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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入海-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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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在北京注册了公司。一天，他在怀柔县（现怀柔区）政府食堂吃饭，无意中听到旁边吃饭的人聊天，北京市给了怀柔四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在深圳待过的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钱，主动跟县体改办主任接触：“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就这样，万通在北京把握住了二次创业的机会。 。 想看书来
1988：海岛狂欢（7）
冯仑、潘石屹确实只是个案，因为即使成功前两人的心理都始终捏着一把冷汗——失败的可能性远大于成功。
潘石屹就有这么一位朋友，淘金失败后，身无分文的他睡在海滨大道旁边的沙滩上。每晚只敢穿一条裤衩，然后把衣服藏到沙子里面，怕被别人偷走。第二天起来，再把自己的衣服刨出来穿上。这样看来，李书福在海南“折戟沉沙”，也在情理之中。
李书福最大的商业失败在海南，虽然他从来都刻意回避这段经历。
海南建省初期，开过照相馆、生产过冰箱配件、也制造过冰箱的李书福，带着数千万元，热血沸腾地来到海南。在风浪的颠簸中，他的“打拼”随着浪潮的退去化为泡影，因炒房被套血本无归。
1988年，狂欢的不止是海南，整个中国都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关于经商的大量民间流行语诞生于市井之间：“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
罕见的热浪搅得一切秩序、节奏似乎失去常态：官员倒卖、商人投机。而传统中国，知识与商业之间似乎总有着一层隔膜。该年度，商业活动中也开始大量渗入知识的气息，丝毫不懂经商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闯荡。理性正在丧失！
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一些小道传闻和报刊消息不断动摇知识分子那份淡泊而宁静的胸怀。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斋，也难再抚慰学者一颗寂寞的心。
相信这不是小题大做。“读书无用论”已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报名与招生出现倒挂，88年为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大学生择业方向偏向于急功近利。
不过，在本年度，他们的选择也许是对的。北京前门一位老大娘靠卖烤红薯，年收入过万元；广州初中毕业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摆服装摊，几年下来腰缠万贯。更夸张的是，温州乐清一个倒卖电缆的个体户，一年能赚数百万；同是温州苍南县的个体户，复制黄色录像带通过邮局出售，一年赚了80万。这些人成为知识分子心中嫉妒又羡慕的对象。要知道，本年度北京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172元，体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为182元。1万元是他们5年工资的总和，何况百万。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无心学习。由于表现出色，施正荣作为访问学者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留学。为此，他兴奋了几夜无法入眠。
公派到澳大利亚，施正荣感到了经济压力。一个月生活费至少400美元，还要想办法帮自己老婆出国。于是，他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打几份工，周末还到美式咖啡馆做厨师，工作16个小时，从下午4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点。就这样，施正荣把太太的学费赚了出来。
差不多与施正荣同龄的金会庆，在安徽医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东渡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求学期间，金会庆当过搬运工，炒过糖栗子。五年后，他获得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东大历史上最年轻的外籍副教授。
比上述两人大约小五岁的邓中翰，此时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他先后在国际应用核物理学杂志及中国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三篇相关文章，并获得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1988：海岛狂欢（8）
挑战杯成为邓中翰人生的一个里程碑。随后，他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六年间，他取得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学位，是该校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学者
9月15日，《新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该报资深记者王志信采写的报道：9月12日，当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0名校友荟集东北农学院，欢庆40周年校庆的时候，全国第一位兽医外科博士、该校毕业生王宗明却游离于喜庆之外，在校内通街大道旁支起了烟摊。新闻见报后，《中国教育报》、《中国地震报》、《文摘报》、《工人日报》、《羊城晚报》等国内10多家报刊转载，博士摆烟摊成了社会热点。
