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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这些话语可知松坡先生早就认定：中国要想独立自由与他国平等立于世界，一定是要与强邻苦斗一场才可以达到目的；而与强邻角斗最好的战略则是运用“后退决战法”，步步为营，节节设防，以打击侵略者——根据对日抗战胜利的史实，我们真不能不佩服松坡先生卓越的先见之明了。

　　　　松坡先生手辑的《曾胡治兵语录》及其本人案语，精义殊多，确是军人必读之书。民国十五年，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时以“松坡先生得吾心，纂集此书”，因特就松坡先生原编本，选录左宗棠之言，增补于各章之后，并以“治心为治军之本”，复选前贤关于治心之论，附诸篇尾。“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篇，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可见蒋介石对于这书是如何地看重。

　　　　在松坡先生完成这一“语录”以后不久，武昌首义的号声就高鸣了，松坡先生因密联新军同志集议响应，重九佳节，云南独立的义旗果然高插于昆明五华山顶，两天鏖战赶走了满清的总督和一些喽啰们，而松坡先生就在众望所归下被举为第一任云南总督。

　　　　当清军集中全力对付武汉的时候，松坡先生就决定即行准备入川，以减少湘鄂西顾之忧，并以分散清军势力。同时他又秉着平日注意研究国内大事的所得，经常将国是意见电告武昌黎元洪都督（因为当时武昌隐然为全国临时中央政府）。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十月十八日的电报：

　　　　对外非列入国际团体，不能活动，欲列入国际团体，则中央政府之组织不宜稍迟。赣电谓承认鄂军政府为外交代表，本极赞同；惟内部无完全之组织，为此临时代表机关，恐各国未必承认！即使承认：其实力既受拘束，各省对外交涉，无从划一，设外人执以诘难，代表之责，何能担负？似不如照鄂湘电由各省迅派代表莅鄂会商，从速组织中央政府代表到鄂先设一委员会，筹议国家之组织，中央地方之权责，大纲既定，即共同组织临时政府，一面整理国内庶政，一面分遣驻使，谋外交之活动。至国家组织纲要，鄙意略有数端：一、定国名为中华民国。二、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三、建立有力之中央政府，总持兵政外交财政各权，由君政时代递进为民主共和时代。四、划定地方区域，设军督专治兵事。五、缩小行政区域，以期行政敏活，消融省界。

　　　　这五项意见，确是精当不易之言。

　　　　松坡先生几年来在云南的言行，很快地播传四方，使国人脑海都刻画了一位治军严明、不苟言笑、不好货财的军事专家的印象，一世枭雄的袁世凯是只想“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因此千方百计设法使之离开云南前来北京。民国三年双十节，松坡先生交却滇督印篆离滇入京，世凯待以殊礼，位以昭威将军、参政、统率办事处处员、经界局督办等职务，藉此笼络他。松坡先生也深自韬晦，埋头于经界局工作，其手订的整理全国经界计划曾经收入《蔡松坡先生遗集》（民国卅二年邵阳铅印版），可以窥见先生当时用心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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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坡先生出任经界局督办，是民国四年一月十六日的事。当时袁世凯正拟帝制自娱，这是与松坡先生“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的一贯主张大相违反的。胆大心细的松坡先生因此“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启超）之庐，咨受大计”（《盾鼻集》序），“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

　　　　这所谓“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的话，实在包含很多事实：是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人请愿袁氏正位九五之尊，松坡先生率先签了首名，可以说是松坡先生主演诈降计的最高峰；接着又故意装出沉湎酒色无复当年英豪作为的样子，京师八大胡同妓院酒馆中常有松坡先生的足迹，世所周知的筱凤仙的艳事也是这时的产品。ǎ�米ǎ�花ǎ�书ǎ�库ǎ� ；www。7mihua。com

　　　　正当一般人谈说蔡将军“逛窑子”的时候，松坡先生却利用这良好的烟幕逃出虎口，由北京到天津，这时正是十一月底。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于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后继续说：“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君者，当时甫辞贵州巡按之职以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划，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时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此余与蔡戴两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后因有事故障碍，虽不能尽如前策，然大端则如所预定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戴君则径往香港，余于两君行后，亦潜赴上海，余到上海，实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两君亦以十九日到云南。”任公之言如此，同时松坡先生为任公《盾鼻集》作序文中亦有提及。

