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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史论事品人李国文说唐-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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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文人，很不幸，似乎是胎里带来的，都有做官的冲动。我认识的一些同行，削尖脑袋，热恋乌纱。做到了官，很高兴，做不到官，很沮丧。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为从他们入塾启蒙那天，朝至圣先师磕头开始，孔夫子教导的“学而优则仕”这五字真言，已经种下了病根。然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一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极其凶险所在，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要混个一官半职，谈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来，退隐到他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里，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不问政治，只管快乐。而且，他也绝不会感到寂寞，至少有半打小女子陪着老人家玩，这就是香山先生的大智慧了。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岁高龄。而元稹，始终怀抱东山再起之心，始终冀图重获圣眷之想，心急如焚，辗转反侧。最后，终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样的不归之路。因求长生，求雄壮，服药不慎，饮丹中毒。于公元831年（大和五年）七月间，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岁。
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官场浑水里，想要保持清纯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这种鬼话，说给谁听，也不会相信的。
二
其实，要想了解文人，还是从他的作品下手为宜。
虽然“文如其人”这句话，并不百试百验。但无论如何，“文为心声”，总会有蛛丝马迹，可以稍知秘辛，总会在字里行间，微露堂奥底里。而元稹这篇《莺莺传》，应该是进入他内心世界的最佳门径。
再没有比这篇美文，更能表现元稹做人与作文的强烈反差了。
这篇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为唐人传奇中的名篇。经唐末、五代的战乱，一度湮没无闻，不见著录。直到宋初太平兴国二年官修《太平广记》时，才从民间搜寻出来，编入这套类书之中，得以重见天日。后来，经北宋苏轼、秦观、毛滂、赵令畤等文人的推介传播，大为人知；后来，又经金章宗时董解元，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的弹词；再后来，更经元成宗时的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敷陈为杂剧搬演出来，《西厢记》遂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
由《莺莺传》而《西厢记》，最大的改变，是在结局的处理上。
中国戏剧，特别要考虑到的是观众的欣赏习惯，你要让他买你的票，坐下来看你的戏，有一条最为重要，那就是结局必须大团圆。也许因为五千年来的多灾多难，中国人常常不得团圆的缘故，便非常在意这个团圆。现实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团圆，至少你在戏里，给我一个精神上的大团圆。戏曲大师王实甫深谙此理，便在戏的第五折结尾处，打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旗号，然后落下帷幕。
但在《莺莺传》中，元稹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欢喜，偏要此恨绵绵，倒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确确实实是他个人的自身经历，是发生在公元800年（贞元十六年）以他为主角的一次爱情悲剧。
依今天的观点，这本应是最情投意合的爱情，最美满匹配的婚姻，却活生生被这位诗人以无情而又残酷的手段毁灭了。他的市侩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实用主义，他的势利取向，导致了这场得到了她，又抛弃了她的悲剧。
这种始乱之，终弃之的故事，这种女人痴情，男人负心的故事，这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故事，这种天谴人责，另觅新欢的故事，长期以来，是章回小说，和戏曲文本的母题，也是一个永远有话好说，有戏好唱，有泪水可赚，有票房价值的创作源泉。
于是，《莺莺传》从此成为这种类型故事的标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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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难为水（4）
其大致梗概，无非是：一、邂逅惊艳，一见钟情；二、诗柬传话，小婢通融；三、花前月下，幽会西厢；四、海誓山盟，私订终身；五、长亭话别，静候佳音。后来通行本《西厢记》改进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个大团圆的尾巴。而在《莺莺传》中，那个负心的张生，却是卷铺盖一走了之。对那个为情人奉献了全部的爱，然后又被情人抛弃的美丽少女来说，西风落叶，长安道远，“倚遍西楼，人不见，水空流”， 只有彻底的绝望和无可奈何的残生。
他笔下的她，面临即将分手的局面，也曾预感到将是永别，“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然而，又抱着一线希望，“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这是个既聪慧又多情天真的少女。我们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这个最后被抛弃的“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的弱者身上。
爱上一个女人，到了论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个更值得娶进门的，娶了以后会获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马上改弦更张，背弃承诺，不作任何交待，不作任何善后，就跟她分手。这是他在这篇《莺莺传》中，应该写，却没有写，或不敢写出来的卑污。
