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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1）
一群活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沉默者点燃了中国民营经济的熊熊大火：
　　丁建通用仅有的2000元存款，创建别克，后更名为361；
　　个体户白士明被特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作为私营企业第一批代表，出席全国人代会；
　　王文京和王中军毕业后进了财政司和物资局；
　　北京公安系统最年轻的处长侣海岩，辞职经商，第一笔收入是长篇小说《便衣警察》的稿费；
　　日后的“湖南首富”吴志剑在深圳捡垃圾，偶然机会承包华东商场，一举成名；
　　受“排球女将”激励，马云参加了第三次高考，终于成功。
　　新年，市面上挂历的图片几乎都是美女，有妇联干部提出：“难道不能用女英雄代替美女吗？为什么不登卓越的工人、农民或在工作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妇女的照片呢？”这些挂历大多出自温州人的作坊。
　　温州人如犹太人，他们执著于赚钱，从小确立做有钱人的志向。春节，有位温州华侨从美国打回电话：“我打听到美国警察总署消息，美国警察换装，34万人，每人两套，需要130多万副标章，你们能不能做？”两个温州老板挂上电话直奔美国。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做出一流标章，温州人拍着胸脯说：“你们派两位专员到中国看一看，费用我们全包。”美国人赶来温州，工人现场表演从投料到成品只需35分钟的过程，价格只是美国军工厂的1/2不到。几天后，美国人带着100副样品回去了，68万元的买卖立刻成交。温州人如法炮制，做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标章的生意。
　　1983年，“*逝世一百周年”，*将*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在*逝世后的一百年时间内，他的理论从西半球传播到东半球，并在中国发扬光大，逐步走出一条有特色的道路。先进理论的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此时，肩负重任的*，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在本身的沉默中，温州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地区，丁建通则算是第一批富裕的中国人之一。
　　晋江鞋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耐克在晋江设立了为其做来料加工的鞋厂。1983年，耐克生产线出现一批次品，决定销毁之际，鞋厂工人把这些鞋偷偷运出自行销售。耐克一气之下把工厂搬出晋江。可在耐克工厂里打工的一批制鞋工人留了下来，成为晋江制鞋业蓬勃发展的“火种”。
　　不过，在整个福建晋江制鞋业中，丁建通起步并不早。像大多数当地农民，他靠着种地、抓鱼、帮人抬石头养家糊口。因为穷，他的四个孩子没一个念过书，全在附近鞋厂做学徒，有的学做帮面，有的学做鞋底，有的学设计。“80年代初，陈埭许多人开始做鞋，江头皮革厂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丁建通坐不住了。1983年，丁建通召回四个孩子，带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存款，跑去厦门买鞋材。材料买完后，身上仅剩下返回的车票钱。饿了一天的他，还是厦门皮革公司的一个老师傅带着去公司食堂吃的饭。
　　车间设在在自家房子里，地板上摆满鞋底、鞋面和线头，连床上也是胶水，“经常连睡觉都只能睡半边。”丁建通一家人，一天只能生产5双皮鞋，慢慢熟练后变成了20双、30双。鞋子做出来，他每天骑自行车将皮鞋卖给泉州、石狮的小批发店。“一双鞋大概能赚3元钱。”而在推销鞋子时，丁建通总要留心观察街上过往行人脚上鞋的款式，回家再把鞋样画出来，第二天模仿着做。一年，他画过几千张鞋图。　。。

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2）
