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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比如打牌，比如唱歌。人类的进化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但都各自独立地“进化”出了这些大同小异的游戏。饱暖思游戏，也算是人类的一个高级本能。

说诗歌是文字游戏，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觉得游戏是人类的最高境界之一。世界各地大约都有“文以载道”的追求，尤其是中国。但是诗歌在各种文体中，可能是“道”的成分最少的。它通过文字的排列组合，通过词语的衔接与错位，把文字变成魔术，而魔术是会给人带来惊恐与乐趣的。就算是写诗机器写出来的诗（本质上还是人写出来的，因为套用了一些已有诗歌的格式），比如“请王佩吃月亮”这样的诗句，还是会给人带来惊恐与乐趣。就是说，相对而言，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形式主义，最接近音乐，最少依赖“内容”、“情节”、“意义”、“道德”的力量－－我们知道，“内容”、“意义”、“道德”这些东西，不但容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写作投机分子所操纵。比如，某些作家就喜欢用写“大题材”来掩盖才华的贫乏。所以，我向来认为，在各种文体中，诗歌最考验一个写作者的才华。

当然，诗歌能体现才华，并不等于写诗的人都有才华。这么简单的道理，沈浩波显然没有拎清。

比如他自己，他就没有什么才华。他以为别人不喜欢他都是因为他“心藏大恶”，因为他“下流”，所以他洋洋得意。本来就以恶为美嘛，千夫所指，恰恰满足了他那点孤军奋战的英雄主义虚荣心。我不喜欢他，其实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才华，还成天自吹自擂，以为自己盖世无双。如果说有点才华，也就是自吹自擂的时候有点火花。就好像某个产品唯一的好处，就是广告做的好一样。要我看，无论你哪个半身写作，都需要才华。他根本没有，就用嗓门来代替才华。丫写诗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人捉蝴蝶，气喘吁吁，却根本就逮不住文字的感觉。如果用他所热爱的下半身说法，就是捅来捅去，捅不到那个洞里去。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韩寒“抓蝴蝶”的本领也好不到哪儿去。在“气势远远大于才华”、“观点远远多于道理”这两点上，韩寒和沈浩波倒有点相似。

而且沈同学还喜欢搞门门派派，给别的诗人打棍子、戴帽子、搞文字锦衣卫，动不动骂人“学院派”、“技巧派”、“形式主义派”、这派那派。这就更令人讨厌了。我觉得这是沈浩波最讨厌的地方：把人们对诗歌本身的关注，引向了对诗歌门派的关注。这对于诗人来说，是最不可饶恕的。毛主席自己不爱学习，所以就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沈浩波自己没有文字游戏的才华，就说修辞越多越反动。其实修辞之于诗歌，就像辅助线之于平面几何，是柳暗花明的关键。没有修辞的诗歌，走到极端，就是赵丽华的诗歌。事实上，如果去读沈浩波的诗歌，凡是还有点火花可言的地方，也就是修辞出没的地方。

当然，也不是辅助线加得越多，一道几何题就越容易破解，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就懒得罗嗦了。

本来，赵丽华写完全没有修辞的诗歌，作为一种诗歌试验，无可厚非。我其实根本不欣赏大家对她群起而攻之。中国值得群起而攻之的人太多了，根本轮不到她。可气的是沈浩波这种人，非要说你们欣赏不了这种诗歌或者他的下半身诗歌，是因为你们太蠢。这就有点耍赖的感觉了，你明明端了一个空盘子出来，还要别人做吃的“津津有味”状，如果不做津津有味状，就说你味觉有问题。据说，诗人的空洞，是一种有哲学功底的空洞，一种有深度的空洞，不同于普通网民的空洞，你们学不会的，就别努力了。

靠，你负责空洞，我负责挖掘其中的哲学深度，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吗我说。咱俩换换位置怎么样？

再说了，下半身诗人不是最讨厌“哲学深度”这种提法吗？“哲学深度”这种东西，不是“学院派”货色的玩意儿吗？怎么下半身一急，就急成上半身了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同学似乎爱以“民间派诗人”自居，结果“网民”的表现，直接把他从“民间派”打成了“自作多情派”。当然，也可以说，网民不代表民间，不知道街上的菜农、民工、流氓地痞算不算民间，要不让他们读读沈浩波的诗？估计等群众的唾沫汹涌而来的时候，沈又会从“自作多情派”变成“找死派”了。

