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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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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让我们把目光重新集中于这个新生的婴儿。吴建民在一天天地成长，转眼就到了中国人颇为看重的婴儿满月那一天，那是1939 年的4 月30 日。吴建民生命的摇篮曲中让人联想起来感觉奇异的背景旋律，再次鸣奏了出来。
在地球的另一端，在1939 年4 月30 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原本是按部就班应该发生的事。在美国的纽约，第20 届世界博览会，不早不晚，恰恰于这一天开幕了。这届世界博览会的规模超过了历届，场馆占地484 公顷，参展国居然多达64 个。博览会上展出了尼龙、塑料、录音机、磁带、电视机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产品。
在这届博览会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参展。因为西方国家始终不肯承认这个与他们的体制截然不同的国家，美国则是在1933 年11 月17 日，才由总统罗斯福宣布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在此届世博会称为联盟大厅的苏联馆内，伫立着一个劳动者高举红星的雕像，这个造型在当时西方民众的眼里也分外的新鲜。
而这届博览会的主题，则更是一个无比诱人的憧憬：“明日的新世界”。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前来参观的60 万人发表讲演。美国的媒体也热烈地呼唤：“人类相互依存，以今天的力量建设明天的美好世界……”
但是，那一年人们没有迎来“明日的新世界”，迎来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光之灾。战火和鲜血，是吴建民诞生那一年的主色调，他本人也差一点上演喋血的一幕。
然而，唯有在此将过了半个多世纪后又发生的一些事稍加罗列，人们才会感觉到插入吴建民生命摇篮曲中的这一乐段是多么有意思和耐人品嚼。
摇篮曲（4）
且让我们把1939 年和21 世纪之初做个跨越62 年的对接，2001 年5月2 日，时为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吴建民，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展览局递交了中国举办2010 年世博会的申请书；从那一天以后，到2002 年12月3 日国际展览局第132 次大会通过投票表决中国取得第2010 年世博会主办权，屡有报道将吴建民称为此次中国申博的“前线总指挥”；国际展览局的宗旨，是通过协调和举办世界博览会，促进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发展。在国际展览局2003 年12 月召开的第134 次全体大会上，吴建民被推举为新一任主席，由亚洲人任此要职在该局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把这几件相隔半个多世纪的事情往一起一放，你就会惊叹人世间无奇不有的巧合，吴建民外交生涯后期的精彩乐章，居然与他生命摇篮曲的背景乐段相映相叠。
进入兄弟家门，看到的是被冰冻过的面孔/掌握了不易为他人剥夺的安身立命的手艺/葡萄牙西班牙像切西瓜一般把地球平分了/他仅在里斯本待了两年便与之挥别/“三六子”，南京话讲出来就成了“伞漏子”/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母亲是最有威信的/吴建民出生在重庆，但他的祖籍并不在巴蜀，而是在曾有过六朝繁华的古都南京。确切地说，是南京的近郊江浦县，该县于2002 年4 月被撤销，并入南京市浦口区。
如果我们去追根溯源的话，几乎中国所有大姓的家族都曾经有过值得夸耀的历史。当然，如果家谱续得比较长的话，也总能看到式微的轨迹。吴建民家到了他祖父的这一辈，也不巧正重叠在衰落的轨迹上。