生意越做越大，丁建通引进制鞋设备。将原料放进去，出来就是一双旅游鞋，每天能生产1万多双。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东北市场，旅游鞋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危险也悄然到来。深夜，丁建通在厂里加班。四个歹徒翻墙进入工厂，用枪顶住他的脑门，威胁着要他交出30万元。面对惊险，丁建通冷静地掏出三毛钱一包的香烟和一把零钱对着劫匪说：“我是看门的，老板丁建通早回家了。”看着工人装束的丁建通，失望的歹徒用匕首在丁建通胳膊上划了两刀，骂骂咧咧地走了。歹徒被公安抓获，审讯时他们说，以为丁建通是个戴着粗大黄金手链的老板。
　　随着国内市场拓展，丁建通转向做运动鞋。他召集家里人商量鞋也该有个牌子和商标。一家人坐在一起，看到美国别克汽车商标醒目好看，决定起名为“别克”，跑去工商部门，花了一笔费用顺利注册，成立了别克（福建）鞋业有限公司，也为与通用别克纠缠不休的商标之争埋下了伏笔。如今依然不懂KTV为何物的丁建通，慢慢淡出了企业。闲暇时间他喜欢吹唢呐、拉二胡，有时偶尔在工厂帮着开开铲车。
　　2005年第七届中国（晋江）国际鞋博会现场
　　改革开放第六年，个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因为做的人大多“不成气候“，从事的行业也是些“不成气候”的营生，高层的煞费苦心并未改变民间对私营业主的歧视。《长沙晚报》一则新闻暗示了这种氛围：长沙市西区（今岳麓区）从事手工修理业的11名个体户，在湘江桥头的马路边，摆开修理工具，半天时间为群众修好手表50多块、闹钟3个，还配了60多片钥匙……有顾客要付给修理费，他们不收，并回答，我们个体户也应该为人民服务。一位过路顾客感慨：“个体户也有活雷锋。”一个“也”字表现出了个体户在当时境遇的尴尬。
　　如果说，新闻记者的歧视还只是心理层面上的。那么，一些地方上政府部门对待个体经营者不能与国营、集体企业一视同仁，则让他们欲哭无泪。即使国家政府明文规定，任何部门不得向个体经营者收取国家有关规定外的费用，但秦皇岛市向个体户收费的项目就有：卫生费、街道副业管理站提成费、计量费、屠宰费、交通占路管理费、市容管理费、地皮费、盖章审批费、治安管理费、打扫清洁费、不按时开会罚款费十多种，对推婴儿车和挑担子挎篮子卖货的，还有不同的收费标准。承德地区，个体户每月交纳交通占路管理费元、市容管理费元、卫生管理费元、地皮费每平方米每天８分。沧州市个体户要向街道交纯收入的40％，知青摊点也必须每月向街道交款10至15元。私营经营者段永芬遭遇则更惨。她加工成衣销售，扣除税金和市场管理费，获纯利1855元。为此，河北丰南县纪检会向法院提出起诉，法院将其逮捕，以投机倒把罪判刑一年，没收全部利润和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块手表以及77件还未卖出的成衣。河南省一社员持公社证明出售花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见挣钱多了，罚款1300元。人民日报年初也有报道《批发橘子须搭配100斤芋头：济南市个体户经营困难重重　要求按新宪法保护个体经济》：有些批发部门在国营和集体商店进货时不搞搭配，对个体经营者实行搭配。市场上芋头、菱角等销不出去，橘子、苹果供不应求。批发店对个体户实行，100斤橘子捎带100斤芋头，不然拒绝批货……其次，个体户在经营上受到过多限制，他们拿着合法营业执照，却得不到正当保护。有些部门单纯从自己业务角度出发，干涉太多，动不动踢摊、收证、罚款。　。　想看书来

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3）
当然，我们更应看到乐观的一面。比如，虽然舆论上仍然存在“适当发展个体经济会复辟资本主义”的争论，不过已有偏向支持发展个体经济的势头。人民日报说：应当抛弃“左”倾思潮下“弃农经商”的帽子。经济日报甚至做出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经济发展，是不会复辟资本主义的。”
　　即使一向以保守的银行，也开始愿意向个体户发放贷款，这是个积极的信号。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基层单位，发放350多万元贷款，帮助近两千家个体工商业户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长沙王晓莉的皮鞋店，因缺钱买原材料，银行贷款300元给予扶植。拿到贷款，她根据顾客需求专门加工商店买不到的异形鞋，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年营业额达２万余元。
　　再比如个体户入党和当选全国人大代表。3月15日，递交入党申请书三年之后，哈尔滨个体户白士明终于如愿以偿。这一天，各大报纸刊登了同一则新闻——《个体户白士明入党》。全国轰动。
