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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这冷落的海角，回忆当年，此日正是阿丹远去第十一周年。
　　怅何如之。
　　前几年，有人在一次大会上力竭声嘶痛斥赵丹忘本。
　　上苍给予他以天分，他自己历半世纪艰苦的努力，使他的艺术生命发出闪烁的光辉。
　　谁给了他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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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邂逅
广州解放了，从香港到广州，原来只有三四小时的火车程，但这一次我却走了三天，从九龙到罗湖，过深圳，经宝安搭大木船到广州，整整走了三天。
　　一到广州，便邂逅宋之的，全副戎装，他是随四野南下进入广州的。
　　我在香港买了一架手提摄影机，饶彰风（广东解放后任省委统战部长，这是一位我敬重的人士，“文革”中被整死，前些年我在广州遇见他的女儿，我强忍泪水与她交谈，我怕引起她惨痛的回忆。）嘱我编制一批宣传幻灯片，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带广州交电影院放映，我则带了两个摄影师及器材拍摄《解放广州之战》纪录片。
　　我和两位摄影师、一位助手被安排住在长堤爱群大厦，在《解放广州之战》摄成后，一位被我派随解放海南岛大军出发。另一位一怒也离我而去，他说他要去福建参加《解放台湾》的拍摄（后来八一厂成立后，都被我邀回来）。
　　宋之的被安排在第一层楼，堂友相逢，倍感亲切，我们几乎每天都买一包烧鹅、叉烧等，喝上二两酒，畅谈今后理想。
　　老宋在重庆“二流堂”时，已经知道我在迷幻灯，还有一个蔡楚生在煽风点火。他劝我到北京，军委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下面将设一个电影科，希望我去当科长，他是文艺处处长，部长是陈沂。我认为在当时我们的农村是穷困的，用幻灯可以做文化娱乐的工具，又可以宣传科学种田，普及科学知识。
　　宋之的终于说服了我，他说　：“现在农村都在搞土改，基层机构未建立，谁来替你搞幻灯。目前部队全军只有三部半电影放映机，幻灯机却是不少，你大可利用它，用你的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战术，搞上三几年，那时农村土改完成，机构也建立了。我保证替你转换工作。”
　　老宋走了之后，我搬到华南文学艺术联合会楼上住，成为华南文联的成员，一会儿通知我是文联的筹备委员，一会儿又是戏剧界协会筹委。章泯也搬来了，他鼓动我不要去北京，在广州创立珠江电影制片厂，把香港南群影片公司的资本、器材搬进来（南群的资本是马万祺、潘汉年的亲戚和我哥哥的投资）。欧阳山因为在他的麾下又多了个好玩的机构，他当然赞成。
　　我每天在广州市包括赤岗中山大学附近芳村转，最后找到了一座只剩一个空壳的图书馆，章泯又和我去研究除图书馆作为摄影棚之外，其他的附属建筑等等，我把修建“二流堂”的兴趣又鼓起来了。
　　欧阳山在获得上级的批准之后，珠江厂筹委会成立，我便开始改建那座图书馆为影棚。
　　珠江电影厂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章泯和我都被委为筹备委员。不久，我又被通知：我已被选为广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发给我一些文件、入场证等等，通知我前往开会。
　　我去参加了几次，听了朱光的报告，然后是一些小组会，有些小组会上的发言又写在纸上到大会上再念一次。念得人老吃螺蛳，疙疙瘩瘩，直想打瞌睡，但被邻座捅醒，忘了是华嘉还是哪一位。还有一次是叫我在印好人名的纸上画圈圈。
　　几天的会议开得人有点浑浑噩噩。有时我只好借故溜出来，实际上图书馆那边正在大兴土木，我对那事又特别有兴趣，所以总是往那地方溜。到后来，我索性不去开会了。