祖父曾做过官，但仕途蹭蹬，后来竟落得返回故里以农耕度日。让人感觉悲悯的是，在一天夜里，看护自家田间作物的草棚燃起大火，睡在里面的祖父死于非命。家庭的支柱倒塌了，祖母遂带着年幼的子女投奔娘家兄弟。娘家的兄弟都是富庶大户，祖母本指望能得到同情和接济，但当她进入兄弟家门时，看到的却是像被冰冻过的面孔和目光。
手足同胞的无情，使原本就在悲哀中的祖母又郁结了一腔的怨愤，她一气之下带着吴建民的父亲和姑姑们离开了娘家，来到南京市区住下。一个孤身女人拖儿带女，又无生财之道，度日之艰难可想而知，因此吴建民回忆说他幼年感觉自己的祖母的性情有些古怪乖戾，大概与她这段辛酸的经历不无关系。
由于家境窘蹙，吴建民父亲吴保生这个官宦之家的后裔居然只读了两年私塾，刚刚十四五岁，就去学手艺，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毕竟是有两年私塾的底子，吴保生所选择的这门手艺，在当时的中国是很有些科技含量的，他学的是开汽车。然而他刚到南京的那家车行时，也就是个廉价劳动力，主要是给老板做家务，其次才能学“业务”。少年的吴保生，在对机械技术的认知上很快显出了几分灵气，他肯钻研，又勤奋，逐渐通晓了汽车的驾驶、修理技术。汽车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很稀罕的物品，能驾御、摆弄罕有的物品，自然等于掌握了“高技术”，也就掌握了不易为他人剥夺的安身立命的手艺。
后来，国民政府的外交部招聘轿车驾驶员，吴保生通过考试，被聘用为外交部的雇员。生活上自立后，吴保生结婚成了家。大约在20 世纪30 年代初，他被派到中国驻葡萄牙使馆，给中国公使开车。
吴保生去葡萄牙走的是陆路，乘火车先到西伯利亚，从东欧经中欧到西欧，再到南欧伊比利亚半岛西南端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完成了整个欧洲大陆的穿越。
虽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葡萄牙已经跌落至欧陆最欠发达国家的地步，但其毕竟有过一段也颇值得夸耀的西欧最强盛富有的历史，是公元15 世纪的海上霸主之一。1494 年6 月7日，葡萄牙曾与邻居西班牙签署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以佛得角群岛西2200 古海里处的“教皇子午线”为界，东属葡萄牙，西属西班牙，居然就像切西瓜一般把地球平分了。
在吴保生到达里斯本的时候，每况愈下的葡萄牙经济呈现了回升之势，这要归功于萨拉查的铁腕调理。在某些葡萄牙历史教科书上，萨拉查被称作残暴的独裁者，但这位独裁者本人却颇富传奇色彩。他从政之初只是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可一就任便成了凌驾于其他部长之上的部长，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总统卡尔莫纳将军，且不久就真的取而代之。从一般事实观察，专制独裁者多为穷兵黩武的军阀出身，而他是一位价真货实的经济学教授；就一般常理推演，专制独裁与贪污腐败是孪生兄弟，而他却从不以权谋私，以克己廉洁名垂竹帛。
摇篮曲（5）
居于驻葡萄牙使馆，来自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吴保生，固然对萨拉查的恐怖统治没有太多的体会，但对葡萄牙上层社会在生活中的奢华考究，连细微末节都一丝不苟精雕细镂的做派，以及食不厌精的地中海饮食文化，却能时不时看在眼里。
本来，吴保生是可以继续披沐南欧的阳光风雨，但由于母亲的思儿心切，非要他回家不可，所以他仅在里斯本待了两年多便与之挥别。
尽管如此，回到南京的吴保生，俨然一个出过洋，见过世面，与周遭市井不尽相同的人了。他的视野更开阔、思路也更通达，这与后来从事汽车运输、开汽车修理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他会讲一些国外的见闻，教妻子做土司，把面包裹上鸡蛋，放在油里煎。他学会了几句洋文，给自己第一个儿子，起了个“卡尔”（即“car”，英语轿车之意）的小名。当吴建民出生以后，他的哥哥升格为“大卡”，他被叫作“二卡”。
吴建民说他父亲工作起来，是那种把全部聪明和勤奋都投入其中的人，在业务上应该是无可挑剔的。在他的记忆里，就没有父亲满脸愁云密布的印象。再大的难也挡不住他正常地吃饭、睡觉，罩不住他的乐天而无忧的性情。
父亲的嗜好是抽点烟，喝点酒。酒九同音，三六得九，所以南京人对酒有个别称叫“三六子”，南京话讲出来就成了“伞漏子”。那时候老百姓喝得起的好一点的白酒，是“赤豆烧”、“绿豆烧”、“五加皮”之类，一次买不起整瓶的，通常是零打，南京人叫“零拷”。父亲在外忙碌得心情舒畅，回得家来一高兴，就会叫道：“去，拷点咯伞漏子来喝。”
