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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接近。炸桥未遂，陈怕桥夺不回来，要受军法制裁，便不惜牺牲，命士兵硬冲，但多次向敌人发起冲锋，均被敌人强烈火力所击退。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山炮营。

淞沪战役（9）
山炮营自从在南塘口与敌人较量之后，再也不敢集中“射击”。山炮很笨重，撤退不便，丢又可惜。我叫山炮营长留下三门山炮及全部炮弹，其余撤走。并命三门山炮对准公路桥一齐开炮，炮弹打完为止，炮兵们一心想把炮弹打完了好往下撤，因而，一个个也都不怕死了。三门山炮对准公路桥拼命打了两个多钟头，几百发炮弹在公路桥周围开了花。虽山炮弹威力太小，桥未被炸断，然而却阻止了敌人进攻。敌人见公路桥方面不能进展，次日半夜又用几只铁舟在公路桥下游偷渡，又占领了一个新据点——朝霞村。为了阻止敌人继续向前推进，我师又在朝霞村附近与日军对垒，离朝霞村不远的河岸，国民党原修有一个水泥工事，我二十多个士兵带着一挺机枪进入工事，对准朝霞村猛射，给敌人以很大的伤亡。但这种机枪掩体设计实在太差，工事高出地面一公尺多，外八字的枪孔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敌人用“三七”平射炮对准机枪孔连打了几发炮弹进去，工事里的士兵不炸死也震死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进那样的机枪掩体了。
　　我师在青阳港与敌人作战数日，伤亡近七百人，包括七个营长。战斗激烈，仅次于南、北塘口。待到战略收容的目的已达到，部队又奉令乘黑夜撤退，经昆山来到苏州。
　　淞沪战争刚打响时，苏州的百姓认为，国民党军队将一触即溃，日军很快便可打到苏州城。因此，百姓们都纷纷逃亡，致使苏州市面萧条，形同死城。后见国民党的军队竟能在上海与日军抗衡达三月之久，苏州安全无恙。原逃亡在外的百姓又都陆续回到苏州城。各行其是，一到夜间，苏州城内外又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大开夜市起来。殊不知，兵败如山倒，百姓见前面部队已撤到苏州城，自然又都着了急，家家的妇孺老小，都急着离开这块危险之地。慌乱之中，大家乱成一团，什物散失满街，骨肉四方逃散。这时苏州不是天堂，而是人间地狱了。
　　我们撤退路过苏州城外护城河桥时，看见一个大约三四岁的男孩，躺在栏杆上睡着了，这小男孩长得又白又胖。一个老兵看见说：“这个娃儿真乖。”
　　霍军长说：“你把他背去嘛。”
　　老兵说：“我自己的枪都背不走，哪里还背得动这个小孩。”
　　苏州河上，逃难的船只，拉船的多是一些女子，她们的丈夫或兄弟大都先走了。苏州的女子，一个个长得都很娇嫩，平时很爱装饰，现在也不讲究了，她们把高跟鞋脱下来，搭在自己肩上，赤着双脚，在河岸上拉着纤绳艰难地行走，船上坐着她们的老小。一天很难走十里八里，看见这情景，真叫人伤感，我们这些当兵的，竟连老百姓的生存权利都不能给以保障，太可耻了。
　　一路上，尸体遍地，伤号叫苦连天，逃难的群众络绎不绝，到处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部队行军休息时，偶遇一间房屋，进得门去，但见地上躺着三五具尸体，不得已，只好与死尸相伴休息，并自我安慰说：“打死的人是不会传染的。”
　　蒋委员长原想把淞沪退下来的部队导入吴（江）福（山镇）和（无）锡澄（江阴）线既设阵地，再一线一线地顶。可是，部队残破百姓逃，保甲长跑，开永久工事门的钥匙，都找不到手，哪里还站得住脚。结果，这些工事门都尚未打开，钥匙还在保长、甲长手里，部队就又往下撤了。我师乃由无锡向西沿太湖到宜兴，又由宜兴到广德。刘湘第七战区的部队到广德后，十四师又再退誓节渡。正在这个时候，敌人开始向南京进犯了。
　　从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长达三月之久的淞沪抗战以上海失陷而告终。在淞沪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在民族大义鼓舞下，牺牲精神很高，官兵们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海，陆、空联合进攻，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一定的打击，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骄横的侵略气焰，数十万下级军官和士兵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保卫自己的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高度评价和永远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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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失守