　　有一回，我问朱光，作报告为什么几句话老翻来覆去地讲？他说：“在农村做工作，你不翻来覆去多讲几遍，农民左边耳进，右边耳就出去了。”但他自己从农村进入大都市，他的脑子却还没有拨正，时差已若干年，他还是在翻老皇历。我没有告诉他：他在不断重复时，我在捉摸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翻来覆去炒个不停，却把他所说的是什么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多久，中央的调令如山倒，我只好起程，章泯也只好去北京当电影学院院长去了。后来，他在“文革”时遇到江青，江问他：“认识我吗？”答：“不认识。”可能因为答题正确，“文革”时只在学院扫厕所。
　　那时苏联派了一大队摄影等工作人员来华拍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军管会文艺处要我参加接待，协助他们解决在工作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说明　：上面交代，凡是苏联同志提出的，都尽一切办法使他们满意。好在中央也有摄影队同来，在沟通上当可更为便利。
　　苏联摄影队的时间很紧迫，好在军管会有一批青年积极分子，他们提出要后天在二沙头的小河中布置欢迎解放军，庆祝解放的水上游行，我们答：“行！”明天在某一火车经过的地点要有一株大树，略为倾斜，那是为画面的优美，亦答：“行！”他们要求在香港买一些表、笔、照相机等，也基本上答应，但要研究怎样办。
　　第一项，人多好办事。
　　第二项，我带了四名解放军和几个工人，一辆军车，斧头、钳子等，搬了一棵树在地下一栽，解决了。
　　第三项，请示了，由叶剑英批一万元，徐肖冰和我等三人前往采购，一切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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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小记
在我们参观徐水返回遵化，路经北京时，听到内部在传毛主席曾经笑眯着眼说：“我们将要比苏联先走进共产主义了。”
　　那些时，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到处都在大跃进，一片丰收景象；忧的是收下来的粮食，仓库来不及建成，如果来一场大雨，怎么办！（果然，后来不知怎的竟把粮食冲得荡然无存。）
　　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　这是一个“敢想敢说敢干”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甘肃的领导人喊出豪迈的口号：“为了大跃进，宁可少活二十年。”　有人说：“这是好大喜功。”伟大领袖马上挺身保护：“这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一锤定音。“跃进片”（劣片别称）几天生产一部；“超英赶美”刮破脸的“保安”剃刀号称全世界首创；一本俄文《科学》的书踩在脚下。
　　据估计，全国人民共产主义思想空前高涨。
　　真正共产化的无人管理小卖部在各大机关诞生。
　　文化部的小卖部，彩旗飞扬，购者踊跃，夜里盘点，货架如洗，银箱空空。
　　我们回到村子，向农民叙述我们所见的奇景——那是勇敢密植的结果，但老农用冷笑回敬我们。他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没有稻的田？　那些稻哪里去了，几亩地的稻拔出来插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办得到的，只是将来拿什么来吃？　”
　　我突然想起×省有一年为了迎接某领导访问该省，一夜间将其经过的大路两旁栽上参天的大树的故事。
　　但是，乡党委书记是不能听这类故事的，他要听县的指挥，县要听更上的，他不能不“跃进”。“以粮为纲”，除了粮以外，都不是“纲　”；有一夜，半夜三点，我们被敲钟催醒下地割豆，因为那里第二天就要翻地。村口有一大片已熟的绿豆，来不及收割，十几个人排成一行，用一会儿工夫就把地翻了，我用力抢拔了绿豆，一直到他们翻完了，抱回家剥开来，只得两碗。