当然，我不觉得菜农、民工、流氓地痞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就像我不觉得教授、文学批评家是检验诗歌好坏的标准一样。我觉得扛着“民间”的大旗狐假虎威的做法，实在没有必要。任贤齐说了，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其实学院派也好，民间派也好，作为诗人，大家都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搞什么派系斗争。不如大家一起长途跋涉，回到文字本身。至于群众接不接受，网民接不接受，倒是次要的事。我想象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文字的奥妙，与世界达成和解。不一定是那种“被接受”的和解，而是那种“接受不被接受”的和解。


说实话，写诗是人权之一，便是没有才华的人，也还是有写诗的权利。就算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对语言的魔术抱有一种探索之心，也还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沈浩波的这种说法，一个时代无论如何堕落，不能堕落到没有诗人。就是说，一个时代无论如何狂妄，不能在美的可能性面前失去谦卑。但是，这不等于说，只要是诗，就是好诗。只要是以写诗为爱好的人，就是时代的先锋。诗坛，正如其它任何“坛”，肯定也是良莠不分，肯定也有投机分子。因为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划分出一个精神特权阶层，让群众夹道欢迎，我觉得，这个要求比较过分，跟“出身论”、“血统论”异曲同工。至于把诗歌写得一文不值还要命令整个社会对它顶礼膜拜的人，我看，不但不能拯救一个时代的堕落，其实是在恶化它。


　　　　周末读物　暂缺

　　　　他人的生活　　　在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正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D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时，还有点失望。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时，我又看到了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剧下半场打了个急转弯，整个故事立体了起来。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将军Sergei和他的年轻妻子Marousia，以及Maronsia的众亲友，到湖边度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l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特务，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　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最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N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这段对话采概括：


　　　　Mitya：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不存在所谓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格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大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是成千上万人的合作，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也就是说，Mitya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Sergei也不是无辜的，因为他曾是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家人追忆“解放前”的美好对光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很美好，当初你们为什么不为之战斗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正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像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因此，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政治运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牺牲品。Burnt　by　the　Sun却告诉我们：如果你曾在“前17年”颐指气使，那么你在“文革”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口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土改中暴力剥夺他人财产，那么像在公社化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口粮被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委员那职务，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你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所谓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学习焦虑

我订了一份杂志，叫《Economist》，已经订了两年了。但是仔细想起来，除了坐地铁的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看这份杂志。为什么要订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件事至少从形式上缓解了我的“学习焦虑”。

　　　　我承认，我有学习焦虑。

　　　　据说这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了，而我，对村里谁跟谁又打架了，谁家玉米种得最好，谁家失火了一无所知，能不焦虑吗我。

　　　　又据说我们生活的时代“知识爆炸”，这就注定了我的“学习焦虑”还将是不治之症。刚学习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最近的和平协议，它们又打起来了。刚知道津巴布韦是非洲经济典范，那里通货膨胀率又达到1000％了。这边刚开一个威尼斯电影节，那边又要开多伦多电影节……就这么一个小破村，每天发生的事情让人眼花缭乱，小姐我踮起脚尖往前看，也只能看到舞台角落里的一小点演出。

　　　　多少次，半夜醒来，我睁着空空的双眼，为不了解巴西的政党制度、不了解东欧的私有化模式、不了解新浪潮电影是怎么回事吓出一身冷汗。我听见群众愤慨谴责：还文科博士呢，连这个都不知道！然后我抖抖瑟瑟嗫嚅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那天给朋友X打电话。他是个电脑工程师，在纽约的大公司工作，说是要跳槽。

　　　　你们公司待遇不是很好吗？

　　　　不行啊，学不到新东西。现在还混得下去，万一有天失业，不懂市场上的新技术，就完了。

　　　　看来，有学习焦虑的，不仅仅是文科博士。

　　　　打开某著名门户网站，主页最显眼的位置都是这样的广告：“北大总裁EMBA班！”“国贸研究生班两年1。9万！”……瞧，整个社会都染上了学习焦虑。各处江湖郎中纷纷兜售猛药，得病的、治病的，全都不知道害臊。

