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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与喧嚣（2）
还有，你怎能不让中国人随地大小便？我们自小穿的就是开裆裤，自小就随地大小便惯了。大人喜欢小男孩，还常以摸小“鸡鸡”表示疼爱，不但弄得中国男人都有露阴癖的隐疾，还使我们对自己的“鸡鸡”特别关心。长大了进入学校（且不说至今还没有全面落实公民义务教育），学校只开设政治课却没有公民课，仿佛只要政治思想好就一好百好；我们只知道主流意识形态却不太懂普世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和起码的礼貌，小时养成的习惯延续到大、到老改不了。不是嘛？近年居然有使“鸡鸡”壮大的药物，每到深夜，电台电视台播的全是壮大“鸡鸡”和保护女性子宫的药物广告，好像中国人只在这个部位发育不良并且只重视这个部位。政府三令五申却屡禁不止，可是也怪，电台电视台又恰恰是政府的下属单位，可见得我们下部问题之严重，以致药厂和电台必须联手以身试法来解危救困。当然，话说回来，关心自己的身体包括下部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关爱下部却又忽视它的排泄功能，许多城市很难找到厕所，叫没有改掉习惯的人不随地大小便也难。好了，上级叫搞城市化了，不建厕所显不出政绩了，于是花几十万上百万建一个高档厕所，不仅比一般人家的住房还讲究，更让进城的民工花费不起，望而却步。民工找个背街撒尿，你又说他不文明、下流，你叫人怎么做人？我也搞不懂我们究竟是下部有病还是脑子有病。
　　再说今天被称作不文明行为的当众喧哗，其实是中国人的特征。中国人一扎堆就想闹出点声响来。“热闹”“热闹”，不“闹”怎么抒发出“热”来？非“闹”不行！中国餐馆最大的特色是备有“雅座”，你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餐馆都见不到，即使开设在中国的西餐厅里也没有雅座。为什么？就是适应中国人爱闹的习俗。而在雅座里闹惯的中国人出了国没雅座可享受了，只好当众喧哗。还有，政府禁止过年放炮仗了，也非放它一响不可。大城市问题成堆，却少见哪一个议案提案像准放炮、不准放炮的议案提案那样在人大政协会议上认真反复讨论的，可见闹些响动出来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大的事。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所有的皇帝都喜欢下面的人“山呼万岁”，想象一下，“万岁”之声像大山一样扑面而来，喊得地动山摇，你在上面是什么感觉。所以，大声喧哗是从上面兴起的，上有所好下必从焉，甚至过犹不及。现在很多人都忘了“文革”时中国人的闹腾，那时，你不闹、不“高呼”就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文革”大大强化了中国人的表现欲，锻炼出中国人的好嗓子。今天中国人爱“闹”，实际上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
　　写着写着觉得好笑，中国什么事儿都能从历史中找到缘由，拎出哪一件小事都能写出厚厚一本书，而我们现在恰恰忘却了历史，好像什么问题都是当代新发生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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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英雄”这个概念，可是中国人是把英雄和做大事业的人与领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崇拜圣人、皇帝、国家领导人、政治家、军事家等等具有高度文化权势、社会权势和政治权势的人物。不管什么人一旦取得这样的地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他们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英雄了。尽管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有数不胜数的英雄行为，也会被有权势的英雄发射的光辉所淹没。在中国电视屏幕上，不论你选择哪个频道都能看到讲述英雄故事的电视剧，闪耀着英雄的高大形象。电视在中国是覆盖面最广的媒体，很多人不看报纸但没有人不看电视，而几乎所有电视剧歌颂的英雄都是上面说的那种具有高度权势的人物。正因为他们拥有了高度的权势才会被编剧选中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在中国观众面前重演他们过去的英雄行为甚至是他们传奇般的神话。所以，中国人会想：要当英雄首先必需要有权势。
　　还有一种是官方树立起来作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的英雄。他们是从普通老百姓、普通士兵中产生的。这种“英雄”实际上是官方加封的一种光荣称号，服务于官方的政治目的。他们的英雄事迹经官方整理修订后发布，这种人物的一生中似乎从来没有过失和性格上的弱点，好像天生下来就是“英雄”，叫老百姓叹为观止却又无法去做。久而久之，这种人物的姓名也就成了一个社会符号，在老百姓口头传来传去却极少人认真向他学习，即使认真去学的人做到了其中一项，没有官方的正式加封也不能成为“英雄”。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英雄”必须是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中国有句俗话“不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说，即使你干失败了，只要你干得大，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也有可能被老百姓视为英雄。还有，中国人一向偏重于在政治角斗场中寻找英雄，特别是###最极端的形式——军事斗争中，似乎只有在这方面不论成功失败都会显露出英雄本色。这种忽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里偶然表现出的英雄行为（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几次表现英雄的机会），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缺陷。如果你问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将来的愿望，绝大多数都会回答他们想当高官巨富或将军，当然也有人想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总之，都想取得高度的社会权势、经济权势或文化权势，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他们取得了这样的权势后才会成为人们眼中的英雄。
　　

雨·天话语（1）
——与余秋雨易中天的对话
