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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入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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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中国加速实现着商业的现代化。国内急需发展的心理膨胀，以至于当年高考作文题目都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相比1977年的《心中有话向党说》，有了很大区别。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而禁止拥有私家车的决定也将在79年初取缔。
这一年还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名词：“补偿贸易”。珠海前山公社根据与澳门客商签订的补偿贸易合同建设起羊毛衫厂和手袋制品厂。合同规定，设备从澳门引进，资金由客商提供，工厂在投产后用收入的加工费分期偿还。预计两年内可偿还全部机器设备的资金。补偿贸易方式后来被很多创业初期资金有限的民营企业家借鉴和使用，尤其是汇源集团的朱新礼，用的更是炉火纯青。
春风能够拂面沉醉，春风也能够使人清醒。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召唤，是出类拔萃者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1978年，一个动荡却叫人有换了人间感觉的转折期。
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人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尽管当时无人知晓，这会把中国带往何处，更无人能够想象得到，接下来30年的中国，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而在这样的盛世之下，中国的非公经济将得到闻所未闻的跃进式发展，浩浩荡荡，无可阻挡。
年度延伸人物：时代伟人*
1978年是中国时刻。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向光明迈进。在新的领导下，中国结束20年的政治动荡，迈步向前，追逐民族复兴的梦想。*在其中，举足轻重。
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中认为，“一般来讲，出色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优秀的国家建设者。革命领袖必须摧毁旧体制，国家建设必须建立新体制。”毫无疑问，*除了是一名优秀的革命领袖，更是一名出色的国家建设者。 。。
1978：光明的中国（12）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设计并参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拉开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序幕。但是这个奇迹的起点，是他屡遭*的*。十年浩劫，*几度沉浮，但从那时起，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改革思想的闪烁：
1962年7月7日，*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 “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1977年7月，73岁的*恢复党政军职务，开始了他辉煌的古稀岁月。时机的成熟、思想的沉淀再加上超人的胆识与智慧，*打破了旧体制的锁链，带领整个时代翻过新的一页。
事实上，在*正式复出之前，他已经奏响改革开放的前奏。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此，*态度鲜明地对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这次表态，是*开始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先声。来年春天爆发的世人皆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此已定下基调。
复出后的*迈出了一连串坚定而有力的改革步伐：
他一步步带领人们走出思想的牢笼。他先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他支持安徽农民的“出格举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偷偷地搞起分田到户，*听取完安徽省有关农村改革的汇报后，坚定地说，“你们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
他改革的决心人民可鉴。他在东北视察时，曾这样动情：“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句话，道尽改革乾坤。
他转动了改革开放的枢纽——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提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先富带动后富的观点也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经济被束缚的手脚开始伸展了。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但拨了乱、反了正，还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国经济的破冰之举就此开始，百废待兴的局面就此撬动。自此，中国演奏出一曲激情澎湃的改革进行曲。 。 想看书来
1978：光明的中国（13）
然而，改革是欣喜的，也是冒险的，更是未知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像*那样从容坚定地推动改革的步伐。所以，在改革中，*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师、开拓者，更是一个倡导者与鼓励者：当人们对改革持观望态度，不敢将改革付诸实践时，*一再扫清改革障碍为他们铺平道路。这些障碍有思想上的，也有政策上的；当有人战战兢兢响应改革的号角时，*一再鼓励，哪怕是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都给予了前进一大步的掌声。
1979年11月26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且他也在1980年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1981年到1985年，为六五计划，也属于走向改革开放阶段。*不断解放人们的思想，告诉人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与此同时，*也在提防着经济过热的风险，他认为，“今后经济发展速度总的来说不会慢，但是头一个五年、十年，速度不可能很高。头几年，要非常谨慎，重大的事情要稳当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再搞。” 六五期间，我国顺利完成了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开始向比较协调、注重效益迈进，整个经济体制也开始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从1986年到1990年，为七五计划，这一时期为改革闯关阶段。“六五”后期还是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货币放行过多等经济过热现象。到七五期间，经济过热的现象仍然存在。同时，计划与市场新旧体制共存也开始出现矛盾，计划与市场何去何从，成为改革者在会议桌上最重要的议题。*一方面制止经济过热，提出该阶段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认为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到1989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慢了下来；另一方面，他继续为市场在中国的发展拓展空间，他反问道，“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七五”时期经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格局和国民经济运行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已经不可扭转。
从1990年到1995年，为八五计划。到1990年，*已经是87岁高龄，并退休一年，但他从未停止对改革开放的思考，他对改革的速度以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存在疑虑，他指出，“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可能丧失时机”。到1992年，*在南方的春天之行，彻底打破了旧体制的坚冰，一个新时代正式敞开了大门。而*在南巡中的讲话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确定不移的坐标：“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的这次讲话，把板块式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市场经济推向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重叠、共同覆盖全社会的新阶段。10月，党的十四大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束了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交锋之争，在改革上达到空前一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突破瓶颈，大踏步向前。