兽医博士摆烟摊，也许是偶然事件。但看似偶然的生动现实，冲击了人们的惯性，教育着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教授卖烧鸡、博士摆烟摊的年代。即便如此，世界消毒柜开创者罗小甲还是成为知识分子下海潮中最鲜明的一面旗帜。
康宝电器创始人罗小甲
罗小甲，康宝电器创始人，直到1988年，他还只是顺德杏坛镇一家规模很小的农机配件厂厂长。不过，他是顺德少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厂长之一。
1988年，顺德工业化快速提升。配件厂向哪转型又如何转？罗小甲一筹莫展。他有位师弟移民澳大利亚，第一次回国拜访师兄。罗小甲亲自为师弟端茶倒水，但一个细节没能逃脱他的眼光：倒给师弟的茶水，师弟始终没喝。
罗小甲委婉地表达了不解，才知道，师弟担心茶杯不干净。“能不能生产让人放心的家用消毒柜？”师兄弟一拍即合。 这是一场“土鳖加海龟”的智力游戏。几个月后，师兄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消毒柜。外界的一场变故——上海甲肝流行，在政府支持下，电子消毒柜很快批量生产。
罗小甲是特殊的。因为，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显得无足轻重，这是1988年的中国困惑。而同年，美国知识界开始形而上的追求，他们尝试着将企业引入关注企业文化而非单纯强调利润的新阶段。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威廉？大内，推出日美文化比较的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他将美国企业管理特点定义为“Ａ型组织”：强调速度——立刻争取表现，立刻给与奖励；强调个人——高生产力即有高报酬；强调数字——具体的数字是一切考核的标准，抽象的内涵不受重视；强调利润——公司只关心股东的利益，漠视员工、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他认为典型的日本企业文化具有宗法制度的色彩，整个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或宗族，对职工全面（包括其私生活）关怀。
当美国正站在文化的视角，思考日本人造成的冲击，或是日本企业已经能够引发美国——这个世界上伟大公司孵化地——反思时，中国的企业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在1988年的中国，那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官倒成风，皮包公司大闹全国则给这一年带来些荒诞的喜剧。
可以说，在中国，从古到今的官与商从来就没有真正分开过。但1988年前后，官与商的亲密关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市场商品供应不足，紧俏商品短缺，为了缓解矛盾，中央实行双轨制——同一种商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相差悬殊，比如钢材，国家定价一吨不到700元，市场价能高到2000元。社会风气大变，条子满天飞。很多个体户没办法直接做“官倒”，就充当掮客到处牵线搭桥，只要傍个官，他发大财我赚小财。 。 想看书来
1988：海岛狂欢（9）
开公司是为当时最热门的事情。一份执照，一个皮包，一部电话，就是一家公司；一张名片，一个帐号，一次倒卖，就能赚得钵满盆满。前5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公司达3000家，深圳国贸大厦里云集有300家公司。到本年年底，全国公司达万家，其中官办公司成为热点——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2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
深圳，一年轻人狂轰滥炸下，拿到可进口20辆“尼桑”轿车的批文。一辆一万，批条卖给某经营部，顷刻间获利20万。可黄雀在后，经营部将20辆“尼桑”每辆加价3万元转手倒卖，猛赚60万。
广西，某港口5万吨进口尿素，6个月未离港，反复炒卖，涉及60多个单位，其中绝大多数的公司与农业无关。
天津，蓝天六必治牙膏厂，年用铝材1000吨，在全国有色金属订货会上，竟然没订到一吨铝材。国家牌价一吨铝四千四百元，但有价无货，私下交易每吨上万。牙膏厂上年创下五百万纯利润，今年光购买原料就需多付六百万。一百万差额让厂长愁眉不展。
沈阳，一年间七个政府部门到名牌产品“双喜”牌压力锅生产厂，以出厂价调货。生产压力锅需要的铝锭，原本四千1吨，经过“官商”加码，到厂里涨到五千五。压力锅厂的厂长几近崩溃。
不完全统计，1987年至1988年的价格双轨制，差价总额达几百亿元，许多双轨制的价差落入了民营企业的口袋。“官倒”变为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10月，国务院作出清理整顿公司决定，实行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重点清理整顿1986年下半年以来成立的公司，特别是综合性、金融性和流通领域的公司；严格执行中央、国务院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严禁转手倒卖国家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所有公司必须依法纳税；严格公司审批手续。
“官倒”只是市场经济中一次过渡和失误。在今后，权力与金钱间再没有如此肆无忌惮地划上等号。可更严酷的市场环境却等待着民营企业。经济生活中“治理整顿”成为工作重心，这也是此后两三年民营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之一。
民众的疯狂好在没有蔓延到政治高层，领导人依然深思熟虑的思考着解决私营经济的办法。
