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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眼中的最大"共谍":郭汝瑰-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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龊米急赣矗
“赵力钧同志要快点来呀!”我要求。
“到时他一定来!”任廉儒说。
由这一席话,我知道二野部队在湘西集中,就判断二野必定由酉阳、贵阳入川,先攻克重庆,再攻成都。攻重庆时,左翼兵团必定在江津、泸州间渡江,外翼也可能伸到泸州。我认为:在此情况下我跳出包围圈,退往宜宾,让解放军进出成都,与蒋介石主力决战,我就利用形势逼部队起义,这样就可以顺利而不冒风险!因此我必须千方百计使部队不离开叙泸。由于罗广文很相信我,他私下对我说,他的参谋长赵秀崑丧失信心,一直暗中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我乘机告诉赵秀崑,失败已成定局,陈明仁都起义了,叫他影响罗广文,早作下一步打算。罗一直不醒悟,只以为下一步打算就是打游击。因此他十分留意不让七十二军移动。
10月,蒋介石飞到重庆,在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召开作战会议。我与陈春霖同车前往参加。见重庆市各街道处处搭起柏树叶牌坊,上面写道:“欢迎蒋老先生回到第二故乡。”仔细一看,原来都是袍哥各山头的(袍哥的帮会组织四川人叫山头或码头)。陈春霖十分不满地说:“真太不像话了,谁要袍哥拥护。”此时,我马上意识到蒋介石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只能凭借袍哥这一类封建组织支撑了。
参加作战会议的除了陪同蒋介石来渝的及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第三处参谋人员外,还有张群、钱大钧、杨森、胡宗南、罗广文、陈春霖、刘文辉、邓锡侯和我。蒋介石亲自主持了作战会议。会议室壁上挂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西南地区军用地图,室内横放着一张餐桌,蒋介石背地图坐在餐桌一侧的中央,两旁坐张群、刘文辉、邓锡侯、钱大钧等,其余人员都围餐桌列坐。
蒋介石强装冷静,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照例把眼光左右一扫,然后说出一大篇鼓劲打气的话,他苦笑着说:“各位将领在时局艰危之际,忠心耿耿,精诚谋国,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各位坚定必胜信念。国际危机四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中国局势尚不能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西北、两广,以待国际时局变化,定能反败为胜。因此,我军各将领必须决心坚守西南,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就是研究一下西南如何固守,*主力将由何处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蒋说到这里,掉头向刘文辉、邓锡侯等微笑地说:“好,大家畅所欲言,随便说吧!”胡宗南的参谋长沈策首先发言说:“从历史上考查,历代入四川,大多是由川北而来,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险阻,不便用兵,因此我判断*主力将沿川陕公路进犯四川,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展开。基于上述理由,我主张调四川四个机动军于川北剑阁一带设防,以挫败*入川企图。”沈策说完后,会场上一片沉寂时,罗广文、陈春霖和我早已接到陈诚指示,要我们在情况艰难的时候尽量靠拢胡宗南,以便保存自己,而胡宗南也想争取我们壮大实力。因此,沈策说完后,罗广文表示大体赞同,主张七十二军不动,以免后防空虚。蒋侧身问刘文辉、邓锡侯有无意见。刘、邓都表示无意见。蒋介石遂决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编罗广文两个军及陈春霖军共三个军为十五兵团,开赴广元,并以杨汉烈部固守大巴山,孙震部守三峡,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阳、黔江,何绍周部守贵州东正面。我见蒋介石配备一大圈几千里的防线,又把重点放川北,暗暗好笑,但只要我的部队不移动,我一言不发。
蒋介石召见(2)
