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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好四兄弟创业起步即遭打击；
　　图书管理员张跃读到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原版，此书激励他日后辞去公职。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一个划年代的拐点，正应了此话，似乎沉湎了几代的经商意识仿佛在一刹那间全部被激发出来。一些中国人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
　　春节前一天，山西省潞城县石梁公社西坡底大队社员刘三则思前想后，写了一副对联：“林业政策暖人心，果实累累富家庭”，横批：“五果芬香”。六年前的除夕，刘三则写了副对联：“苹果梨树栽满院，一年净收二百元”，横批：“林茂钱丰”。不久，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刘三则的果树被没收了三分之二，他赌气写了对联：“树大根深长得旺，开花结果收不上”。
　　新年第一天，*在茶话会上指出，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80年代我们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以政治家、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出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远景的历史性蓝图。
　　1月，人民日报《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
　　2月，一家居然逃过*浩劫，“侥幸”经营了二十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北京海淀区八里庄街东口路南有一家夫妻店——八里庄天义客店。客店是乔天民夫妻俩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开办的，至今已坚持营业二十多年……夫妻小店开业二十多年来，以每月平均缴税十元计算，共交给国家三千多元的税款；按每天房客为五人次计算，一年是一千八百人次，二十多年间来住店的，就有四万六千多人次，这该为多少群众解决了无处投宿的困难啊！至于老乔一家，每月能有七、八十元收入，能供养孩子们念完中学，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客店有什么理由不许它存在呢？
　　总之，鼓励个体户的新闻见于全国乃至世界诸多媒体。《人民日报》为长途贩运是否是“投机倒把”辩护：“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的”。北京钱粮胡同的张素珍把三台缝纫机抬进拥挤的卧室，办起了一家私营西服缝纫店。美联社的记者报道说：“她在赚钱，也有点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的个体理发店店主刘万春上了香港《大公报》的版面：北京个人商店受欢迎，服务态度良好，市民称便利。店主刘万春为了一位顾客，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这在以前的国营理发店是万万不可能的。刘万春1个月的工资据计算是15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厂一个3级工3个月的工资，或者相当于十三级局、处级干部1个月的工资。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为“三轮车又回到了北京”感叹不已：“中国的三轮车，在消失了十年之后，如今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2）
1980年，上海市中心延安东路一家夫妻百货文化用品小店
　　经济发展的浪潮，迎面扑打而来，让人心生迷茫，甚至不知所措。与人的心态相同，那些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在混沌中探索发展。每一点变化都是细微的，引发变化的背景却是深刻的。
　　夏天，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北京，参加一个“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许多学者认为，“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当命运加诸其身的枷锁开始显现松动的迹象时，有些人没有片刻犹豫。他们一把抓住了机会，虽然机会来得并非恰如其时。所以，上面春雷滚滚，下面春潮涌动，经济的活跃因素以核聚变的力量正在爆发。
　　1980年，中国个体户元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重庆，一批*前，曾经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已各有了一万多户，6月底，光是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一直都在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终于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了。”只是他们还需遵守“五定”：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且经常被教育“要注意卫生，摆摊时不要影响交通。”新疆乌鲁木齐，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也越做越兴隆。一年来，日营业额由刚开始的三、四十元上升到两百元。
　　偏远的滇南，从昆明到西双版纳，沿途都可以见到来云南做生意的外乡人。这些千里迢迢来云南做生意的人大多来自四川、江苏和浙江等省。他们中做什么小生意的都有，缝鞋的、卖眼镜的，甚至还有镶牙的，让当地人感到好奇。浙江商人和浙江制造的产品开始对全国甚至国际市场产生影响，虽然影响要若干年以后才会彰显出来。不过，温州乐清的百万电器营销大军已悄然地走向了全国。