回顾*的一生，其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疾风骤雨的100年。贫困、革命、战争、政治*、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和中国崛起，所有一切都成为*人生经历的生动参照。
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临之际，请向伟人致敬！
富起来吧！
——弗朗索瓦·基佐
。。
1979：富起来吧（1）
彷徨无措与疑虑感在一片万象更新中渐渐消解，变化总是积极且显著：
梁庆德的格兰仕挂牌投产，产品是鸡毛掸子；
“反革命”尹明善当上英语教师；最终锒铛入狱的“上海首富”*靠摆馄饨摊白手起家；
许荣茂涉足香港股市，有人估算其赚了五亿，不过几年后遭遇股灾；
罗忠福开打广告，女主角是他的妻子；
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张果喜第二次来到上海；
15岁的王文京和16岁的施正荣考入大学；在甘肃，潘石屹也考上了兰州培黎学校，虽然只是中专。
1月1日，复出接近一年半时间的*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其头像赫然印在杂志封面上，标题写着：《*，中国新时代的形象》。序言里，撰稿人激情澎湃地写道：“*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时代》周刊的评价，无疑是中国与美国两个超级大的国家之间在重新打量彼此后的媒体反应。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描述的“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人丁兴旺，旅途也更为安全”的状况，现在一去不复返。在傲慢的《时代》周刊看来，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标志着中国对世界的大门正式敞开。
无论如何，中美建交对于国外和国内来说，都非同凡响。即使1979年的中国经济依然一片凋敝，政治上在世界的影响力仍旧微不足道，可人们都感到一个新的纪元正在开启。包括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王维在内，很多中国人十年来第一次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正是在王维的主导下，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大年初一，睽隔13年后，在全国媒体中率先恢复刊登商品广告。
广告刊登在《解放日报》第二版和第三版下方的两条六分之一通栏，每条收费700元左右，不久调价为每条1280元。此后，一呼百应，各地广告客户接踵而至，“到后来做广告要排队了，盛况空前！而登了广告的厂商，几天里滞销商品就能卖到脱销。”当然，也有个别读者愤忿地给报社寄去了投诉信：“广告里画的有些是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妖形怪状的女人，对广大群众到底有啥好处？”
这是1979年春天里的问号。但这样的疑问显然难以阻挡整个意识形态的冰雪消融，中国的商品大潮已经动地而来。
几乎在*登上《时代》封面的同一时间，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的办公桌上。香港地价昂贵，劳动力不足，国内劳动力便宜，资源丰富，港澳华侨和外籍华人都愿意在广东投资。
但是，外贸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不适应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需要，一报一批手续繁琐，效率极低。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德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的全套设备项目，从78年8月洽谈，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才办完银行担保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有外商说：“第一次谈得高兴，第二次谈就扫兴，第三次就不想来了。”各地也反映说：“外面热，下面急，上面卡，中间团团转。”
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向*汇报：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
1979：富起来吧（2）
晚上，谷牧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一见面*就说：“谷牧，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当晚谷牧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找到谷牧问：“叫‘特区’，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7月15日，*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文件明确指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两地设置。次年3月24日，*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现在来看，特区的建立是为了引进外资，增加外汇。然而，经济特区支撑起一方蓝天，让广东得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特区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珠三角民营经济发展的半部史；它的命运浮沉，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洪流的大浪淘沙。如今，从与外资、国资三分天下，到独占半壁江山，珠三角成为最稠密、经济最繁荣的城市群。民营经济在此唱出了时代的主旋律。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所有的变化，都是从一个偶然开始。许许多多的偶然可能汇成一股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甚至可能形成一种格局，左右着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小人物”陈兴昌和容志仁，顺应潮流，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
1979年，广州做服装生意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多数人对时局仍不放心，不敢放开手脚。陈兴昌却雷厉风行，在别人对形势忐忑不安时，运营童装生意。可邻居看他不顺眼，少有朋友愿意跟他来往，连儿子成年后都难找对象。“街边仔”代替了他的名字，得不到尊重，不被社会所接受。创业的艰难，让陈兴昌和妻子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直到生意上了正轨，才将睡眠时间增加到5个小时。他自学香港和国外的设计书，再进行创新，渐渐做出了风格，打出了名气，慢慢有人连夜排队抢购他的童服。
说起“街边创业第一代”，广东人首先会想到容志仁。3月从农村回到广州，4月他便申请领取个体营业执照，以100元本钱开饮食店做学生餐，“本想根据特长搞工艺美术，但西华路一带不是文化区。居民多，早餐店、小吃店少。”因为饮食店附近有4中、11中、82中学和3间小学，容志仁的店小，生意火。一时媒体争相报道，他本人成了羊城妇孺皆知的个体户。
容志仁（左）与妻子在经营中
1980年，任仲夷接见个体代表，会上很多人不敢说话，容志仁带头把自己生意难处反映给任书记听。任仲夷一拍桌子说：“这是个有独特经营思想的年轻人，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种人，报纸要报道。”《南方日报》立即用整版报道了他。随后，容志仁作为个体经济代表，进京接受*的接见。*握着他的手打趣：“你是足球名将容志行的兄弟吧？”
个体户，在当时听来明显暗含贬义，容志仁却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这份来自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礼遇，与普遍存在的民众观念形成强烈的反差。可正当事业飞黄腾达，容志仁停下生意，花五年时间游历了十几个国家。今天，容志仁买了几间铺子，专门用来出租，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79：富起来吧（3）
珠三角民营经济的火种熊熊燃烧，但烧得最旺的，还是后来将产品销得全世界都是的顺德。可怕的顺德人在这个广州和香港之间狭小土地上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家庭作坊式工厂，将印有“中国制造”的玩具、家电、服装等输送到世界的角落。其中，风头最盛的莫过于格兰仕和梁庆德。
年初，广东顺德桂洲这个贫穷的农业镇，政府提出了一个“10年建一个亿元工业区”的设想，并由镇工交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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