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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斗历程


00、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西


（一）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南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中共鄂豫皖省委（1934年12月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转战，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冲破了国民党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进入陕南后，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发动和武装群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数次重兵“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继又北上西北革命根据地，会合西北红军，胜利地进行了劳山、榆林桥战役，对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南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于1932年11月重新组建的一支革命武装。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部队几经整编，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为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1934年春，国民党军以16个师又4个独立旅、共80多个团的兵力，继续“围剿”鄂豫皖根据地。为了集中红军主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红二十五军虽经艰苦征战，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恢复了部分失去的根据地，但是由于国民党军的残酷“围剿”和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危害，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仍很严峻。　
　　　　1934年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严重失败，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9月，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关于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根据地的指示。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1934年2月12日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7月29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和程子华传达的周恩来副主席指示精神，决定：（1）鄂豫皖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造新根据地而斗争；（2）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战略转移的初步目标；（3）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4）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会议决定增补程子华为省委常委。同时还讨论了部队整编问题，决定由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仍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省委常委高敬亭领导部分武装组建红二十八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　
　　　　会后，鄂豫皖省委即率红二十五军西移河南省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转移前的准备工作。部队进行了整编，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第二二三团、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和手枪团。省委向全军指战员进行了战略转移、创建新苏区的动员工作，战士们准备了干粮、草鞋等。　
　　　　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了长征的征途。部队出发时，鄂豫皖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指出深重的民族危机，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并严正指出：国民党如要加以阻拦，本军当然要扫除沿途国民党的军队。　
　　　　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击退国民党鄂豫皖三省“追剿”队（以下简称“追剿”队）第五支队的追击，从信阳城南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经青石桥、黄龙寺、月河店、金桥等地，不日即进入桐柏山区。经过实地考察，鄂豫皖省委认为这一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国民党军容易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压迫，而红军的回旋范围狭小，加之国民党军大兵压境，红军难以立足发展。于是省委果断决定迅速向豫西的伏牛山区挺进。　
　　　　蒋介石发现红二十五军的动向后，急调“追剿”队五个支队和沿途驻军30多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桐柏山区。为了隐蔽北上意图，迷惑和调动国民党军，红二十五军先以少数部队佯攻湖北枣阳县城，吸引国民党军主力。11月22日，红军趁夜冲破国民党军的阻截，从枣阳城北的韩庄掉头东进，连续击退“追剿”队第五支队、第二支队的追堵，绕道河南泌阳城东、乘虚北上。11月26日，部队进至伏牛山东麓方城县的独树镇附近，准备穿过许（昌）南（阳）公路时，突然遭到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的堵截，敌人从两翼包抄而来，情况十分险恶。军政委吴焕先带领部队与敌展开白刃搏斗，全体指战员在军领导的指挥和带领下，不畏强敌，英勇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终于挫败了敌人的围追堵击，进入伏牛山区。　
　　　　红二十军进入伏牛山区后，很快发现该地区地域狭窄，人烟稀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反动统治比较严密，红军不便于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创建根据地比较困难，加之尾追的国民党军主力相继跟踪而来，因此，鄂豫皖省委决定放弃在伏牛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西进，进入陕西南部。　
　　　　陕南虽然地处秦巴山区，山大沟深，地瘠民贫，但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带建立了组织，并且领导开展了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初期，中共党员许权中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三旅入驻商洛，在许旅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唐澍等深入农村，宣传土地革命，组织农村协会。1928年5月，许旅奉中共组织指示开赴渭（南）华（县）地区，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渭华起义失败后，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率部撤退至洛南县保安一带，在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1932年11月至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军和第二十六军，先后进入或途经商洛地区，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之前，中共组织和红军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觉醒，积极投身革命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从伏牛山区继续西进。　
　　　　12月4日，到达河南卢氏县叫河。此时，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已先到达河南卢氏县城以南的朱阳关、五里川一带，修筑工事，控制了入陕的大道，准备堵歼红军。“追剿”队第二支队也跟踪到庙子、栾川一带，红二十五军处于被前堵后追的境地。为了摆脱危局，迅速进入陕南，红二十五军寻找当地群众调查，很快找到一条绕道大石河、文峪、卢氏城南，再经铁锁关入陕的隐蔽小路。12月5日，红二十五军先派手枪团到朱阳关以东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主力部队则在向导带领下，沿着一条深山峡谷向西北方向疾进。当晚，红军突然出现在卢氏城南，守城的民团惊恐万状，不敢妄动，天亮后，红二十五军已将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的防线远远地抛在背后。　
12月8日，红二十五军抵达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击溃洛南县地方民团的阻击，胜利进入陕西省境内。下午，红二十五军进至洛南县东部重镇三要司，在此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三营。12月9日，部队翻越蟒岭，到达洛南县庾家河镇（今属丹凤县）宿营。　
　　　　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和第四十二师第二四八团在卢氏和洛南夹击红二十五军的计划落空后，判断红二十五军取道庾家河向龙驹寨（今丹凤县城）进发，遂决定取捷径追击。12月10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六十师三六0团从鸡头关推进到庾家河镇东边，抢占了东山坳口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庾家河街发起进攻。红二十五军手枪团迅速进入前沿阵地，一面拼命阻击敌人，一面派人向军部报告。此时，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在召开常委会议，接到报告后，省委和军部领导立即指挥部队奔向前沿，进行反击。这时，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的后续部队两个团相继赶到，战斗十分激烈。激战中，程子华、徐海东身负重伤，全体指战员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殊死奋战，第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一条腿被敌人打断，仍然坚持指挥作战。经过20多次的反复冲杀，红二十五军终于将敌人打垮，迫使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师于黄昏时分撤出战斗，向卢氏方向退去。这次战斗，红二十五军共毙伤国民党军800多名，自身也伤亡干部战士200余名。庾家河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连续追堵，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　
