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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74师在陕南-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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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这封信是半信半疑的，不信吧，是毛主席、周恩来同志来的信；信吧，又感到很突然。因我们和中央从无联系，同红二十五军也无联系，外面 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特委决定，既执行，又要提高警惕，防止上敌人的当。第四天，李涛带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来我部。开始我们先问李涛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情况，有点盘问性质。当我们解除疑问后，李涛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蒋抗日，一致对外，停止打土豪分田地；部队改为南路军，成立军委会，郑位三为军委主席、李涛为副主席；部队要进至灵宝之间阻止国民党亲日派军队向潼关进攻，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听了李涛这些传达，在思想上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感到很突然，也很新颖，开始有些怀疑，后经李涛反复解释才相信了。部队迅速动员和整编，经四天的准备，主力向东开进执行新任务。由方升普、曾焜带一个小团向西，找何振亚、宋登贤、宁佛工委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开辟宁佛地区工作。师主力进至灵宝附近，接周副主席电令，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命我部开回商州，同十五军团会合。我们回到商州，受到军团首长和部队热烈欢迎，军团营长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说我们坚持陕南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军团首长还说：我们在陕北打了几个胜仗，也有你们一份。你们这几年不但没有被敌人搞掉，而且消灭了不少敌人，自己越来越壮大了，这是了不起的胜利。我们也特别高兴，象久别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全体指战员都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八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五军团开回三原，我们继续留在陕南，开往镇、柞两县驻防，待命行动。师部带四团驻柞水县石嘴子，五团驻镇安，六团驻镇、柞之间的石坪。这一时期一切供应均由杨虎城陕西地方政府供给，部队主要任务是整训和做统战工作。由战争转为和平环境，开始非常不习惯，原来是冤家对头，现在是朋友，要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喝酒，总觉得别扭。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主要是做好群众工作，宣传我党的统战政策和主张，我党我军为穷人谋利益，红军还是老百姓的军队，这一点是不会变的。经过三个多月驻防，我们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搞得非常好，群众纷纷要求参军。我们在这一地区接收三百多人参加了部队。后来地方国民党政府把我们扩军反映到西安，西安办事处来电要我们停止扩军。此后，我们又偷偷摸摸地扩大一百多人参加部队。
四月，西安办事处来电说，供应运输困难，命我部开往长安县以南大峪口地区驻防。部队进驻这一地区，主要是整训。政委李隆贵已调延安抗大学习，张明先调来当政委，吴东升当政治部主任。四团团长王挥友，政委吴林焕：五团团长孙光，政委丁国钰；六团团长汪世才，政委李书全。李涛同志调回延安，位老六月也调延安。部队正规训练，我未搞过。一切都是从头学。经过三个月基本训练，部队生活作风逐步走向正规化，克服了游击习气，军事素质有些提高。八月份，奉中央军委命令，要我们开往三原整编。
我们从大峪口出发，路过咸阳大铁桥时，成千上万的人在铁桥两边看我们。敌四十×师师长李文曾化装便衣，也在人群中看我们到底是支什么样的部队，他不理解为什么派那么多部队围、迫、堵都没有把我们消灭，反而越战越强，越打越多。他们称我们是一支奇怪的部队。部队开到三原时，受到彭总的热情接待。他说：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你们单独坚持陕南斗争，很辛苦。由于你们在陕南牵制了不少敌人，直接配合了主力行动，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现在由于国民党卡我们，部队对外暂改一一五师留守处，部队连的建制不动，改为炮、辎两营，驻东潼关、三原、耀县、北同官、洛川一线，担任十八集团军由延安到前线的输送任务。一九三七年十月，部队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四团，团部驻洛川，主要任务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四团又担任机动任务，哪里出事往哪里去。瓦窑保紧张调瓦窑堡，绥德紧张调绥德，延长紧张调到山西大宁县，富县紧张又调回富县。在西北这几年，四团曾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贺龙、滕代远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和教诲，得到很大的鼓励。
讲一点红七十四师能够坚持陕南斗争的基本原因。红七十四师能够坚持陕南斗争，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来说，主要是：