　　乡政府门前的大院，三天两头召开大会，不是宣布某人成为党员，就是开除某人出党，这是考验每一个党员的时刻。
　　在乡书记的推动下，文化部下放的准右派们，也搞了一块“模范田”，在四分土地上，种下了二百斤麦种，上了三万斤粪肥。这地区过去一亩地的收成也只三四百斤麦子。
　　县里为了促进本县的发展，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够提供各方面的支援。于是，会画画的、会演戏的、会搞机器的，都被分派出去了，我答应采购一台五千瓦的发电机，因为我知道我曾经替一家电影厂购买的一台发电机，现在搁置没用。这事他们特别感兴趣，我便因公返回北京。
　　回到家里，妻看着我，惊慌万状，她抱起女儿：“小妹，你看这是你爸吗？”说着，号啕大哭，女儿也哭了。
　　我几乎难得照镜子，到浴室一照，我也愕然，怎么就变成这皮包骨的长脸。
　　我很顺利地谈妥了发电机的交易，价钱也很便宜，便打电报回去叫派人带钱和派车运载。这一来，我在北京住了将近十天，增加了大量营养。发电机运回后，因为这个县是没有电灯的，他们决定在县委、县政府主要单位及几处重要地方装路灯，真是一举手之劳，就把县里一些重点“电灯化”了，这使管这件事的书记把我当宝贝看待。他是管食品、餐馆商业的，除了大大招待我几天外，还关照了餐馆负责人。此后，我每一进城，餐馆的人一见我，就告诉我有活鱼，或者野鸡等等。我变了一特殊身份之后，即使要买肉，也毫不困难。但因为我们是下乡来锻炼的，也要照顾到影响，所以只好在饿极的时候再到城里打牙祭。
　　有一天，我进城走到餐馆门口，遇到这位书记，他一把拉我到账房内坐下，慨叹道：
　　“老唐，我们的思想真落后于实际，我们要办共产主义公社了。”边说边用手轻打着脑袋。
　　“就进这几十盏电灯的共产主义？！”
　　

炼钢食堂
粮食大丰收！以粮为纲的国策获得空前的大胜利。
　　粮食无处放，怎么办？于是“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
　　要国强必须有大量钢铁。经过一番幻想，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　热，全民炼钢。
　　县里的财贸书记又动员为这伟大运动献计出力。我想起上次去北京买发电机，仓库里还有十几部笨重的发电机和其他一些工具。财贸书记对这些全都有兴趣，他马上打电话到长途汽车站留票，次日我又进京。
　　在北京，我除了办正事之外，还读到作家、诗人们对大炼钢铁的歌颂，还看见他们奋战在小高炉旁。在各大机关的后院，都垒起了一座座直径五六尺、高###尺的砖泥结构“炉”。这种炉就像我六七岁的时候在中秋节为拜月，用土坯垒成的一座小塔，中间燃烧小枯树枝，有时抓一把粗盐往里一撒，火花四溅，恍如放烟火。我小时候对这玩意儿比过新年还更感兴趣，现在这小塔竟然要为社会主义建立特殊功勋了！
　　县里派了三辆马车来运机器。为了节约，我也和马车一起走。一路上，到处都建起这种小土塔，公路上络绎不绝的马车队，都载着从唐山煤矿运来的高质煤炭。
　　我们建成了一间修理厂，两间水力碾米、粉碎玉米厂。离村###里东边的山，据说是铁矿石山。县属的乡与村都和全国一样，建起“小高炉”炼钢。
　　我们下放遵化劳动锻炼，必须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大跃进”却把这规章制度打乱了——我常在县城活动、吃、住，只是偶然到村子里时才同吃。有一天，房东的小儿子把我拉到他家，他妈妈高兴得双眼含泪。她揭开锅盖，里面煮了七只鸡——他们全家养的鸡：“老唐，晚上来吃饭，明天，我们吃饭不要钱了。”
　　晚上他们一家四口加上我五个人，便吃掉了三只鸡，他们这半辈子恐怕也没有吃过这么多。出门时，门口堆了一小堆大铁饭锅砸碎的烂铁片。这口锅从他们的上辈传留下来，最少总有几十年吧。如今，它要去完成更伟大的炼钢任务了。但是，天寒地冻，他们如何取暖？——　北方农村祖祖辈辈都睡热炕，那实际上是做大锅饭的灶，锅旁有一个热水罐，灶里的热气和烟，通过炕下的弯弯曲曲的路，夜里整个炕便温暖如春，农民便靠此度过冰冷的冬天。春天来了，把炕拆掉，将里面的烟熏土砖取出做肥料，然后换上新土砖（北京城边的老屋至今也仍残留有这种“土炕”）。
　　不要钱的食堂开张了几天，每人每天发几个白薯。薯窖告急，村书记也急得跳脚，求救无门，因为各乡各村都有这种情况。