　　　　综合这两则当事人的原始记载，可见松坡先生决定讨袁时的一切计划和他基本的态度，“决不为个人的权利”，真是伟大精神的表现，因此，当先生到达云南以后，一般军人都拥护他作大元帅，并且有人主张要唐继尧（原为松坡干部，继松坡任滇督当时仍在任）出征，拥松坡任都督的，但松坡先生本着他的基本态度，郑重表示愿居唐之下，自任出发讨袁，在这军事会议席上更慷慨表示：“我们以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胜，但我们所争者乃四万万同胞的人格！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说话时声泪俱下，诸将都被他真诚的表现所感动，因此一致拥护他的主张，依照他的意见仍推举唐继尧任滇省都督。十二月二十三日先电袁警告促其取消帝制，袁不应，二十五日云南遂宣告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出发讨袁了——松坡先生任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先生任第二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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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任公与松坡先生在天津原计拟由云南潜运军队到四川境后，乃始宣布独立；因此，松坡先生到滇后就命令前队于二十三日出发入川，出发后二十日然后发表独立宣言，但当时启超在沪忽闻袁氏在外交方面已得有支持，深恐形势不利，因急电促蔡提早宣布——这一时间表的变动，遂种下从此松坡先生苦斗致病的原因：当时先生率领出发的军队不过三千一百三十人，所带饷糈也不敷两月之用，而袁氏则以四万雄师用三面包围法对付护国军；但松坡先生有的是坚强的决心，不顾强弱悬殊地努力前进；民国五年一月二十日护国军攻克叙府，复遣第一军右翼司令戴戡于二十四日到达贵阳，促成贵州的独立。二月六日，护国军又进捷泸州，湘西晃县麻阳亦下。袁世凯原来以为滇军“小丑跳梁”，是不足为患的，现在情势如此，也不禁慌张起来；二月二十三日下令缓办帝制，裁撤大典筹备处，想藉此缓和局势，并以松懈护国军的军心；同时更以高官厚爵金钱来鼓舞他的爪牙。果然，三月初，最善变的冯玉祥竟率他的一旅之众，加入前敌攻占叙府纳溪，使得帝制声势重又振作，袁世凯忙着晋升冯玉祥为“中将”，封他“三等男”以酬他屠杀护国战士的功劳。

　　　　当纳溪失利消息传去时，却换来了广西独立的宣言，使得袁世凯的欢喜又成空幻，才觉得人心的向背，三月二十二日遂下令取消帝制。

　　　　这时，在纳溪前线苦斗的松坡先生却不幸因兵寡械缺、操虑过度又于雨中露营作战太久而致病人膏肓，喉结核病使先生语言艰涩，到泸州时全然不能发声，随军参战的蒋百里先生设法就近觅得一位法国教士为之诊疗，也不过治标而已。六月中，驻京法国公使竟传去先生不治身死的噩耗，中外惶骇，梁任公在沪忙着请各国名医赴川诊治。

　　　　松坡先生虽病甚，但各方瞩望他能主持大计：四川希望他去，湖南也望他去；但是他秉着起义时的基本态度都婉谢了。七月底乃由蒋百里先生陪护出川赴日本就医。不幸沉疴难起，十一月八日竟长逝于日本。临终前特请蒋百里先生代草遗电告诉全国：“一、愿我人民及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这是何等含有深意的遗言！国人试思我们五十年的一切作为是否能对得起松坡先生呢？

　　　　“遁甲术专门”之袁世凯

　　　　五月，是纪念日最多的：五三、五四、五七、五九、五卅等纪念日中，几乎都是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国耻纪念日，尤其“五七”、“五九”，更令人不能忘记袁世凯。

　　　　据《梁士诒年谱》的记载，当民国四年五月七日，日本向我提出承认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时，袁世凯曾于八日下午召集重要的国务员会议，“悲愤陈词，衣沾涕泪”地说：“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者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这些话语是够痛心的，但是《梁士诒年谱》接着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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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有一逸事可纪者，则议毕之际，众皆嗟叹彷徨时，时任最高行政之某公，方从容出名条数纸，托周子廙（按即财政总长周自斋）为之安置；周憬然，众谔然，某公怡然，先生（世诒）退语子涌曰：此二十一条件之所以至也，哀哉。

　　　　这所谓某公似指国务卿徐世昌言。有了这一段记载，袁世凯的一些“痛心话”，就反映得毫无价值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颟顸腐化，更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现象的演成，袁世凯个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就今日说来：袁世凯在近代亚洲政治史上，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一个“小有才”的人物。但古语说才胜于德是小人，世凯的才与德太不相称了，因此一般人对他的品评，不仅是目之为小人而已，更指为国之蟊贼了！。tenluo

　　　　“遁甲术专门”之袁世凯

　　　　在民国元年，正是袁世凯为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国人对他的期望正高，就有一位新闻记者黄远庸君在《少年中国》周刊上，以《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为题目撰一短文说：

　　　　临时约法颁定以后，排袁者谓足以钳制专擅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縻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比真钳袁君所不及料无论有何法律，而袁总统必欣以遁甲法地遁。

　　　　这是一极得真相又极大胆的率直文字，袁世凯一生做人处世，确实比深习遁甲术的法师还要神出鬼没！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就是“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谭嗣同想利用袁世凯的新军力量以铲除朝中守旧势力，而终为袁世凯所败的故事，是世人最喜渲染的。但是以今说来，这一幕的演出，在袁世凯一生事业中，虽有相当大的影响，可是比较他之出卖民国、帝制自为又不免小巫大巫之别，而更重要的在“戊戌”一幕以前，他已经再三表演他的专门遁甲术以出卖长官前辈和朋友，而乘机步步高升青云直上了。