　　综览温州发展简史，皆由本能的自发自生启端，进化到自觉自然的境界。此时的温州，早有人试探着“偷偷摸摸”地做起了小生意，章华妹是其中之一。章华妹的店铺最早开张于1979年11月，一张放在自家门口的小桌子，几毛钱的日用品，摆点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如此简单。后来，她自己加工小商品，然后再拿出来卖，收入还比较可观。当时，温州鼓楼工商所刚刚成立，所里的人找到章华妹，说现在对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一个营业执照过来。
　　“自己门口卖东西还要什么执照？”章华妹回家跟父亲商量。经验老道的父亲，告诉她：“这个执照对我们以后的生意会很有用”，马上让去申请领一张。章华妹拿了申请表格，送到了鼓楼工商所。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红印章盖在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上——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清楚地写着：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拿到执照后，实在的章华妹将开业日期改为1979年11月30日。　。　想看书来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3）
这张用毛笔填写的营业执照尘封多年以后，竟然成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而某种程度上，这张纸片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开始：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有了解冻的迹象，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民营经济释放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在今后岁月的磨砺中，一些出身“寒微”的民营企业先行者与后入者，虽如草根一样，土生土长，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有土壤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经历着喜怒哀乐后的锤炼，享受着悲欢离合中的欢欣。
　　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人们一样看到了民营经济的萌芽。10月，北京，已经是五个孩子母亲的刘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了20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这个只有三张桌子的饭馆花了刘桂仙1100元人民币，包括前半辈子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500元和丈夫借来的100元。
　　十几岁就离开河北老家到京谋生的刘桂仙夫妇都做得一手好菜。刘桂仙曾在一位中央首长家做过17年的厨子，丈夫郭培基“*”前也在中南海和北京饭店干过。偶然的机会，刘桂仙听到广播里的消息，南方有俩人开了夫妻店，这让她很心动。她向曾经工作过的首长请示想开饭馆。首长表示支持后，指点她去东城区工商局办执照。一开始，工商局人告诉刘桂仙：“没有营业执照不能开店，要营业执照又没政策，也没接到指示。”可刘桂仙天天去工商局，最后感动了副局长靳云平，同意选择刘桂仙家的饭馆作为试点。
　　刘桂仙开店的消息传开了北京。闻听此事，一个记者冒充炊事员找到郭培基套近乎。郭培基以为是同行也就没了顾虑，说出“开店碰到没粮没油没政策”的苦衷。记者写的新闻被广播出来，以为会受到批评的刘桂仙竟然收到有人特意送来的粮本。原来，新闻广播后，工商局的干部说服了东城区粮食局，给刘桂仙拿到了批条。区长为了鼓励这个“第一家”的积极性，甚至端着盆帮他们找豆腐。而为解决城里的配给供应难题，刘桂仙每天一早带着两个大口袋，坐火车去保定和高碑店集市，用买回来的各种原料做出国营饭店都没有的菜肴。
　　饭馆定在“十一”开张，前一天刘桂仙夫妇打算试开业，先做给街坊尝尝。9月30日中午刘桂仙开火时，《北京晚报》的一个记者意识到这是要开张了，赶快找到一家电话亭，口述新闻稿给报社。这天晚报上登出一篇两百来字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　见报的这条消息立刻引来了不少好奇的群众。当晚，许多人慕名来到饭店。这天晚上，刘桂仙忙得满头大汗，工商局的人都赶来帮忙。听闻消息立刻赶到现场的合众社记者说，三天之内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开了个体饭店。
　　不知道是否与美国记者的报道有关，1个月后，美国使馆突然提出按每个人10块钱的标准包桌。那时候一个炒豆腐1毛2，一个沙锅白菜1毛9，1块钱能吃得很好，1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是很高的了。
　　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饭馆
　　饭店开业后，“个体第一家”的名号引来众多食客，也遭到许多敌视和风言风语，“有人给我定性成了反革命”。刘桂仙担心会被批斗，所以再累，都不敢雇工。因为没有得到批准就让刘桂仙开业，工商局的靳云平遭到一位上级的批评，“我承认我是有错误，但决定让她开饭店是没有错的”。公安局也私下调查刘桂仙夫妇。不堪种种压力，刘桂仙关掉了饭店。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4）
饭店关掉没几天就是春节，市政府领导亲自到刘桂仙家，劝说她重新开业，说“过年时有国家领导人要来”。最后，领导们看着刘桂仙拢上火准备开张才离开。1981年春节，姚依林、陈幕华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她不用害怕，有国家支持。而姚依林看了餐馆的菜单后，建议刘桂仙别光做热菜，弄一些可以下酒的凉菜，既可以满足顾客不同需求，又可以多赚钱。