　　2006年10月，塞外秋高气爽，宁夏请来了两位文化名人，余秋雨刚走，易中天接踵而至，古城银川平添了许多热闹。在二位到来之前，宁夏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就做了连篇报道，商场书肆也张贴了大幅预告。一时，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谈“余”说“易”，《文化苦旅》《品三国》等书卖到脱销，竟把明星“超女”的风头压下去了。这应该说是宁夏50年来的文化盛事，我到宁夏半个多世纪，还没见过哪位外地文人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宁夏人有精神上的追求，是宁夏社会进步的表现，让我颇感欣慰，只有尽力配合有关方面搞好接待。
　　二位在宁夏逗留的时间都不长，仅仅三天。他们的主要活动是讲演、接受采访、参观游览等等，鞍马劳顿。余先生在宁夏最大的会场“人民大会堂”讲演，易先生在宁夏设备最完善的现代化电影院“国际影城”讲演，都座无虚席，人人洗耳恭听，可说盛况空前。而二位先生也的确妙语如珠，让宁夏人耳目一新，新颖的理念和观点拓展了宁夏人的视野。
　　余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开讲之前，主办者致了欢迎词后要我上台介绍余先生。这是个突如其来的任务，因为余秋雨和易中天好像都是不用人画蛇添足地介绍的，而二位除了有名之外，又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有点“争议”。于是我抓住这点做了这样的“介绍”，我说：
　　“现在社会上的人可分这样三种：一种人是必须要自我介绍的，走到哪儿先掏出名片：我姓甚名谁、在哪儿工作、职务是什么，请多多关照，如是厅部级官员，还要在名片上用括弧注明‘正厅级待遇’等等；另一种人是要别人介绍的，走到哪儿就会有人在一旁介绍：这位是什么老总或是什么‘长’，引得众人刮目相看。还有一种人是根本勿须介绍的，不管走到哪儿人都认识，可说‘天下谁人不识君’，秋雨先生就是这样的人！现在还有这样三种对人的评价：一种是身份性评价，这人是什么处长教授，人们知道了他具有一定资格，自然用处长教授的眼光和规格来接待他，另一种是社会评价，如获得‘三八红旗手’、获得‘见义勇为模范’等等称号，这是社会给予他的荣誉也是社会对他公认的评价，人们就会对他恭而敬之。可是，还有一种人是只有历史才能给予他评价的，而秋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将给予评价的历史性人物！秋雨先生访问宁夏，在他来说不过是一次经历，在宁夏来说却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要载入宁夏史册的。我相信秋雨先生对宁夏历史性的访问，一定会给宁夏带来许多珍贵的信息，使宁夏人受益匪浅。”
　　对余秋雨的“介绍”同样能用到易中天身上。2006年金秋时节著名文化人士“密集”光临宁夏，在宁夏文化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的介绍并不过分。
　　其间，宁夏电视台安排我与二位先生各做一次“对话”节目，演播室就设在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百花堂”。二位先生在与我“对话”中的宏论，宁夏及银川市的报纸杂志皆有大幅报道。我是主人，不过尽地主之谊陪着说话而已，所以纸质媒体也就把我的话忽略不计。但既让我与他们“对话”，我总不能“牛头不对马嘴”而贻笑大方。我的“话”没有稿子，全是即兴发挥（我相信二位先生也是如此）。现在，我就将我的“话”的要点整理出来发表，题为《雨天话语》。“雨”，余秋雨先生是也，“天”，易中天先生是也。
　　与秋雨先生的“对话”，电视台拟的主题是“和谐社会与中国文化”。我的话大致如下：
　　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吸引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上世纪80年代末，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她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可以影响世界的意识形态。”当时我很震惊：我们这个最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什么不能影响世界呢？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竟然是能否作为超级大国的主要条件。当然，我们并不想做超级大国，但至少我们在世界上要力争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一个与我们的人口和疆域都相称的大国。后来，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并不完全在于她的某一项巨大的工程、某一个科技领域的成就、某一个生产部类的突出增长，更重要的在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吸引力，也就是说，恰恰不在她的“硬件”而在她的“软件”。现在，中国文化特别是当代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微不足道，除在海外华人中还有一些余韵，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几乎已“边缘化”了。我们虽不想谋取什么“文化霸权”，但我们应该能够与世界其他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交流，至少，要在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方面做到贸易平衡，而现在却是西方的文化产品充斥着我们的市场。所谓“社会吸引力”，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老百姓感到“悦”，感到满意，喜欢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在我们国家之外的人也羡慕我们的社会制度，愿意“来”到我们这个社会生活。这种儒家理想，应该是我们社会制度建设的目标。也只有这种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不是什么“革命”的意识形态才能影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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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话语（2）
后来，“###”的提出，我认为是我们向能以影响世界方面前行了一大步。因为“###”其实是全世界所有政党立党的根本。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说我们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只代表落后生产力，没有哪个政党宣布他那个党不代表先进文化就代表落后文化，更没有哪个政党表示他们只代表少数人而不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决定性标志，更是普世性的政党原则。只有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能与世界其他政党对接、对话，不是在国际社会之外对其他国家进行“革命性”的冲击，而是在国际社会的体制内对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影响。