第二天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等中央系将领又在临江门罗广文的第七编练司令部招待所开会,他们认为张群指挥不行,要胡宗南来指挥。宋希濂对我说:“来!联名给老头子写个报告,我们请求胡老大哥来指挥。”我说:“我字写得不好。”大家齐声说:“你起草吧!起好由赵秀崑缮正。”我推诿不过,只好给他们起草报告,让他们送给蒋介石。当时黄埔学生要求胡宗南指挥西南最后一战,但根本没有结果。因为蒋介石来到重庆后,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肖毅肃、三厅厅长许朗轩及国防部各厅参谋人员也先后飞到重庆。蒋介石亲自发号施令,指挥西南战役,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已形同虚设。
会后不久,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到泸州,说是要召见我,使我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我感觉蒋介石早已开始怀疑我了,这次电召到重庆,不知道是祸是福。看来凶多吉少,我恐怕再不能回转泸州了。哪知乘车来到重庆,才听说蒋介石并不是单独召见我,还召见了陈春霖。于是,一颗悬起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我们到林园,蒋经国、陶希圣早已在等候我们,一见我们来了,蒋经国热情地说:“啊,你们来了,坐会儿,坐吧!先生马上接见你们。”刚坐一会儿,侍从武官招呼我们进去,见走廊上摆着几张藤椅,还没就座,蒋介石来了。在接受我们的敬礼后,要我们坐下谈话。蒋介石问我:“郭军长,你的部队整训得怎样?你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我急忙信心满满地说:“请总裁放心,西南战役很有希望,别说其他部队,单我这个成立最迟的军,有三个团正在紧张训练中,另三个团是我一路在医院收集的老兵,马上可以作战。新拨来的傅秉勋一师,成立很早,估计也能打。我认为,打仗完全有把握。”蒋介石听后,唔、唔几声,转而又问陈春霖。随后我们交谈几句,就让我们走了。我出来和蒋经国、陶希圣稍微寒暄后,就急忙乘车返回泸州。从此,我再也不敢到重庆去。罗广文曾多次约我,我都借故推辞了,害怕去了出问题。其实,躲在泸州,也并不安全。解放后我才清楚,我的参谋长许亚殷就是蒋介石派在我身旁的特务,还配备有电台,经常与军统秘密联系。如果蒋介石要杀我,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不测。
当刘、邓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入贵州,蒋介石才判明解放军主攻方向,他十分震惊,立即电令调往川北的罗广文兵团,急行军开返重庆,火速推进到乌江布防,但尚未站稳脚跟,便被解放军突破了。解放军锋芒所向,直逼重庆。
惊慌失措的蒋介石,也顾不得对我的怀疑了,为了让我为他卖命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滞留解放军的前进,争取时间,以便集中其主力在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一死战,遂叫国防部电令我任二十二兵团司令,要我直接指挥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在乐山),四十四军(陈春霖由赤水向泸州退却),七十二军(我兼军长)和三个独立师(番号不记得了,一个师长陈宏谟,一个师长艾绍衡,都在内江附近),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线布防,阻止解放军渡江。在电话中,肖毅肃说:“汝瑰!你知不知道谁叫你当兵团司令的?是墨公(顾祝同)。你可要卖力啊!”我知道蒋介石委我当兵团司令,并不是就消除对我的怀疑了,肖毅肃这个电话,必是有人说我不可靠,才打的。为了进一步稳住他,我故意在电话中说:“要争气,卖力没啥说的,不过你们这样指挥简直是乱搞,第一军被你们慌慌忙忙地用汽车运到重庆去补突破孔。企图固守重庆,重兵器马匹全无,只有送给*吃掉,你们全不计算一下空间时间,就是前卫连长也知道后退展开嘛?像这样,我有力也卖不出!”肖毅肃听了,明知道说得有理,他只好说:“你不要乱说,你好好的干,看总统打胜仗!”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我也加快了起义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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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起义(1)