1、采取了较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主力北上，各路游击帅在敌重兵“围剿”，遭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及时收拢兵力，集零为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同敌人兜大圈子，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集中力量突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吃掉好打之敌，开辟新区，建立新的立足之地。当敌人察觉我们在宁陕、佛坪开辟 新区，用重兵采取迫、堵、驻剿的方法对付我们集团行动时，我们则及时化 整为零，分散行动，遍地开花，到处袭击、扰乱敌人，打击敌人。平时敌人用一两个团追击。“清剿”时，我们采取大踏步前进，在广大区域内与敌周旋，东到河南伏牛山，西到汉中，北到山外，南至汉江。我们走的快，来的 也快，声东击西，出没无常，使敌人忙于拼命追我们，老挨打，还摸不到我们。
2、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削弱敌人。我们对何振亚、宋登贤部采取联合抗捐，互相配合，逐步改造的方针，最后改编为红军。我们对开明绅上，如商南县的石老八、宁陕两河口区区长宋承义，采取争取利用的方法，不动他们的财产，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利用他们给我们买表、布匹和报纸，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有些地富家不没收财产，利用他们掩护 我们的伤病员。对山寨、石洞一时打不开的就不打，订互不侵犯条约，你不 打我，我也不打你。保护城镇工商业，我军所到城镇，不没收小资本家的财产，不干涉商人经商，店铺照常营业，稳定中场，安定民心。不杀俘虏，对 所俘敌士兵和罪怂不大的下级军官进行教育后发路费放回家。不搞硬性的打 土豪分田地，只是分地主富农的俘财，救济贫苦老百姓。实行了这些政策， 团结了可以团结的人，使我们顺利地克服了许多困难，减少了许多对之面， 分化瓦解了敌人。当然，这些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开始也是“左”的 要命。不仅杀了地主老财、反动团总，而已有时连他们的家属也杀了。红二十五军走后，我们根据实际斗争需要，改变了过去“左”的做法，收效甚大。
3、军民关系搞得很好。我军纪律严明，不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每到一 地都打富济贫，分给群众的粮、财。他们白天不敢要，晚上送上门去。积极为群众做好事，解决困难。给群众担水，扫院子，看病，有时帮助群众收割。 群众给我们送信、带路，都给很高的报酬。这样，群众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 军队，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在当时无固定后方的情况下，伤病员多是放在群众家里休养。我们到处建立秘密农协小组（两三人不等），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收集情报。我军每到一地，在一两个小时内就可把周围几十里甚 至上百里的敌情大体搞清楚。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如鱼在水，自由东西。
4、军内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对敌。那时干部、战士吃、穿、住、行都是一样。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宿营带班、查铺、查哨，规定发生紧急情况的集合地点和前进道路。干部要保证部队吃饱饭，睡好觉，照顾好伤病员。特别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郑 位三，对红七十四师能够坚持陕南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他每到一地，都找各 方面人士开座谈会，了解敌情、社情。他善于利用国民党报纸分析敌人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政策，确定我们的行动，克敌制胜，大 家称他是“诸葛亮”。他善于团结干部。李隆贵反对他，但他并不计较，主 动同李搞好团结。他平易近人，常找同志们谈心，大家有话也愿意和他讲。 他在病中不能走，每天由几个人轮流抬着，但抬他的人毫无怨言。这充分说明大家敬佩他，爱戴他，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战士尊重干部，干部爱护战士，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不管战斗多么残酷，条件多么艰苦，全军上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具有敌人难以置信的战斗力。
总之，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陕南斗争近两年，在艰苦战争环境的考验下，红旗未倒，坚持到最后胜利。先后消灭敌人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牵制敌人除地方保安团外，有敌四十四师，四十九师，杨虎城警一、二、三旅，胡宗南一个师，国民党别动纵队等。我们还开创游击根据地，打富济贫，实行“五抗”，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求解放的主张和政策深入人心。我军同广人群众心连心，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注释
＇1＇ 原题为《红七十四师陕南斗争大事记》。
＇2＇ 即夏云飞同志。
＇3＇即毛仪彬同志。
＇4＇即白明峻同志。有的同志回忆，白明峻是“五路主任，＇五路＇好象没政委”，“＇白＇打了一段游击，就掉队了”。
＇5＇陈先瑞同志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七日至八日的一个座谈会上说：“会合是二次。第一次是梁家坟，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为什么分开呢？各自要回去安排一下，收容失散人员，地方工作要交待、因为比较仓促，我们只有六路西区游击队，三、五、七、九路部没找到，全部会合再集中”。“后又在碾子坪集中，时间是十月十九日”。
＇6＇陈先瑞同志在上述座谈会上说：“特委刚组成时委员有：郑位三、陈先瑞、方升普、李隆贵、李学先＇后增加的＇、李书全、袁崇安、曾焜；常委有郑位三、陈先瑞、方升普、李隆贵、曾焜（以后是李学先）；书记郑位三。”
＇7＇李书全同志在上述座谈会上说：“七十四师成立时方升普不是参谋长，是副师长，好象兼参谋长（范铁民插话：没有参谋长）。”待查。
＇8＇四亩地系村名，属于陕县辖。
＇9＇李书全同志在上述座谈会上说：“宁佛工委书记先是罗明义，以后是方升普、刘建挺。”
＇10＇据当地老年群众回忆，红七十四师是一九三六年春节前打开宁陕县城的。
＇11＇据郑位三同志回忆，奔袭凤县双石铺是紧接夜袭户县的事。
00、戴季英关于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的谈话纪要