淞沪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士气低落。日军在战领上海之后，分兵三路进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一部由太湖北侧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攻南京；主力由太湖南侧经吴兴、长兴，取道广德。又分兵一部继续西进，占领郎溪、芜湖以包围南京，主力则取溧阳、溧水、天王寺，句容，攻击南京。12月初，敌人便进抵南京城下。
　　蒋介石把他的精锐部队全部调到南京城，其中有：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叶肇的六十六军，以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等。决心在南京死守，若能侥幸支持一两个月。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如打不赢日本人，败而后和，也可以堵国人之口。据说这是根据张群“抗战必亡，不战亦亡，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方针决定的。此时，德国大使陶德曼也奔走于日蒋之间，要两家不打，共同进攻苏联。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蒋介石命顾祝同为南京城防总司令全权指挥，他自己则准备退往武汉。南京城防总司令这个重要职务，要是在平时，谁也愿意干。可是现在实在是太担风险了。顾祝同心想：十有*是活不出来了，他同他身边亲信，都留下遗嘱，安排好了后事，坐待死神的到来。
　　说也奇怪，这时候，唐生智跳出来要求担任南京城防总司令。
　　唐生智任职后，即在青龙山、紫金山各处层层设防，而以南京城为核心，构成环形防御背水阵。并封锁南京浦口间水上交通，把船只都集中北岸，以示必死。
　　12月5日，南京四郊战斗异常激烈，青龙山、紫金山、汤山等地相继失陷，十五万大军不得不退进南京，困守孤城。
　　12日，日军攻进南京城，国民党军队眼看有遭全军覆灭的危险，唐生智这才慌忙下达突围的命令，并给十五万官兵指定了不同的突围路线。于是一声令下，官兵们纷纷各自逃生，一齐拥向下关。
　　下关一带，到处都是溃退的士兵，大家都抱着要过江逃难的目的乱窜，会游泳的士兵到还好一点，不会游泳的人，有的拖一张桌子，有的拖一条板凳，有的抢一块木板，就往江北游。下关一带，哪里有供十多万人使用的桌子、板凳，他们往往为争一条板凳或一张桌子互相残杀。到达江心，许多桌子、木板翻了，士兵们纷纷落水，于是长江里到处漂着士兵们的尸体，真是惨绝人寰。
　　唯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带领两千士兵从陆上突围（其实，敌人并非处处设防，南京城很大，他哪有那么多兵力严密包围？），很容易就进入山林，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白天躲、晚上走，全部安全转移。他们的遭遇倒还比向北边逃命的士兵好得多。
　　敌人攻打南京时，陈诚所属各部，胡宗南、周碞等部退往广德。川军刘湘所属各军则进出广德、泗安地区，我见刘湘部装备甚差，士兵们没有水壶，每人背一个竹筒筒，没有背包，每人背一个竹背夹。我认为他们尚能因陋就简，共赴国难，蒋介石将这样的部队，置于进攻南京日军的侧背，适时出击总还可以发生一些作用，但他们战斗力极弱，遇敌一触即溃，我所在的五十四军（只有一个等待整补的十四师）在誓节渡休息，前方广德的川军佟旅与日寇翼侧骑兵掩护支队接触。一下就被冲垮，十四师只得以残破的军队，坚守阵地，敌人终未越雷池一步。广德泗安的国民党军队坐视日寇大军西去，南京岌岌可危，无动于衷，蒋介石也不命这些部队侧击，甚至连扰乱性进攻也未采取。
