任务以及责任人和责任单位。
全市62九三学社中央肩上的担子沉甸甸162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起“人民调解庭”，有条件的村（居）委建立调解室，协调各方参与矛盾纠纷化解，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大调解”工作网络迅速形成并有效运行。
我们在参加大连市政协组织的专项视察中，了解到：大连市旅顺口区龙王塘街道党委围绕加强涉农街道平安建设，建立起“党工委统领、办事处主导、综治部门具体牵头、各涉稳部门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联动“大调解”新格局，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大连大学城动迁工程涉及该街道盐厂新村的660余户居民，初期曾有部分村民有较大意见。
为此，龙王塘街道党工委组织起40多人的工作组，反复多次地入户排查，尤其对70余户明确提出不愿搬迁的居民逐家登门调解，并伴之以实施行政仲裁程序，使该村660余户居民全部顺利搬迁，保证了工期，维护了稳定。
我们在提交提案之初最担心的机制形成问题，在大连市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仅仅历时十个月就有了满意的答案，特别是增强了超前维权意识和决策科学性，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了保障，为我们完成《构建化解社会矛盾，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
机制的分析与研究》提供了翔实的依据。
同时，九三学社中央紧抓不放，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助推提案在各地的落实。
2008年5月，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在大连调研时，专门抽时间约见我，征询新的设想，并听取了大连市政法委书记的汇报，就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
机制作进一步的探究。
依我看来，在参政议政方面，*党派很有强势，完全有条件利用好政协这个渠道，把社会各阶层的诉愿认真反映好，切实解决好。
我目前已调任大连市沙河口区副区长，仍然分管信访工作，仍战斗在稳定工作第一线。
作为一名*党派成员，在积极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我肩上的担子依然沉甸甸的。
（陈克文执笔）王选简 历王选（1937～2006年），汉族，生于1937年2月，江苏无锡人。
1958年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
历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
2003年当选十届全国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006年逝世。
64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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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建言立论的影响越来越大（1）
＊政协委员建言立论的影响越来越大王 选我于1993年年初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一看报上公布的委员名单，我就深感政协真是人才济济，集中了各方面的专家，有些还是某个领域的权威。
我分配在科技界这一界别，后来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吴文俊、黄昆先生当时也在其中，吴文俊以很高票数被选为常委。
政协分组会上的发言非常热烈，听到不少尖锐的意见，常常觉得时间不够。
1993年时还流传一句顺口溜，说政协委员的发言、建议和提案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
有一位女委员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当时实行的“夏令时”弊端很多，写了一个提案，建议取消“夏令时”，并列出了一系列的充分理由。
但不久收到的有关部门对此提案的处理意见，逐条驳斥了这些理由，并坚持“夏令时”的好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收到提案处理意见后大概三个多月，国务院就下令在全国范围里取消“夏令时”，使这位委员啼笑皆非。
政协工作经过十年的改进，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下面就叙述我亲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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