陈先瑞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次走访了戴季英同志，就红二十五军战史有关问题作了交谈。现将戴季英同志谈话内容综合整理如下：
一、对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稿的看法。我是昨天晚上才见到你们这个稿子，大概翻了一下，根据你们的经历和水平，能够写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错的。“结束语”总结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但缺乏一条总的挂帅的内容。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鄂豫皖苏区的创建经过，完全是按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执行的，这就是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这是总的路线、方针、原则。毛主席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讲得十分透彻，应当总挂一下。鄂豫皖苏区，坚决执行贯彻了这个总的原则，方问是正确的，如果加上这一条内容，加以总结，就有了挂帅的了。
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是：（一）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因为敌人的残酷屠杀，主张实行报复行动，叫攻打车站、破坏建筑，这对我们影响不大。（二）李立三路线主要是攻打中心城市，如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这个对我们有影响，曾在黄安南部，动员群众攻打武汉，群众不肯接受，说“哪打得下武汉？”虽说时间短，但有影响。（三）王明的“左”倾路线，中央曾有指示，不让敌人占领苏区一寸土地。这对我们影响大些，首先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发生了错误。七里坪战役的失败，就很说明问题。
红二十五军的历史，要抓住几个重点阶段写，即四方面军走后，坚持了两年斗争；程子华来后，决定战略转移，开辟了陕南根据地；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坚决反对入川；以及后来的西征北上，到达陕北等。名称问题，还是叫战史、军史为好。文字上不好写的地方，可以从略。
二、红二十五军的成立经过四方面军临走时，在黄柴畈召集的领导人会议，王平章参加了。其他省委成员均未参加。之后，省委在长冲召开会议，由王平章口头传达了黄柴畈会议内容。当时参加的有：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成仿吾、高敬亭、郑位三、戴季英等。郭述申因在皖西，还没有过来，未参加。王平章传达的主要内容：一是主力要突出鄂豫皖苏区，决定留人。说张国焘向中央报告了，将省委成员留在原地，王平章也留下，我也留下。说我们大多是苏区的创始人，留下继续保卫苏区。一是要建立主力红军，坚持斗争。沈泽民当时写信给张国焘，要调十师回来。张不允许，说在黄柴畈会上定了，叫自己搞。这都是王平章传达的。
四方面军走后，省委在长冲开过好几次会议。我是从四姑墩赶到长冲的。大约半个月之后，省委就决定成立红二十五军。为什么叫红二十五军，主要是为了纪念蔡申熙，当时已得知他在河口战斗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的建立，主要以我的二十七师为主力。当时有三个团（徐海东将其中的七十九团带往皖西去了），改为七十四师。当时还没有军部。军部就是原二十七师师部。吴焕先为军长，我是政治委员。郭述申带二十七军来到了鄂东北，这才成立七十五师。这时也才正式成立军部。徐海东为七十四师师长，我兼政委。七十五师师长是姚家芳。后来又成立了七十三师。红二十七师是由光山独立二师改编而成。当时决定成立九军，才给了二十七师这个番号。
在鄂东北地区，当时有七八千人。曾在黄安附近打过一仗，打垮敌人两个团，是肖之楚的部队。敌人好几个军挤在黄安城内，想占领大小拗口，但被我军击溃，歼敌一部。
三、红二十八军的成立。成立红二十八军，是从皖西这个战略地位考虑的。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成了一个方面。沈泽民当时想成立江北方面军，建立两个军，所以才组成二十八军，活动于皖西战略区。红二十五军则实行机动作战。二十八军属省委领导，但在军事指挥方面，仍归红二十五军。
四、鄂东北道委、游击司令部的成立时间。鄂豫皖省委成立后，即将苏区划为几大块，这是中央分局划分的。即鄂东北道委（徐宝珊）、豫东南道委（高敬亭）、皖西北道委（郭述申），我是鄂中区（孝感）道委书记兼游击司令。当时叫军区指挥部，后改为游击司令部，是苏家埠战役后改的。鄂东北道委、游击司令部，也是这时候成立的。吴焕先担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之后，即为鄂东北游击司令。
五、有关七里坪战役的情况。围七里坪之前，就提出过“巩固、扩大根据地”的口号。所以围攻七里坪，还有个保卫春耕的因素，敌人当时对根据地破坏很大。省委决定围七里坪时，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在郭家河等地打了两三个胜仗，情绪都很高涨。当时，省委成员都是同意打的，没有持不同意见的，反对的。围了四十二天，不成，才决定撤围，可以说是失败。但围七里坪不是路线错误，因总的路线是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这个没有错，只能说战役上错了。对保卫春耕，还是起了作用。之后，部队撤到九里十八寨，决定到皖西去。从七里坪下来时，还有七八千人，七十四师是完整的。（但其他人回忆，部队损失一半，减少到五千。）
六、肃反问题。肃反问题，中央是有指示的。肃反最早开始于兴国，有个报告，中央将 这个报告转发到鄂豫皖苏区。不是说肃反错了，而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是这样写的。当时，对富农政策上也有错误。说许继慎是改组派，中央也是有电报的。省委斗争许继慎时，说“吃喝委员会”是许带来的，瓦解腐化红军队伍。这是当时的情况。
七、与东北军建立关系。一九三三年，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时，被敌截成两半。就在这时，省委决定我为鄂豫边游击司令。我在担任鄂像边游击司令时，常在光山一带活动，距东北军驻地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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