　　如果说淞沪战役，没有适时诱导我国军队利用水网地带和多线国防工事逐次作持久抵抗，是置七八十万大军于日寇海陆空军火海中自己消耗的拙劣战略，不利于长期抗战的话，那么，使十余万大军背靠长江在南京作环形防御，就更是睁起眼睛把军队送给敌人歼灭的愚蠢战略（淞沪还使敌人付出五六万人伤亡的代价，南京则一无所得）。所谓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国父陵寝所在之地，不能不战而退的说法，从军事上看是不值一顾的。军事上“战”，只是为求有利于战胜敌人，明知要吃亏，只为争面子而战，不符合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的原则，知兵之将是绝对不干的。如果军队有决战能力，以南京为据点吸引敌人进攻，而从广德、郎溪方面反击敌人侧背，当然不失为可行之一案。但精锐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也是不能执行这样战略的。就当时具体情况看，虚守南京，让敌人扑一个空，而我则侧击敌人，使其付出若干代价，而后退入天目山等地，与敌持久，则是可行的。
　　南京失守后，日蒋和谈气氛越来越浓，德国大使陶德曼亦出来斡旋，传说蒋恐桂系不干，征求白崇禧对和谈的意见，白说：“如果条件不苛刻还是可以谈。”但日本人的条件中，最主要一条是承认满洲国独立，这使蒋介石大伤脑筋，如要他默认成立一个满洲国还可以，但要他黑字写在白纸上，他又不干了，故使日蒋谈判告吹。
　　日蒋酝酿妥协和日寇攻徐州而推迟了进攻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给了蒋介石喘息的机会，他在武汉又整补起来了五十万军队。我所在的五十四军就是在这时整补起来的。这是日军战略上的失策。
　　南京失守后，我率十四师残部徒步行军，经宁国、歙县、景德镇到南昌、乘火车到九江、再船运武汉整补。
　　

珞珈山干部训练团
武昌东湖的珞珈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每逢春暖花开时节，这里百花争艳，雀鸟齐鸣，夏季又为避暑之胜地。武汉会战以前，大约1938年5月至6月，蒋介石在这里举办了“珞珈山干部训练团”。这时十四师在武昌补充训练。我被派到训练团学习，这次训练没有什么特殊例外，主要是打气、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军事讲课内容均与日作战有关，周恩来同志时任政治部副部长，他曾来训练团给我们上课，讲的题目是“游击战”。那时候，抗战气氛很浓，训练团内，到处都贴满了宣传抗日的标语。在训练团的大门口，其中有一幅“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横幅标语特别引人注目。可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发现这幅标语突然不见了，我感到奇怪，一打听，才知道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共产党提出这幅标语有暗示，意即：“你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我就支持，你蒋委员长不抗战到底，我就反对。”共产党所持这种态度本无可非议，然蒋介石却做贼心虚，令人将标语取下，并规定，以后凡要写这类标语，就只能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二字不准再用。从这件事上，我已预感国共合作潜伏着危机，同时，也说明蒋介石要对日妥协并非谣传。陈诚的参谋长郭忏就曾对我说：“武汉失守后，抗战还打不打下去就是一个问题了，我听有关方面说过。”他对我讲这话时很机密，并千嘱咐，万嘱咐要我绝对保密。郭忏是陈诚的参谋长，而陈诚则是蒋介石的亲信，这个话事出有因，自然是一目了然的。由此看来，武汉会战确实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是投降或再继续打下去的关键。
　　

武汉战役（1）
南京失守后，十四师徒步行军经宁国、歙县、祈门、景德镇到南昌，改乘火车到九江，再船运到武汉，就在十四师在武胜关整理补充期间，中日进行了徐州战役，我未参加这一战役，但台儿庄大捷、徐州突围和花园口黄河决堤等扣人心弦的大事，总是令人关注的。
　　台儿庄大捷，全国燃放鞭炮，这一仗，对于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军队的士气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战术上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据我了解：日华北派遣军与华中派遣军，初无配合打通津浦路的企图，华北的矶谷、板垣两师团，豕突狼奔，分别南下，孤军深入，又未相互很好配合，板垣师团在临沂受阻不前，矶谷师团单独进攻台儿庄。遇我孙连仲集团坚决抵抗，伤亡甚大，汤恩伯军团又从其侧背反击，因而不得不狼狈撤退。这说明敌人战略上犯了错误。我军装备虽劣而人数众多，常居外线作战地位，捕捉到敌人过失，发挥外线作战的优势，是可以击败敌人的。可惜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总爱正面专守防御，一点被突破，全线都退却，在敌人侧背上的部队，纵然居外线有利态势，怕*烧身，宁可作壁上观，而不敢侧击敌人，放弃有利的机会，助长日寇的疯狂，是很令人痛心的。