　　我们并不包括在他们的免费食堂中，分派在这村子里的人都拆散了，有的去搞修理厂、碾米厂、玉米粉碎厂；有的去画画，做宣传工作；有的去布置“大跃进”展览会。我呢，区委书记又闻名前来邀请了。
　　请吃先行！区委管下也有一家饭馆，这饭馆对外已经停止供应炒菜，但它的菜包子油水很足，仍能吸引大量的顾客。
　　区委书记请客当然不能吃菜包，我们在经理室吃了一顿八菜一汤的美食。
　　各乡各村都在跃进，区委所在地的镇当然也不能落后。这是好事。我们首先把带去的书送出，搞了一个小小图书室，成立一个文化站。又在北京挖了两台发电机、车床等，成立一个小机器厂。
　　村子离县城十九里，现在我们离区公所的镇，只有五里路，于是，我的“食堂”又搬到镇上了。
　　这一次去北京，妻告诉我，她妈妈家里那些意大利艺术窗花的钢窗，和一只我们寄存在她家的法国壁炉式的火炉，都被征用砸碎炼钢去了。
　　我们突然接到部的命令返回北京。于是大家分头到各家告辞。
　　有几个老人把棉衣、破棉被、麻布袋都裹在身上，蜷伏在炕角，炕上堆着一捆捆的稻草。按照北方农民的习惯，因为炕是热的，为了暖和也为保护衣服，他们睡觉时都是光身的；但现在灶头的锅拿去炼钢了，灶里没有火，炕冰冷，炕肥也没有了。邻县已传来了有人被冻死的噩耗。
　　大家最后再到“模范田”上去，三万斤的粪肥把二百斤麦种都烧烂了。大车出村口，路边堆着一摊摊的像泡沫塑料的废铁。各人默然闭目假睡，只听马蹄敲在冻土大路上的单调的声音，有人在叹息。
　　

怀念尘无（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魑魅魍魉横行；但它却又是藏龙卧虎之地。
　　中国电影就在这十里洋场诞生，它一出世，便被引入邪路。
　　如果说那年代出现在中国影坛的光彩夺目的巨星是阮玲玉，那么在同一时期闪耀在影评论坛上的明星，无疑是王尘无了。
　　他们像两颗光芒万丈的彗星，划过了被称为黑暗的电影圈的夜空，然后迅即消逝。
　　当然，那时还有正宗的电影皇后胡蝶和由红绿小报记者自己竞选的电影皇后天一老板娘陈玉梅；而影评论坛呢，则有被嘘得体无完肤的软性电影论者刘呐鸥、黄嘉谟、黄天始，还有以写《三颗珠子》出名的花花公子穆时英等，他们是不会服的。但，不管你爱服不服，连那个被蔡楚生在《新女性》影片中作为黄色记者模特儿的《时报》编辑，也公开承认：“尘无的文章真可爱。”尘无文章的可爱，他是从读者来信得知的，正是尘元、柯灵、小洛等人为他争来了广大的读者。
　　一位当年尘无在西湖治病时的十三岁少年病友盛里予，他和这位革命斗士、组织家、播种者一经接触，就被尘无的娓娓动听的革命道理吸引住了，从此走上了他所指引的路向。如今，他也离休了。他一再写信给我，又登门催逼，希望趁现在还有一些老人健在，征集几篇纪念文字，选集老师的几篇论文、影评、杂文、诗篇，编印一本记念册，并重版他的《浮世杂拾》散文集。
　　我的拙笔，怎能表达我对这位旷世奇才的倾慕和深切的怀念呢？
　　就让我试抛一块砖吧！
　　夏衍老人，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那时，国难、家仇，敌人的兵营就在眼帘下，白色恐怖弥漫，它压抑着每个关心国家、民族的人们的心头。银幕下充斥着荒诞、神怪、色情、无聊的影片，电影公司全部掌握在各种商人手中，有流氓、有鸦片商、投机者；剧本必须首先由这些人点头同意，然后制成品的生杀大权又操在南京国民党的电影官手中。夏衍，作为左翼文化工作的一位领导者，他必须在两个领域作战：电影理论——批评战线；剧本　——生产战线。夏衍、阳翰笙、阿英、田汉、郑伯奇等人分别渗入各家公司，他们以真诚的友情、耐心的说服、善意的帮助，团结了大批的电影从业者，正如有人所说：“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中潜行”。现在在回忆当年这段历程时，谁能想像到那时的工作担子是多么的沉重，道路是多么曲折崎岖。
　　千里马一经出现，伯乐便千方百计追踪。终于，夏衍、尘无，在小洛的牵引下，在上海三马路绸业大厦楼上，借着胡考的小编辑部会面了。
　　尘无，以他坚强的毅力和不屈的勇气，不息地战斗。在电影评论战线，他分担了夏衍很吃重的一部分担子。在所谓看电影是“心灵坐沙发椅，眼睛吃冰淇淋”的软性电影论争中，他奋身上阵，把刘、黄、穆等一群打手，深深埋葬在软软的沙发里，沉没在甜蜜的冰淇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