　　小学二年级，白士明就体会到“个体户”的不易。西哈努克亲王到哈尔滨访问，白士明所在班级被选为迎接的花束队。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和红领巾，是花束队必需的装束。当时白士明家，生活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他的母亲还是坚持给自己孩子添置了一身衣服。白士明穿着新衣服到学校后，老师却告诉他，“你父亲是开照相馆的小业主，不能参加欢迎活动”。白士明一路哭着回了家。
　　*中，白家照相馆被查封。他父亲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批斗、游街。临终前，他含着泪叮嘱白士明“一定要去国营单位工作”。可成年后，因成分问题，找不到工作的白士明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重新经营起父亲的“秀荣照相馆”，“那时候，我说自己是生活在地平线以下的人。”
　　1983年左右，白士明经营的个体照相馆。
　　1980年，白士明接到通知，“王化市长成要见他”。王市长告诉白士明：“个体户是光荣的。只要好好干，一样可以入团，一样可以入党，一样可以当先进。”这次谈话之后，白士明写了入党申请书，递交到道外区人事办事处。在当时，整个中国都还没有个体户入党的先例，办事处接到白士明的申请，上报到区委，逐级上报。1983年，经过中组部调查后，白士明才被特批加入中国共产党。
　　3月下旬，继入党后，白士明作为两名个体劳动者之一，被指定为私营企业的第一批代表，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7年，白士明没有当选省人大代表。一年后，他参加哈尔滨市工商局与私营企业、个协的联欢会，电视上回放着往届人大召开的场景。白士明沉默不语，中途退场，回家后心脏病发作，次日凌晨去世。去世前，白士明已有500万资产，是哈尔滨著名的民营企业家。
　　1983年，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举办首届大学生创业大赛，接着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美国一流大学在内的10多所高校如法炮制。创业大赛逐渐波及各国，在大学生中形成了一股世界潮流。
　　创业热在中国还未能得到呼应，民间的群体性歧视势控制着大部分人的心理，势必反映到个人层面。有些人对经商不屑一顾，有些人压根就没想到要走经商这一条路，尽管这并不妨碍若干年后他们一样加入了“创业”的大军。

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4）
1983年，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依然还未能同步。陈东升这年大学毕业。有人提出让他到粮油总公司上班。觉得对自己是一种侮辱、一种亵渎，陈东升断然拒绝，“我是要做研究的，怎么可能去经商呢？”与陈东升一样，在人生设计和价值观上，王文京和王中军在刚毕业时，都没有为“企业”留下任何想象空间。
　　19岁时，王文京毕业选择了北京，被分配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司。从小村庄到省城南昌再到国家首都，空间的转移和人生的裂变使王文京兴奋不已又恍然若梦，“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起初，王文京对未来秉持着宏大的梦想，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他的积极，遭到了一些老资格，但在“混日子”的同事的责怪，却也得到了他们不曾得到的荣誉和嘉奖——评上了单位最年轻的先进工作者和新长征突击手，在全局干部大会上作先进事迹报告，当上了财政司的机关团委书记，还晋升一级工资，虽然只有6块钱。
　　领导的重视、光明的仕途和如鱼得水的工作环境，王文京应该感到知足和惬意。但他总觉得现实与理想间存在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一边是一眼到头的困惑，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未知，“也许有一天我会成为政府高官。可走出校门做公务员一直到老，黑发到白发，将是人生经历的缺憾。”此时，北京以北的中关村正发生着振奋人心的变化：百折不挠的陈春先成为中关村的英雄，后起之秀段永基声名鹊起，泼辣的金海燕声名渐旺，而柳传志和他那有着19个字招牌的“未来联想”也开始有了造电脑的壮志雄心。终于，王文京决定放宽视野，叛离庸常的人生。他选择报考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来突围琐碎零乱的数字生活。命运与他开了个玩笑，当被非第一志愿的“西方会计”录取时，王文京选择了放弃。