解放军一天一天地接近四川边境,看着我起义已逼近眼前,我要求任廉儒同志编出密码,才便于联络。任廉儒却要我编好,给他一本,我说:“这怎么行,我一编密码,就会泄露机密,最好你编,编好后,送我一本,上面写“泸密”郭军长密存——陈诚。我放在任何地方,都没人敢问,你来电时写:“泸密、郭军长亲译”,我自译就不会泄露机关。任廉儒才答应了,结果还是没搞,后来起义前,他竟发来个明电“赵因交通阻隔不能前往,希按计划行事”,差点酿成大祸,幸好当时形势急转直下,十分紧急,才得以幸免。
同时,我加紧了起义的布置工作,驻防内江一带的新三十四师奉蒋介石的命令推进到泸州以南江门一带。师长柏恒早知道我的意图,路过泸州时告诉我说,一○○团团长许汉洲是特务,必须想法把他除掉。这时部队已经行进,我急忙赶到蓝田坝对岸江边,以清点队伍为名,设法搞掉许汉洲,恰好许部缺少士兵一百多名,又丢失了几条枪,于是我下令把他扣押起来,另派我的亲信参谋处第四科科长文涛继任。我又暗暗告诉柏恒,要他到江门后,不要真面目打仗,待到我向宜宾撤退时,他也迅速开回宜宾。
驻守新津飞机场的一○四师,师长是我的妹夫傅秉勋。傅师原属罗广文部向敏思军,由于他仗恃自己是黄埔五期学生,又与罗广文和我关系密切,毫不听从黄埔六期的军长向敏思管束,罗广文只得和我协商,以新拨给七十二军的罗君同师换来傅秉勋的师。我知道傅秉勋30年代是共产党员,我与他既是亲戚,又是黄埔、日本士官两度同学,所以我放心他,就打电报约他到泸州来商量军事。接连两天晚饭后,我同他在军部后门外桂圆树林里往来散步详谈,我劝他与我一道起义,他说:“新津与泸州相去很远,很难拉到一起来。”
“我打电报给你,叫你开宜宾,你得电就走,国防部直接打电通知你,你干脆不理。”我回答他说。
“万一国防部派兵打我呢,怎么办?”
“现在解放军旦夕入川,全川除我这个军而外,没有机动部队,难道我下命令叫你开宜宾,我还打你吗?”我说。
“成都地下党也与我有联络,允许我作预备党员。”他不正面答复我,仅仅这样说。
“这样好的条件你还不干吗?我接受考验四五年了,还得不到这个条件嘞。”我答。
“周迅予同我商量定,战事失败,我们逃到松潘里边一个秘密地方藏起来,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我们再出来。”他又向我说明,他另有企图。
我见他不明世界大势,所出主意很不高明,连忙劝阻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打得起来根本就成问题,即使打起来,谁胜谁负也难预知,蒋军就是打回中国来了,别人有汗马功劳,你跑在山沟里躲了几年,还想出来捞一把吗?这道理不是很明白吗?”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就隐姓埋名,过一辈子。”他固执地回答。
“能不能隐姓埋名过一辈子,也很难说哟,我们不原来就信仰共产主义吗?还是我们一道起义,以图恢复党籍为好!”我又恳切地劝他。
但是说来说去,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说:“我不是到你这来,就是到松潘里边去。”
我们的谈判毫无结果。
11月下旬,他来电话,说肖毅肃打电话给他,说国防部要他的部队开江津县对岸白沙沿江布防。月底他又由白沙与我通话,说部队已全部到了白沙对岸一带。我向他说:“我这里兵都调出去了,泸州空城一座,你快来呀!”
宜宾起义(2)
“我马上给你派一营人来。”他回答。
“一营人顶什么用,我要你全师都来!”
“好吧!我给毅肃打个电话。”他还是下不了决心。
“不用打电话给毅肃了。快来!”
“好!”他答应。没想到这是我同他最后的交谈。
但是最后重庆解放,他一兵一卒也未到泸州,他也随败兵一道,溃逃到成都方面去了。我起义后,成都不久也解放了,他那一师的军官跑了几个到军部来,说他们师未打仗就跑垮了。师长下落不明。1951年听说他在松潘为匪,被击毙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成都挺进。国民党溃军沿成渝公路退却,车辆在椑木镇轮渡,三天三夜都走不通。于是许多车辆、部队,涌上遂宁通成都的公路上去,乱七八糟退往成都。
12月2日,我以电话叫柏恒向宜宾撤退。
12月3日清晨解放军由泸州下游罗汉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郭军长。我说:
“我是。”
“我们是第十军,军长杜义德。”
“你是解放军吗?”我觉得杜义德这个名字很陌生。猛然一下意识到是解放军,于是就这样问。
“是的!杜军长叫你派人接洽起义!”对方答应。
“好!我按计划行事!”我一时不知所措,糊里糊涂这样说。什么计划呀?对方根本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我计划在宜宾起义,重庆解放之前,任廉儒要我自告奋勇守重庆,以便保护工厂。我告诉他,我的部队与刘文辉、邓锡侯等二位部队不同,意见不统一,不听招呼,再加上蒋介石特务控制严密,根本无法到重庆起义,就是在宜宾起义都可能会有许多麻烦,不如仍按原计划在宜宾起义,以免弄巧反拙,任廉儒表示同意。及重庆解放前夕,任来电报叫我按原订计划进行。这时我找不出话答应,所以就本能地说这样一句话。
我放下电话后,觉得很不妥,话没说明白,于是拿起话筒,问电话局,刚才电话是哪里来的,给我再接过去。电话局的人回答说,不知哪里打来的,再接不通了。
我于是问高级参谋徐孔嘉可不可以去走一趟?