上年10月，新华社一份调查材料呈送入中南海。材料反映了一个倾向性问题：三中全会后，温州私营经济迅速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主患“百万恐惧症”，担心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会使自己成为“阶级敌人”。他们心事重重：有的怕露富，凡涉及资产问题，总是守口如瓶；有的悄悄抽走资金，找借口压缩生产规模，辞退雇工；有的则将获取利润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购置高档奢侈品，建造豪华的住宅，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河北邯郸冯连印事件也震惊高层。冯连印办了一个商店，但戴上了街道办事处的“红帽子”。然而，当他用自己的五万元还完贷款后，被法院以诈骗、贪污罪判处死刑。领导人当即批示：“迫切需要拟订私营企业管理条例，以便有所遵循，私营企业主也可放心依法经营。”随即，为私营经济立法，迅速提到议事日程。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出现在中国根本*中。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后，首次在宪法上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1988：海岛狂欢（10）
随后，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的活动作了法律规范。这样，私营经济终于结束了将近十年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历史，它的经营范围也开始扩大。“李国机律师事务所”的铜匾出现在上海外滩和平饭店南楼，这是中国内地首家以个人名义开办的律师事务所。温州人杨家新办起建国以来第一家私营银行——一路城市信贷公司，他自任董事长。温州市的官员对这家银行是满意的，他们授予银行一张“新星企业”证书。温州老百姓则给它送了个更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雪中送炭”银行。
既然律师事务所和银行都可以私人运作，那么演员为什么不能成立影视公司？带着倔强的疑问，李连杰直接对单位说“不”，加入深圳一家武术影视公司。
从小，李连杰就对钱有深刻的理解。因为总吃不饱，他发明了一种吃饭方法：先吃元宵，再吃萝卜，元宵在胃里往上顶，萝卜往下落，一上一下，两个东西在肚子里折腾，一天都不饿。
李连杰学武完全是个意外。1971年，基辛格访华，正值暑假，有关部门不希望美国人看到中国的小孩子在街头无所事事。所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李连杰和他的同学们天天去什刹海体校习武。一千多名学生，3个月后，只剩4名，其中有八岁的李连杰。他之所以愿意留下来，是因为体校管吃管住，还免费发放运动衣。
少年李连杰
三年后，李连杰随中国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白宫武术表演结束后，总统尼克松和孩子们合影。尼克松对站在基辛格旁边的李连杰说：“你的功夫让人印象深刻，长大了当我的保镖好吗？”李连杰朗声回答：“不，我要保护全中国亿万人民。”现场一片沉默，还是基辛格缓解了尴尬：“我的天，小小年纪，说话已经有外交官的架势了。”
在场的《纽约时报》记者把谈话内容发表在次日报纸头条上，文章感叹说：“赤色的中国施行了什么样的教育，那么小的孩子回答问题也充满爱国情操。”但是，发誓要保护11亿中国人民的李连杰，最后发现原来中国人民根本就不需要他的保护。而他连辞职当个体户的机会都没有。
武功出色的李连杰被电影圈看中，参拍了功夫电影《少林寺》，得到700元片酬——按天算，每天1元人民币。该片内地票房上亿。此后，一位香港老板慕名跑到北京找到李连杰，开价600万拍两部电影。李连杰兴高采烈地告诉领导，领导却说：“钱得交给单位，没有国家哪有你”。李连杰的工资虽比普通大学教授工资高出一倍，但不到100元。按另一种算法，每月100元，到60岁退休，全部工资总额还没有5万元。
见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支票，金额是600万元，李连杰却无法接受。19岁的他彻夜难眠。他想退役做个体户，单位不批准。跟所有怀才不遇的年轻人一样，李连杰完全没有控制命运的权利。绝望中，他给*写了封信，内容是希望能够“退役读书”。*让秘书把他请进中南海，告诉他，“孩子念书总是好事，北大、清华，随便哪个都可以。”
李连杰最终放弃了去北大读书，“小学都没毕业，很难跟上进度。”体委也不肯放人，把他转租给香港银都机构5年，条件是“拍一部电影，单位有5万收入”。租到李连杰，银都不断开拍“少林”系列电影。对李连杰来说，拍《少林小子》每天收入2元，拍《南北少林》每天3元——香港人演一天死尸的收入是50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8：海岛狂欢（11）
1988年， 5年合同期满，李连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下海”。但是，赚钱确实艰难。按照他与嘉禾签订的合约：两年拍4部片，如果没有拍够，依旧给600万。然而，嘉禾只给了300万，就要求续签合约。李连杰雷厉风行的经纪人蔡子明出面斡旋，却遭枪击致死。
无奈之下，李连杰想到重返大陆，“我常受威逼，娱乐圈真是一个是非之地，我宁愿什么都不要，也许只有大陆才有我真正的家。”他写信求助于国家主席*。在主席干预下，李连杰回到不仅没有黑社会，还允许他自组电影制作公司的北京。他用小名“正东”命名公司，拍摄《黄飞鸿之狮王争霸》、《方世玉》、《太极张三丰》、《精武英雄》等五部功夫影片，终于名利双收。
首都北京，不仅是中央政策的出发地、影视人员下海的天堂，其城内的经济变革也在全民狂欢中狂飙猛进。
自1984年后，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关村这个弹丸小地，227平方公里迸发出的力量绝不亚于万平方公里海南岛所表现出的疯狂激情。一些并不惊天动地的事件正在发生，而后将改变或是扭转中国的经济格局。
四通和联想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双方甚至为一个牌子而需要科学院领导进行仲裁。但是，柳传志遇到吕谭平，两人在香港组建“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柳传志第一次使用“联想（英文 Legend）”为公司名称，吹响中国企业国际化号角。不过，显然香港媒体对柳传志的雄心大志不以为然，评论说：“大陆表叔又来说大话了。”
作为标志性事件，联想面向社会招聘，郭为来了，孙宏斌来了。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硕士毕业生，24岁的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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