给父亲拷酒的任务通常是由吴建民完成的。他那时年纪虽小，却继承了父亲对什么都充满好奇心和尝试的欲望：那无色的液体究竟有什么好喝呢？怎么那无色的液体被大人们一喝，就那样兴奋起来呢？在一次拷酒回家的半路上，他勇敢地尝了一小口。又辣又呛的液体流入口中，使他对大人的嗜酒更加不解。
如果说父亲有什么突出的缺点，那就是生性过于耿直，又沾染了点地中海民族的直言不讳，有时嘴巴不饶人，说的话让人感觉不甚中听。
这往往于无意识中惹出些人际间的罅隙纠葛，每逢这种情况发生，总要劳烦善良且有些调解能力的母亲出面来敉平事端。
吴建民的母亲姚世凤，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她的父亲靠在码头上打工养家糊口，母亲则一直病恙缠身，40 多岁便撒手人寰。生长在这样一个穷苦家庭，自然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但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姚世凤，却很通情达理，她并不十分善于言辞，却不知从何秉承了将混沌事物条分缕析清爽的才具，什么难解之事经母亲一说，便不再有争议。
这自然也跟她比较乐于助人，与邻里相处融洽人缘好不无关系。
母亲是无论如何不曾料到，她在不经意间给孩子做了最朴素的外交启蒙，她以自己的一再实践反复向孩子昭示着这样的事实：讲道理可以说服人，可以平息事端；平日积淀的良好关系，会在解决突发争议时受益匪浅。
正是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吴建民说他在幼小的时候就敬佩母亲，在心里觉得母亲有威信。细想来，感悟的天资应该是来自童子时代的潜移默化，只是到了长大成人后，才能于细微之中归纳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来。
逃亡，很快就从游移付诸行动/那真是一次地狱般的水上航程/日军空袭前，总能截获一批自重庆发出的密码电报/“密码之父”美国人赫伯特·C。 雅德利被请到了重庆/只要再偏一点，瓦片就将砸在婴儿吴建民头上/父亲的心咯噔一下：“完了，我的家人完了！”
如果说吴建民的出生，就国际背景而言，不乏外交史上颇为有声色的片段的话，当时国内的情景对他来说，却是一连串几乎要了他的命的灾厄。这一切，他都是从母亲的追溯中得知的。
1937 年冬季的丝丝寒意，是与一场巨大灾难将要降临的恐慌，几乎在同一时间遮罩在南京城头的。后来呈现的事态，证实了那场灾难果然是惨绝人寰，闻之比严冬更让人不寒而栗。
那一年，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挑战最严峻的一年。7月，古都北平和北方最发达的港口城市天津相继陷落。11 月12 日，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也沦入日军之手。战火和硝烟夹裹着“三个月灭亡中国”
摇篮曲（6）
的叫嚣，一天天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弥漫。
虽然，拥有国民党军中最高军衔的唐生智，信誓旦旦要与南京共存亡，并被临危授命为南京城防司令，但在北平、天津、上海相继弃守之后，南京的民众对国民党军能否御敌于都城之外，深怀疑虑。逃亡，很快就从游移付诸行动，而后来的事态也证实，做出这种抉择的人们是幸运的。萨特说人生就是不断的抉择，抉择决定人的命运，看来有道理。
随着日军的逼近，逃亡的人流有如潮水，那争先恐后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了吴建民母亲的脑海。她是这样对吴建民讲述当时的场景的：码头上挤满了充满惊恐的逃难者，眼巴巴地看着长江里面有一艘船来了，当人群拥上船后，负重的船又缓缓慢慢驶出。船的甲板上到处都是坐着的人，到处都挤得满满的，连移动一下都异常困难。长时间没有吃的，要喝水只有用绳子系住缸子，从江里把水吊上来。
那真是一次地狱般的水上航程，但他们毕竟活着来到了远离战火的后方。就在他们一家到达重庆不久，攻破南京城的日军，就在南京制造了现代人类历史上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30 万人惨遭屠戮。据有关方面统计，当时未能逃离南京的民众约40 余万，几乎等于每4个人中就有3 个死于屠杀。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如果不是尚凑得出盘缠，踏上了流亡之旅，吴家能否存活下来，就真不敢推想了。