徐孔嘉是我1927年在涪州时的老朋友,我知他是共产党员,多年不见面也未通音信。我向任廉儒同志要军事干部后不久,他到泸州来了,我以为他是党派来的,高兴地问他还与党有联系没有?他回答说早已失去联络。我摸不透他的底,不能断定他是什么动机来的,因此留他任高级参谋。及我问他可不可以去走一趟,他反问说:“去做什么?”
他这样一问可把我愣住了,明明白白是去与解放军接头嘛,怎么还问“去做什么”呢?莫非他不可靠?于是连忙说;“去联络联络。”
“联络我就不去!”他回答。
“那就算了吧!”我想反正柏恒已向宜宾撤退,他去也只说明我已预有准备在宜宾起义。因此就这样回答。
我说完话过后,下决心立即撤往宜宾,并于当天上午把军指挥所移到泸州制高点——长庚宫,下令命二三三师副师长杜永鑫指挥后卫部队,掩护军部及直属部队撤退。这时全军状态如下:
1。新三十四师(欠一○一团)在由江门向宜宾撤退途中。
2。一○一团由叙永向长宁撤退途中。
3。军搜索连在泸州长江南岸警戒。
4。二三三师的六九七团到达了泸州西六十里的某镇(我11月30日令赵德树派来接我的)。
5。二三三师(欠六九七团)在宜宾。 。 想看书来
宜宾起义(3)
6。一○四师已由白沙向成都溃退。
7。军前进指挥所在长宁。
3日太阳落山,我便率队出发,4日拂晓前到某镇。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副团长王瑞迎接到我。稍休息一下,又继续向西行军,6日下午到达南溪。赵德树已派轮船来接我,我布置好部队继续向宜宾行进后,即登上轮船,很快到了宜宾。赵德树与肖烈迎接着我,大家都非常高兴。我的家属子女,前几天已到宜宾,晚上回家,小儿女都不肯睡,还等着看爹爹。这时一家人见面,仿佛分别了几年似的,完全浸没在欢乐的海洋里了。
这时罗广文的后方已经转移到了宜宾,留下一个学校和许多械弹装具。川南师管区副司令张继寅是我陆大同学,也到宜宾与我会合。我当即任命张继寅为干部学校的教育长,把罗广文的教官、学员与七十二军的学员合在一起,加以管理。又以第七编练处副司令的名义,派原教导总队长曾猛为第七编练处教导旅旅长,要他收集第七编练处的人员并招募新兵,把所有枪械利用起来。由于联勤总部在宜宾的枪械服装堆满了仓库,我利用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肖烈人地熟悉的特点,派他为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要他招募新兵,把所有械弹服装利用起来,以免流失。
我4日起连日在行军途中,与新三十四师无线电联络不上,到宜宾后又接连几天联络不上,我心里担忧新三十四师出了问题。8日部队都到达了宜宾。我听说赵德树与张纬都说“仗不能打了”,我心中暗喜。于是决定9日上午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
开会地点,在赵德树家客厅。出席人员有我,代理参谋长徐孔嘉,干校教育长张继寅,军警卫团团长夏念民,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二十二兵团教导师师长肖烈,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副师长杜永鑫、师参谋长喻忠信,六九七团团长张纬,六九八团团长吴让,六九九团团长廖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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