（）
事实上，是他来到都城准备会试期间，攀上京兆尹韦夏卿的高门，还不过是觉察到有可能成为这位长安市长，后来又为洛阳市长家的乘龙快婿时，马上，他那“见事风生”的性格，果断地，毫不犹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着他回去的莺莺，抛诸脑后，一刀两断。这种背情，这种负义，这种不能原谅的行径，他大概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有意忽略掉，免得被人谴责。这就是大诗人元稹在自叙体传奇文学《莺莺传》中所描画出来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位诗人，一定要将自己这场爱情悲剧，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详尽地讲述出来，用意何在？
在这篇传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责之意、负咎之感，既没有《复活》里面那位聂赫柳道夫伯爵的忏悔，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里那位渥伦斯基先生的懊丧。也许中国某些文人是个不大肯认错，错了还要极力狡辩抵赖，错了还要继续错下去，缺乏反省意识的群体。
单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词的辩解，便可看到中国某些文人比不认错还不可救药的堕落，就是不要脸。他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这当然是混账逻辑了，他怎么能把美丽朴素、温柔婉约、感真情挚、聪慧可人的莺莺，附会到那样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骗了，你还说人家是妖精，是祸水，简直岂有此理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认为元稹的这番表白，纯系一派胡言：“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而且，尤令人费解的，当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轻松而又得意，对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绅，如李建，如前辈杨巨源，讲述这场情感上的经历时，在座诸公，固然“闻之者莫不耸异之”，“与坐者皆为深叹”， 没有人对诗人这样的绝情辜负，这样的势利转向，有过一点谴责的表示。甚至，“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过，“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之不齿”。也许，唐代的社会风气，使之然耳；也许，人的生物属性，永远受制于人的社会属性，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这位诗人既然舍寒门秀女而就市长千金，为势之所趋，为利之所择，天上掉馅饼，落在你的嘴里，你就偷着乐好了，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写成文章，众所周知吧？
文人无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离得太远，不得亲知亲闻。鲁迅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七论文人无行所鞭挞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当隔膜。但以今度古，从当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测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许我的那些同行，对待他们个人生活中的莺莺，说不定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无耻。然而，要让他们像元稹那样行之于文，笔之以墨，把自己供认出来的傻瓜，是绝找不到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5）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眼，冒傻气，倘不是太浅薄，太无聊，那就别有隐衷了。
读北宋赵令畤的《侯鲭录》，其中《辨传奇莺莺事》、《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谈及这段故事，在他看来，元稹所以要写这篇传奇，是有他想说，必说，可又不便全说，不能直说的言外之意。
一、“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二、“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于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
三、“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终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岂独在彼者耶”。
从这里，也就从“自避”、“心不自抑”、“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这三处提示，略可猜知诗人的心迹。
也许，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了。
对他来说，并不悔他的“始乱终弃”，并不悔他的背叛绝情，并不悔他对初恋情人的致命伤害。而让他魂牵梦萦的无悔之悔，就在于他痛惜自己错失了人间的至美。诗人一生，情之所系，爱之所在，经过时间的延伸，经过空间的移位，最珍贵、最留恋、最难忘、最能激荡心扉、最能引发波澜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红浅碧旧衣裳”、“满头花草倚新帘”、“为见墙头拂面花”、“二十年前晓寺情”的莺莺。
他写过一首《古决绝词》：“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彻。有此迢递期，不如死生别。天公信是妒相怜，何不便教相决绝。”他不是不想终结这段记忆，然而，无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份情，这份爱，仍是他欲罢不能，欲说还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结，一份希望解脱，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负担。也许，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之际，这个被他抛弃的女人的影子，隐隐绰绰还在。
因为，真正的爱，是不死也不灭的。