　　两位领导人走后，刘桂仙放了半小时的鞭炮。半年后，夫妇俩用赚到的钱在距悦宾饭店200米的地方买了房，开了“悦仙”饭店。20多年后，刘桂仙坐上了“奥迪”，创建了洪喜木业公司，成了北京紫檀木古玩的最大收购者，还在京郊盖了座仿古的四合院，并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个体户代表载入史册。
　　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冬天和春天的界限是那么的模糊，以至于明明有人感受到的是春天，有人感受到的还是寒冬。并不是所有个体户都像刘桂仙这样一帆风顺，至少长沙市经营个体饮食摊的李分龙、浙江省黄岩路桥镇的个体户蔡继泽和上海人陈贵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长沙，国营红星饭店营业员唐明德一连摔了李分龙饮食摊的四五个碗。事情起因是，长沙市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了年近50的个体劳动者李分龙，在指定地点摆摊卖饭。李分龙周到服务，热情待客，同样的一份饭菜，比红星饭店便宜三五分钱。因此，她的饭摊上座无虚席。相比之下，红星饭店生意逐渐冷落，最少的一天只卖了７元钱。红星饭店的有些人认为李分龙抢了他们的生意，越想越生气，最后发生了砸碗事件。
　　事后，有关部门派人调查。调查人只听取红星饭店片面之词，回来汇报说：打碗事件全是李分龙的责任，与红星饭店无关。当记者将调查真相和目睹现场情况的群众意见向长沙市有关部门领导人反映时，一位领导人竟说：我们知道这件事。你说的不是事实。记者搞报道要实事求是。记者回答说：正是因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才来找你，不然直接就见报了。领导听后，拍桌而起，“你们有权利就登报！”
　　浙江路桥是东南沿海的著名集镇，戒指、耳环等传统小五金加工手工业品行销全国。然而，路桥区委却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对个体手工业予以打击、取缔。5月23日路桥区几个干部检查农业生产，路过蔡继泽家，看见他正在家里加工小五金品，就跑回区委向副区长林寿透作了汇报。林寿透没有经过任何调查，认定蔡家是资本主义“冒尖户”，决定对其抄家。中午，林寿透带队前往，搬走了蔡敦林小五金生产的所有原料、工具和设备，闯入蔡继泽夫妇卧房，用锤子砸开衣橱、谷仓、写字台、衣箱等，把衣物一件一件抖开搜查，撕破糊墙纸，扯开棉被，翻动床板，从衣箱，写字台等处搜出现金数叠，未作清点即放入提包带走。随后，这群人砸开早与蔡继泽分家的长子蔡敦震家的门锁，抬走了蔡敦震新买的电视机和电风扇。
　　7月12日，味美馆在上海开张了。26岁的饭馆主人陈贵根，是70届的中学毕业生，出身也算饭店世家。建国前，陈贵根的父母在自家三层住宅的底楼开过“顺鸿兴面饭馆”，顾客盈门，还为中国红十字医院的医生送过外卖。1958年，“顺鸿兴”公私合营，饭店关门，他的母亲去了国营饮食公司，父亲开了一家烟纸店。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5）
开业后的味美馆，生意非常好，一些外国人和华侨也常来参观和用餐。8月，《文汇报》报道，小餐馆的每月营业额可以达到3000元左右，扣除税收外，获利相当可观。但是，显然陈贵根的小店没能得到刘桂仙那样的照顾。房管所的人认为，把住房改为店面，应该按照营业用房的标准提高房租。税务局的人觉得，店的税收标准不能以个体户照顾，应该从3％提到5％，并要加征所得税。静安区工商局的人也觉得，批准开店时，以为是一家小点心铺，卖些面条、馄饨之类，“不料竟大干起来，看来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10月，有专车接陈贵根到北京，接受中央领导接见。但回上海不久，他突然被公安机关带走。开张才3个月的味美馆被吊销执照。
　　1981年，陈福根出狱后无心经营味美馆，其哥哥陈福根便顶替成为新一任饭馆主人。1982年底，隔壁医院工程改建。医院每月补贴500元，要求饭馆暂停营业。无事可做的陈福根因盗窃罪被抓，适逢全国声势浩大的“严打”，公判大会上陈福根被判无期。从此，上海这个“001号”个体饭店一直关门。1997年10月10日，陈福根提前出狱，味美馆17年来第三次开张，但上海华山路乌鲁木齐路口西侧，沿街饭店比比皆是，味美馆置身其中，招牌斑驳，已无昔日风采。　　
　　改革开放30年的一项巨大成果，就是个人财富的积累。所以姗姗来迟的《物权法》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诞生时，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因为它的诞生为积累而成的财富的拥有者吃上了一颗法律的“定心丸”。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第一代富豪”。那是特殊的一代富豪，他们大多由手工业者、城市无业者和农民组成，徘徊于社会的边缘，饱受冷落与歧视。他们曾经彷徨，曾经绝望，曾经痛苦不堪，曾经生不如死。最后，迫于生计的他们，在走上相似的道路后，担当起“个体户”这个共同的名姓。但是，并非每个个体户都是如此。下海前的郑秀康与乔金岭都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前者收入不高，但还不至于会被人看扁；后者则担任公社砖瓦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官衔听起来也还不错。
　　初中毕业，只有16岁的郑秀康到一家国有集体企业——温州市通用机械厂求职。和他一起去的有18个人，他年龄最小，个子倒数第二。17年后，已经33岁的郑秀康开始边工作边做制鞋学徒，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日子，养活老婆孩子。1980年，生活依然艰辛，郑秀康终于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挤在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连个沙发都放不下。”
　　温州早期的工厂基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只需一笔不大的资金就能运作。即使是这样，场地和资金问题还是让郑秀康焦头烂额。最终，郑秀康的老婆将陪嫁的物品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