　　　　南通张季直先生啬翁自订年谱有云：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四月，项城袁慰廷世凯至登州，吴公令在营读书，属余为是正制艺。慰廷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故挈其家旧部数十人赴吴公，以为吴公督办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务实无可展布，故公有是命，旋予帮办营务处差。

　　　　光绪八年，吴公奉督师援护朝鲜之命，余丁内艰、措置前敌事，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苦不继；乃请留慰廷执行前敌营务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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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十年四月：吴公调防奉天金州，公自朝鲜分其军三营畀慰廷留防后，自统三营至奉，不两月，慰廷自结李相（鸿章），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有令公难堪者，移书切让之。

　　　　今按光绪七年，正是世凯二十二岁，他已天南地北在国内游历几处通都大邑了，原来他十二岁时，即随父保庆由河南故乡往江南盐巡道任所，他从小就膂力过人，胆大而好驰驱，在江南有暇即控马怒驰，登览清凉山雨花台名胜，“诸兄惧其颠，戒止之不能也”。后来他父亲将他送到北京读书，“使为应试文字，而彼好读兵书，师禁之，学愈力”，结果两应乡试不第，遂倾箧中诗文焚之，曰：“男儿自有大业作为，乌能龌龃久事此。”因往投吴长庆军门——这是一向袒袁的尚秉和在辛壬春秋中于世凯少年事迹的描述。推测尚君行文的主意是尽力想反映出世凯从小好读兵书、好驰驱的个性，以为异日“练兵大业”的张本，但在今日看来，这些记述倒正是黄远庸君所谓“种种限制不足以羁縻袁公”话语的最好注脚，换句话说，他的遁甲术是从小学习了的。

　　　　啬翁年谱中的吴公，就是吴长庆，他是世凯的姻长辈，只可惜他不明了世凯的来意，以致要他做“制艺文字”，岂世凯所愿为？但无路可走，只好忍耐。及光绪十年吴长庆调防金州，命他留守朝鲜，而“不两月，即自结李相，一切更革，露才扬已”。虽颇有令吴长庆难堪者，但世凯一生的事业基础却从此奠立了。平定朝鲜内乱手段的敏捷，不仅使李鸿章大加赞赏，更使日本人也为之惊诧注目，因为当时他还不过二十五岁哩！但就中国传统的做人处世哲学看来，世凯这样抛弃长官前辈的作风是大可疵议的，张季直先生因此“移书切让之”，并从此不与他通音讯，以示精神道德的制裁。但在清末政风士习浇薄的情势下，世凯却“好事我自为之”。

　　　　自光绪十年朝鲜内乱平定后，世凯告归，他在天律谒见李鸿章，极蒙赏识，因为李一向是好弄权术的，而今一个二十五岁的少年也能“耍这一套”，当然更加激赏。翌年，李鸿章、伊藤博文《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朝鲜内部颇有人主张结俄以自重，清廷忧之。是年八月，鸿章乃命世凯护送大院君李昰应回韩，以分其势——这时世凯的官衔不过是“同知”，鸿章特为其上奏清廷说：“袁世凯胆略兼优，能持大体，为韩人所重，宜优其权限，办理朝鲜交涉通商各事，略示与闻外交之意”；“世凯足智多谋，两次戡乱，皆身在行间，操纵合宜，厥功甚伟，兹令出使属邦，尤宜隆其位望，使稍有威风，以资坐镇”——由此可见鸿章是如何地推奖世凯，因此朝廷特准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于是世凯就从此以“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三品衔升用道袁某某”的“威风”为韩国代治其军，并且干涉其内政财政而指导之。蒋廷黻先生说：“这时的袁世凯隐然是朝鲜的太上皇。”足以说明当时的世凯是不仅以“稍有威风”为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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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伊藤博文是当时东亚政治舞台上的两大人物，李氏既然巨眼识枭雄，重用袁世凯；伊藤当然也不致有眼无珠放过这一人物的。因此，当光绪十二年，日本改政制，伊藤博文出任总理内阁大臣后，就对清廷驻日徐公使表示：“欲与中国结好，并愿联络朝鲜。”且“愿望现驻朝鲜之袁世凯至东京一晤，面商中日朝和局”。同时日本驻天津领事也奉政府令面谒李鸿章，提出这一请求。据鸿章函告总理衙门分析日本的用意说：“盖初派袁赴朝时，日廷啧有烦言，谓彼曾带队在韩击败日兵者，显非睦谊，但今则袁某才识可倚，绝无他虞，日廷探知袁驻韩办理各事，均甚妥洽，又求赴日联合，似可藉释前嫌。”因此鸿章允许日人“少迟即行”，但结果没有实现，可是世凯在当时国际政局上的分量已显现了。◆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光绪十四年七月，世凯驻韩三年届满，应该告归了，事前李鸿章特为此函商总理衙门说：“该升道素有血性，驻韩三载，能任劳怨，惟少年气锐，初到时间有涉于疏略及过当之处，鸿章一再告诫，近来历练较深，尚能慎重自持。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