　　机关的经历对王文京来说，也并非完全无用。他结识了创业伙伴苏启强。两人因为都试图把往事变成未来的动力而一见如故。更关键的是，五年机关工作，尽管思想有这样那样的起伏，但王文京“很庆幸自己没有一天瞎混。”他在单位干了两件大事，起草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制度，制度一直沿用到1990年代；后一件是负责实施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电算化工作。实施会计电算化工程的两年多时间里，王文京认识到，会计电算化是一种趋势，同时各单位在自行编写程序，造成大量重复工作。如果有家软件开发商，整合资源，提供软件服务，那将前景无限。他的预测无疑前瞻且准确。后来，推广所涉及会计电算化的单位，都成为王文京的客户。
　　计划经济机关是最好的单位，市场经济企业越来越重要。基于对趋势的把握，24岁的王文京和26岁的苏启强辞掉工作，到中关村注册了个体形式的“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至于拟定企业名称，两人颇费了一番心思。无意中，王文京看到《经济参考报》上美国一家软件企业提供叫“用户之友”的软件，于是借鉴了一下，取名“用友”。王文京自己讲述，公司注册下来后，他借了用户五万元，买来一台长城0520DH电脑，白天出门做服务，晚上住在9平方米的办公室编写程序，这样度过了创业初期。
　　王中军是野战军人的孩子。他刚入小学，*爆发。学校天天背毛主席语录，高年级学生斗老师。那段日子给王中军留下的唯一印象是，“校长从毛主席像上跳下来自杀。”动荡的环境，使王中军自小便学会了安排自己的生活。小学毕业，进入外馆中学，他很快就反感这个环境：学生经常打架斗殴。第一学期没结束，他向父亲提出：“我想回农村老家读书。”

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5）
14岁的王中军回到东北农村，在这里他找到了感觉，“我从城市来，看到和接触过很多农村孩子未接触过的东西。爸爸每月给一些零花钱，我也分给他们一些，好多人都围着我转！”然而，农村也没能留住他多久。一年后，王中军带着团员证回到北京，进入石油部子弟学校。
　　作为班级唯一的团员，王中军顺理成章地成为班长。而他“领导”的这个40多人班级，竟有30多人考上清华北大。初中即将毕业，16岁的王中军却突然想去当兵。当晚8点，他父亲从总政大院回来说：“明天早上，你史叔叔回部队。你愿意，就跟他一起走。”王中军找出军装，第二天出发到了保定某部，临走前甚至没来得及上缴班级教室钥匙。
　　恢复高考后，中学同学相继考入名牌大学的消息，让20岁的王中军受到强烈刺激。他转业回京，考上了夜大。夜大刚毕业，即便是十年来不断操纵自己命运的王中军，也未能免俗地进入国家物资总局文书处，当了一名机关干部。
　　长城饭店外景
　　1983年，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宾馆——北京长城饭店正式营业。偌大的中国，竟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五星级宾馆”为何物，不少人误称其为“五角星宾馆”，专程从外地赶来北京看“稀奇”的也不在少数。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中国五星级宾馆已然比比皆是。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五星大饭店》的小说，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就是这部被称之为“国内青春偶像剧中场景最漂亮、制作最精良的‘偶像加主旋律剧’”，在央视热播。小说的作者叫侣海岩（笔名海岩）。
　　从海军航空兵二十八团退伍后，侣海岩被安置到北京当警察。长城饭店营业当年，已经是北京公安系统最年轻处长的他，选择了辞职经商。他的第一笔收入是长篇小说《便衣警察》的稿费——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首印30万册推出。不过，写作只是侣海岩最大的业余爱好，他工作的重心始终还是酒店。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既是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