　　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种意识形态就更能影响世界了。说到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中国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最高的政治理想。两千多年前，孔子及其弟子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说到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高的政治理想，体现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里“天下为公”的“大道”。
　　所以，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还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将起重要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我们常说我们拥有无比渊博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当然是值得骄傲的，可是不要忘记，长期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只被极少数中国人拥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识字的，普通老百姓几乎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髄隔绝，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成为全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只表现在历史中的“精英”身上，如鲁迅所指的“中华民族的脊梁”那批人物。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包括“仁义礼智信”等等，在一般老百姓那里很稀薄。这你不能责备他们，因为中国教育事业向来就没有普及过，老百姓一直处在通常说的“没文化”的状态。这样，他们当然也就没有承载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没文化”的人的人生终极追求目标，只能是“活着”而已。所以，秋雨先生刚才说到在二战时期德国普通居民仍会穿着礼服、打着领结去歌剧院听歌剧（同样，前苏联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苏军在战场上播放萧斯塔珂维奇的交响乐，大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这种情景在中国是见不到的。中国一般老百姓还没有被培养出那么高的文化素质。不仅如此，即使爱国精神、民族意识也比较淡漠。中国底层老百姓向往的不过是“好皇帝”、是“清官”，盼望的是“大救星”。至于谁来当皇帝并不重要，哪个皇帝来就给哪个皇帝纳粮罢了。因而，在二战时期，文化传统非常深厚、历史又非常悠久的中国，出的汉奸竟特别多，就因为汉奸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也正如秋雨先生刚才说到的，我们还经历过一次“革”文化的“命”的浩劫。一个“文革”，把本来基础就很薄弱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横扫殆尽。过去，一般老百姓虽然“没文化”，但还有“以吏为师”的传统，而“吏”全部是由有文化的“士”组成的，因为中国历来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选官原则。官吏士绅及地方上的读书人（乡村饱学之士）历来是一般老百姓的榜样，他们起着风范导向作用，一般老百姓都以这类人马首是瞻。可是，“文革”刮起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逆风，知识阶层和文化“权威”全都被打倒，老百姓不但失去了榜样，还要反其道而行才算得“革命”和“进步”；本来很脆弱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堪一击，反道德、反传统、反秩序、反规则就成为一时风尚。“文革”不仅仅是破坏了生产力，摧残了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把人心搞乱了。这种流毒一直到今天因为我们检讨和反思不够而并未消除，只是以另一种形式播散开去，致使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道德沦丧，是非颠倒、黑白不分、鲜廉寡耻、物欲横流、贪图享乐、心态浮躁、人情冷漠种种现象。并且，失去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人还特别容易被外来的东西诱惑，好的学不像，坏的学得快，更有甚者，把外来的先进东西也只当作娱乐或作奸犯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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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话语（3）
针对这种现实，最近###同志提出了“八荣八耻”作为我们的道德准则。实际上，“八荣八耻”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做人的基本规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正逐渐向中华传统文化回归。
　　总之，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中华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将会起着强大的支撑作用；二、我们也只有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汲取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适合现代化的部分，将其纳入主流意识形态，才能与世界其他文化对接，我们的意识形态才能影响世界其他国家，成为一个与我们人口和国土相应的大国；三、中国文化本来就基础薄弱，再加上受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构建和谐社会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记忆－想象－创新，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
　　历史对建设“创新型社会”的重要性。
　　宁夏电视台为我与易中天先生“对话”设计的题目是“历史”。我首先诚挚地表示赞赏易先生为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易中天先生用当代人喜闻乐听的表达方式，激起普通百姓对历史、进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这个大变动的社会转型期，很多人感到精神彷徨，道德失范，或多或少都有点失落感，有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