这就是他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赞美所感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离思五首》之四）
于是，我想，写出这首诗的元稹，在他心灵深处，至少还有一小块尚未沦丧的净土。冲这一点，比之当下那些蝇营狗苟，争名夺利，让人泄气，渐行渐远的同行，还真是想对一千多年前的这位大师致敬。
无论如何，在他心里，还保留着一点最后的可贵良知。
总为从前作诗苦（1）
总为从前作诗苦中国人谈诗，离不开唐诗，因为那是中国诗歌史不可逾越的巅峰。
同样，谈到唐诗，泛泛地谈也好，具体深入地谈也好，是离不开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的。
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期间，一时兴起，写了一本题为《李白与杜甫》的小册子，无论其抑杜扬李是如何的牵强附会，也无论其政治取向是如何的不敢恭维，但有一条，他选择这两位诗人来大做文章，恰好说明李白和杜甫代表着盛唐诗歌的顶极状态，代表着中国这个诗歌王国的最高成就。
要想读中国诗，必李白杜甫不可，而要想写好中国诗，尤非李白杜甫不可。清人吴伟业说过：“诗之尊李杜……此犹山之有泰、华，水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作为文人，被盛评为泰山、华山那样巍峨，被美誉为长江、黄河那样浩瀚，被推崇到这等高度，可谓至尊至极了。而且，千年以来的历史也证实，不论朝代之更迭，不论时光之变迁，其生命活力的永存，其美学价值的常在，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大概称得上真正的不朽了。
时下，不朽这个词，已被用滥用臭，也许因为物质社会的缘故，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花上几两银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一个不朽的桂冠头上顶着，招摇过市。所以，当前文坛上，那些声称不朽者，已经不朽者，早就不朽者，不朽得一塌糊涂者，已经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真是让我们既惊讶，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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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也晚，民国和清以前的中国文人，怎样厚颜无耻地营造不朽，已不得而知。但当代的作家、诗人，为了活着能够瞻仰到自己的不朽，忙不迭地给自己立纪念馆，开纪念会，出纪念文集，接受纪念者顶礼膜拜。这也是文学界近些年来，够闹人，也够闹心的屡见不鲜的新闻。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黄花菜一凉以后，不朽也随之泡汤。虽然，那些纪念他们的庙宇，形同孤坟寡鬼，还在他们家乡土地上矗立着，可也终于难逃蛛网结门，香火寂寥，门可罗雀，草蒿满庭的命运。
求不朽，是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孔孟之道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影响所致，活着追求声名，死后想要不朽，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有点名气的文人，魂牵梦萦着不朽，没什么名气的文人，也情不自禁着不朽，这不朽，遂成为文坛上很多同志坐卧不宁，寝食不安的心病。
其实，所有的表面文章，所有的轰轰烈烈，结果无不是镜花水月，过眼烟云。因为，视眼下中国文学尚未成器的进展状况，套用一句“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俗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可能出现不朽，连沾点边也没门。
《国语·鲁语》中有这样一句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是很有道理的。在物质欲望膨胀，精神世界萎缩的社会风气之下，吃得肥头大耳，喝得脸红眼直，左拥右抱，上下其手的当代英雄们，指望他们写出不朽之作，岂不是作白日梦乎？
什么叫作不朽，重温一下唐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对于诗人李白的评价，便略知一二了：“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侯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这“千载独步，唯公一人”的褒誉，历数新时期文学开始以来，或者，再往前推一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可有一位作家，一位诗人，当得起这八个字？
看起来，假不朽者才斤斤于不朽，而真不朽者，倒并不介意不朽。
即使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两位诗人，正如日中天似地创造文学史之不朽之际，蜚声宇内，扬名海外，甚至连唐玄宗也买诗人的账，偶尔“爱卿长”，“爱卿短”地很是给足面子的。但无论李白，无论杜甫，都不曾向李隆基开口，要求在家乡盖个李青莲文学馆，或者杜子美文学馆。虽然，如今成都市区里，有间清幽雅洁的杜甫草堂，我估计，十有###，是后人傅会的。
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想到了这一点，不过，可能觉得很没劲，很无聊，便随它去了。朽，或者不朽，那是后人的事，而且是很远很远以后的后人的事，用得着咸吃萝卜淡操心吗？再说了，不朽者，自会不朽，非不朽者，即使给自己作品每个字都镀上一层金箔，待到时光销磨掉最后的色彩，还不是成为一堆文学垃圾。
总为从前作诗苦（2）
所以，目前形形色色的不朽，不过是跳梁丑剧的表演罢了。这其中，小闹闹者，闹在文坛，属于气血两虚，心浮气躁；大闹闹者，闹在社会，则是歇斯底里，近乎癫狂；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闹闹者，闹到大学里去，已经朽木不可雕也；还求孔夫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不朽，则绝对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行为了。
真正的不朽，对真正的天才而言，大概是用不着去闹，天上自会掉馅儿饼的。
回到郭老那部大作的本题上来，我们通常并称李杜，其实这两位诗人，除了不朽这个共同点外，李是李，杜是杜，浑不是一回事。
李白（701～762），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人，祖籍陇西成纪，一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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