　　徐州附近地形平衍，童山濯濯，我五六十万大军，离心退却，竟没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军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所以在我国土内反抗入侵的敌人，可以不沿后方联络线退却，而且过多的侧背安全感，是不必要的。
　　1938年5月19日徐州撤退，6月5日开封陷落，为防敌人西进，蒋介石下令破坏花园口河堤（商震的二十集团军指挥黔军蒋在珍的新八师掘开的，当时陆大十期同学魏汝霖任二十集团军参谋处长，写了一篇掘堤经过和经验，说几次掘开未成功，最后挖成阶梯逐次下降，河堤崩土，才不堵塞水流了），造成黄泛区，使数百万泛区居民死亡枕藉，流离失所。历史惨剧的祸首当然是日本侵略者，但我不相信中国军队舍此残害同胞的下策，便无阻敌西进的方法，我也不相信日寇因此泛区就会改变它的战略方向。掘堤之举，智耶非耶？可以各有看法，但我觉得这是中国战史上可耻的一页。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斡旋中日和议，未得结果，打通津浦路又告一段落，日寇就决计调集队伍，溯江西上，进攻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企图进一步迫使国民政府投降。6月15日，日军攻陷安庆，继续西上，再陷马当要塞，突破长江封锁线，于25日攻占九江，于是拉开了进攻武汉的序幕。
　　国民党的军队经过整理补充，四十多个精锐师在武汉三镇摆开了与敌决战的架势，蒋并命他的亲信陈诚为武汉卫戍总司令。保卫大武汉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陈诚指挥下，积极地进行。这时苏联支援的炮火和航空队也都到达了武汉，国民党军队元气，已大大恢复。
　　霍揆彰在武昌成立五十四军军部后不久，我被任命为五十四军军参谋长。五十四军下辖十四、十八两师，这个军属陈诚嫡系部队，自然械弹补充都很优先，还派来一德国顾问韩里西斯Henrysis协助训练，部队一边练兵，一边修筑工事。武汉保卫战又是搞的一个环形背水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之教训。当时，陶德曼斡旋仍未死心，蒋介石也未堵死谈判投降的大门，所以在蒋军的德国顾问仍未撤走，他们对中国十分“友好”，手把手教中国军队构筑阵地，给中国士兵讲解修筑阵地要多大的纵深，怎么伪装，如何完成火网和障碍设施等，可谓细致入微。军事委员会德国顾问团还先后在汉口的横店和武昌的葛店构筑两个模范阵地，以供部队仿效。我所在的五十四军十四师就构筑葛店模范阵地，这个阵地选择在北依长江边的白浒山，南临豹子澥（梁子湖）的隘路上，两翼有依托，纵深有约一公里浅丘，似乎地形很好，（横店模范阵地也是两翼依托湖泊的丘陵地隘路）但它们是几十个师守卫的环形阵地之一部分，环形阵地一点被突破，几十个师就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歼灭的危险。此时因我任军参谋长须经常前往葛店指挥，而指导构筑葛店模范阵地的德国顾问们就是我在陆大学习时的老师史培曼、石达开等，见面后很亲热，他们经常给统帅部汇报说：“葛店工事做得很好，郭参谋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我对德国顾问围绕武汉三镇修筑环形工事的做法深感怀疑，假如在陆大学习时，同学们做像这样的战略决策，做这样的作战计划非挨批评不可。然而武汉保卫战沿三镇外围修筑工事，明明是让中国军人去送死的下策，他们却毫无建议，岂非怪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武汉战役（2）
自从陈诚的参谋长郭忏给我讲了“武汉失守后，抗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就是一个问题了”的那一番话以后，我深感此次会战，非同寻常，抗战的前途，此一战关系很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一个军人，现在还是为民分忧，为国效劳的时候，一定要为抗战尽自己的微薄的绵力。主意打定，我将湖北五万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