　
　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洛南县庾家河镇杨春荣中药铺院内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会议由省委书记徐宝珊主持，省委常委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出席。会议经过分析后认为：鄂豫陕边一带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群众斗争；地理条件有利于红军防御和作战，距川陕苏区较近，有利于配合，适合创建新的根据地。因此，提交会议讨论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明确提出了“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战斗口号，指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击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庾家河会议决定改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中共鄂豫陕省委，但由于发生战斗，会议中止，未来得及讨论产生鄂豫陕省委成员的问题，新建的鄂豫陕省委仍由鄂豫皖省委成员行使其职权。1935年4月，鄂豫陕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举行扩大会议，选举了新的省委成员，徐宝珊为书记（5月9日徐宝珊病逝千龙驹寨，吴焕先代理书记），吴焕先为副书记，常委为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委员为程子华、陈先瑞、戴季英、张希才（后又增选了郑位三、郭述申）。　
　　　　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后，领导红二十五军和鄂豫陕边的人民群众，进行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鄂豫陕省委以红二十五军为主力，充分发挥地方武装的作用，通过武装斗争开辟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后，国民党先后调集了30多个团的兵力　实行围追堵截，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将其消灭于商洛地区。鄂豫陕省委决定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发展和壮大自己，为开辟和扩大根据地创造条件，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和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时而集中兵力聚歼敌人，时而分兵出击，纵横驰骋于鄂豫陕边的广大区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第二次“围剿”。继三要司、庾家河战斗的胜利后，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月8日攻克镇安县城，歼敌保安团一部。1月31日，攻克柞水县城。2月1日，在柞水县蔡玉窑打垮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两营，歼灭一个营。2月5日，在蓝田县葛牌镇以南的文公岭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五个营。2月27日，攻克宁陕县城。3月4日，攻克佛坪县城。3月10日，在洋县华阳镇歼陕军警备第二旅五个多营，毙伤200余名，俘团长以下400余名，缴获长短枪500多支。4月18日，攻克洛南县城。6月初，在商县夜村、丹凤县商镇毙伤国民党军第一一0师、第一二九师团长以下200余名。6月14日，攻占商南县富水关、青山街，俘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营长以下170余名。6月16日，奔袭鄂陕三省交界的荆紫关，歼敌一个多连，活捉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军需处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7月2日，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全歼陕军警备第一旅，毙伤300余名，俘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1600多支。在主力部队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红军派出部分干部和部队发动组织群众，帮助建立地方武装，组建了鄂陕游击总司令部，辖六个游击师，成立豫陕游击师，辖四个游击大队，根据地的许多区、乡也都建立了游击队、赤卫队、抗捐军等。红二十五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和支持下，大力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形成了以今陕西省商洛市为中心，包括今湖北省的郧西、郧县，河南省的卢氏、西峡、淅川，陕西省的商州、洛南、商南、丹凤、山阳、镇安、榨水、蓝田、长安、佛坪、洋县、宁陕、旬阳、石泉、汉滨、汉阴等县（区）全部或边界地区的大块根据地。　
　　　　红军是战斗队，也是宣传队。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把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创建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庾家河会议的当天，省委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印发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传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申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随后，省委又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申明“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没收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团首领及一切反革命分子所开的商店，将其一部分物产分给当地穷人。准许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便是地主）的商店继续营业，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活动区域内运输行走。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后，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建立穷人自卫的武装――抗捐军，分配土豪劣绅的田地给穷人种，造成工农贫民自己的镇安县。省委通过发布传单、布告和红军经常性的政治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了解共产党、红军的性质和宗旨，了解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对于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创建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在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开创根据地的同时，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根据地内建立了各级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商洛特委、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宁（陕）佛（坪）周（至）工委、镇安县委、五星县委、红岩寺区工委、山阳西区区委；苏维埃政权：建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镇安、五星两个县苏维埃政府、山阳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宁陕县土地委员会，以及13个区、70个乡、314个村苏维埃政府。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广泛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和政策，特别是红军同反动军队及民团英勇作战，公开处决民愤大的土豪劣绅，没收地主的土地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的实际行动，取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仅郧西县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就有1000多户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柞水县红岩寺区没收了地主530余亩土地，分给58户贫苦农民，还没收了42000多斤粮食、3100余斤腊肉、13头肥猪、1200余斤漆油，大部分分给了群众，少部分支援了红军和游击队。山阳县袁家沟口区的农民在全区范围内分配了地主的土地，谁佃种归准的，分配后栽了界石，农民喜气洋洋地收割了分配土地后的第一料庄稼。洋县华阳区的农民没收分配了60户地主的3200多亩土地、600多石粮食，农民群众高兴地唱道：“二月初六炮声响、警备二旅垮个光，华阳建起苏政权，土豪劣绅一扫光，分田分地又分粮，穷人翻身把家当，吃饭莫忘咱红军，翻身莫忘共产党”。形象地反映了苏区的革命景象和广大农民翻身后的喜悦心情。在经济上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农民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使乡村的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基层的反动政权纷纷垮台，根据地内出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新局面。　
　　　　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民群众求解放，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帮红军、当红军，成了鄂豫陕根据地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苏区内出现了不少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父子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使红军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红二十五军1934年12月入陕时有2900余人，虽经战斗减员，到1935年7月离开鄂豫陕根据地时发展到4000人（不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