吴家逃过了一劫。在重庆市区西四街一带落下脚，父亲吴保生谋到了个开邮政车的差事。开邮政车经常要跑长途，一早就出去，很晚才能回到家。尽管如此，这在抗战期间的陪都已经是份让人艳羡的美差了。
1939 年4 月，吴建民出生了。一个五口之家，都由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生活便感到有些拮据。但这并不算什么，看看周遭，生活比他们困顿的人家比比皆是。
虽说重庆有重山叠水和浓雾的屏障，但在此降生的吴建民并不意味着避开了死神的威胁。在他出世之前，重庆已三度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好在这三次轰炸的规模不算太大，民众死伤总计300 人左右。
但让国民党军方极为不安的是，每在日军空袭之前，总能截获一批自重庆发出的密码电报。这说明这些密电与日军的轰炸有着密切的关联，重庆城中潜藏着日伪的谍报人员。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密电组，花了很大的力量和时间，却始终无法破解密码的内容。万般无奈之下，国民党军方通过驻华盛顿使馆副武官肖勃，用重金将有“密码之父”称誉的“美国黑室”创建人赫伯特·C。雅德利，请到了重庆。
雅德利凭借他的天赋和丰富经验，破解了密码。他发现每封密电的内容，都是轰炸重庆所必须的资料和数据，因此每当有频繁密码电报出现，其后必有空袭行动。密电虽已破译，但并没能马上查出暗藏在重庆的发报人。
就在吴建民满月后不久的5 月2 日，国民党军方再次截获了多份从重庆发出的密码电报。显然，这预示尔后将有日军的空袭，军方随即部署了防空警备。
5 月3 日是个不多的日朗云疏的天气，45 架日军飞机闯入重庆上空。
虽然在日机飞临前已拉响了警报，升起了预警红球，但由于日军掌握了重庆气候和国民党军高炮部署射程等情报，如入无防之境，在市区繁华街道肆意投弹，“19 条商业街道在半个小时内变成一片废墟……毁坏房屋1068 栋”。
5 月4 日，日军飞机再次空袭重庆市区。抗战史上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就是指1939 年5 月3 日、4 日这两日的轰炸。两日的轰炸造成6300 余民众死伤，是此前三次轰炸死伤人数总和的20 倍。
也许是因为前三次轰炸并没给重庆留下骇人听闻的记忆，也许是因为此前被炸的区域远离吴建民的家，所以当空袭警报响起，吴建民母亲虽一再催促到防空洞中躲避，可祖母却执拗地守在家里不走，她说：“我不去，我不怕死！要去你们去！”
当时家中只有祖母、母亲、三岁的哥哥和襁褓中的吴建民，母亲自然不会撇下婆婆。直到敌机的尖啸凄厉而过，炸弹接二连三在周遭爆炸，吴家住的小楼在震荡和气浪中摇摇欲坠，祖母才恐慌起来，赶紧跟着儿媳妇往外逃。
吴家住在小楼的二层。当母亲怀抱吴建民，带着家人下楼梯时，屋顶的椽子、瓦片已开始掉落，爆炸和房屋倒塌扬起的烟尘，弥漫得屋内什么都看不清了。
突然，一块瓦片砸在了母亲姚世凤的手臂上，皮开处血一下就涌了出来。而此刻吴建民那脆弱的小脑瓜，就枕在母亲的臂弯里，只要再偏一点点，就砸在他的头上了。
一块能把成人的臂膀砸得皮破血流的瓦片，如若落在一个刚满月的婴儿头颅上，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或许这位在20 世纪90年代绽放异彩的外交之星的人生旅途，那一刻就画上句号了。万恶的日本侵略者，险些把未来中华的外交英才扼杀于襁褓。
母亲不顾手臂伤口的疼痛，在烟尘和气浪中拼命奔逃，身后的房屋在爆炸声中成片成片地倒塌。当他们逃到一个自认为比较安全的角落停歇下来，母亲才发现婴儿的小脸，已经全被碎屑和灰尘遮盖，婴儿带着分明的痛苦在襁褓中蠕动。“孩子的眼睛要瞎了！”母亲心焦地叫了一声。
重庆是山城，用水本来就不方便，此刻到哪去弄水来冲洗蒙着婴儿双眼的尘土呢。“我妈妈急中生智，紧急中想到了用奶水冲我的眼睛。
那时我妈妈年轻，才23 岁，身体好，奶水也足。蒙在我眼睛上的尘土被奶水冲开了，妈妈高兴极了，说孩子的眼睛不会瞎了。”
那天，父亲吴保生开邮车去了离市区很远的地方，回到城里才听说重庆挨了炸。他急如星火地赶到西四街一带，可看到的却是那熟悉的街道已被夷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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