　　　　学习总归是件好事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成了现代生活中的强迫症呢？人人都赶着去急诊。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多么像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和魅力四射的丈夫。随时随地可能被甩掉，所以每天处心积虑往脸上涂抹，直到所有毛孔都被堵塞为止。

　　　　上次回家，就在我所住的城市广场上，看见触目惊心的一行大字“把XX市建设成学习型城市！”估计现在“学习”这词，就跟口香糖似的，嚼在嘴里是很酷的事。

　　　　为了响应号召，我决定现在就开始翻阅那本崭新的《Economist》，从智利的教育改革看起，北爱尔兰的出口业近况也行。

　　　　对猪头肉的乡愁

　　　　以前于光中好像写过一首诗，叫“乡愁”，邮票船票什么的。我的乡愁没那么诗意，都很具体，比如中友百货的夏季打折，比如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比如中关村附近的盗版光盘，当然，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吃猪头肉。


　　　　以前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吃饭很困难，要排长队，而且去晚了，什么都没了。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我振作精神、冲向食堂的话，就是橱窗后面那一盘子晶莹剔透的猪头肉。


　　　　要吃到猪头肉，并不容易。第一个障碍就是它的价钱，1块6一两，很贵族。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才“放纵”一下自己，比如跟男朋友分手了，郁闷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和好了，高兴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既没有分手又没有和好，无聊得去吃猪头肉。第二个困难就是，“猪头肉”似乎并不是很高雅的食物，听起来简直象骂人，而我，还是自视为一个窈窕淑女的，在别人眼里，没准还是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呢。这就给我造成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是要维护自己一个窈窕淑女的声誉，还是要满足自己恶俗的口福？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我来到卖小菜的窗口，先四处张望一下有没有熟人，然后非常小声、含糊地说：来二两猪头肉。买到猪头肉后，我立刻把它盖起来，低着头匆匆从食堂后门出去。比起毒品交易，就差没带墨镜和使用暗号了。


　　　　我在朋友圈子里，以喜欢各种恶俗的食物而出名。以前一个好朋友快结婚了，要把她丈夫介绍给我们几个女朋友，吃饭的时候，大家点的菜都挺高雅，在生人面前嘛。清蒸鲈鱼、海鲜豆腐煲什么的，最俗的也就是酸辣土豆丝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抬起头，豪迈地说：火爆腰花！当时就差点被我的好朋友踹出了门去。


　　　　人大西门外，有一个老陈麻辣烫火锅。那个时候，我有个男朋友，我们经常去吃。我不能吃辣的，一吃就三把鼻涕一把泪的，第二天还拉肚子。但是一提到麻辣烫，我就视死如归、势不可挡。每次要决定去哪吃饭的时候，我男朋友就故意装作很困惑的样子，问：那，咱们上哪儿去吃呢？其实他知道我的答案，但他就是想看我丢人现眼的样子。果然，我会嗫嚅地说：咱们再去吃麻辣烫火锅好不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大笑起来。这个细节，成了他一个屡试不爽的娱乐项目。

　　　　我对猪头肉之流的爱好，除了使我小小地丢过几次人以外，对我的人生，还是颇有进益的。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觉得，一切低俗的东西，在高雅的东西面前，有它自己的奥妙和自尊心。比如说，我虽然是“做学问的”，但是我对术语缺乏迷信——不至于听到一个“政权内卷化”就荷尔蒙分泌加速；又比如说，谁要跟我吹他开的车多高级，我可以气定神闲地伸出脚来，说我脚上的鞋子才花了18块5；又比如说，刚从第五大道的名品店出来，走在破破烂烂的中国城，我还是会从那拥挤破烂中体会出一种古怪的魅力。这些，我以为，或多或少都和我对猪头肉的爱好有种隐秘的联系。当然了，我对高雅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阶级仇恨，莫扎特、凡高、柏拉图，第五大道橱窗里的那些手工鞋，我也都拿来主义。犯不着为了显示自己的“平民情怀”而和高雅划清界限。


　　　　到了国外，当然就很难吃到猪头肉了。虽然偶尔也能在中餐馆吃到“豆腐肥肠”、“小椒鸭舌”什么，但猪头肉却是难觅芳踪。这不禁让我在这个初秋的下午，有了一丝惆怅的乡愁。啊，我还是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只不过让我深深地、深深地徘徊的，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