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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虎的最后100年:失乐园-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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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选好雌雄种虎后，要将它们分别饲养在比邻的笼中，使两只虎相互熟悉，在合笼*时不敌视对方。
老虎“进城”之后（2）
种虎还需由专人驯养，以便拉近虎与饲养员的“关系”。当华南虎用鼻对着饲养员发出响声时，就表示他已经获取了虎的信任。
杨再淳说，繁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麻烦是两只华南虎发情期不一样。他们想到了一个“土方法”，找一些发芽的麦子，拌入发情期较晚的一只虎的饲料中喂食，可以达到催情的作用。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雌性华南虎在3岁半即可达到性成熟，雄性则为4岁，直到14岁均是繁殖期，“但在11岁前配种的受孕率较高”，乐正中说。
分娩后的母虎性情极为暴躁、多疑。“至少半个月不能让生人靠近虎崽，甚至专职饲养员投递食物后也必须迅速离开。否则，母虎会变得不安宁，用口叼着虎崽到处走动，极易导致虎崽死亡。”杨再淳说，因上述原因，黔灵公园动物园就曾多次发生虎崽死亡的情况。
■ 消亡
1963年至1979年，黔灵公园动物园共繁殖华南虎24胎，产仔61只，存活了30多只。
人工繁育华南虎成功，使得全国各省市动物园都来找黔灵公园索要或交换华南虎。早在1959年，黔灵公园就曾将一只野生华南虎送往北京动物园，这只虎是1957年从铜仁地区购入的。
在早期，黔灵公园动物园一共将5只野生华南虎送往外省市，其中3只雌虎、2只公虎。本园仅留1公4雌5只华南虎作为种虎。1974年，又有2只母虎被送往外省。仅有的一只公虎是1958年从清镇收购的，因此被称为“清镇虎”。黔灵公园动物园人工繁殖的所有华南虎均属于它的后代。
1963年和1964年，“清镇虎”分别与两只雌虎*，两年共成功育有8只虎崽。其中一只被叫做“大公虎”。在缺乏虎种的情况下，1972年至1976年，黔灵公园动物园用“大公虎”与其同父异母的两位姐妹*，5年内产崽存活21只。
在此期间，黔灵公园的华南虎依旧在源源不断地“支援”着国内的各动物园，甚至被送往苏丹等国。上世纪70年代一度成为华南虎繁殖的高峰期。
杨再淳回忆说，当时的黔灵公园三里湾招待所高朋满座，每天要接待两到三家外地动物园前来洽谈华南虎买卖事宜的负责人。
每只华南虎的售价大约在2000至3000元，相比之下，东北虎的同期价格要高出一倍，每只达到5000至6000元。在当时，华南虎并不被重视，杨再淳回忆说，黔灵公园动物园曾将两只华南虎送到了北京动物园，却只换回了一只斑马崽。
虎种流失导致的隐患开始显现。“近亲*的后果就是华南虎种群的衰退”。在杨再淳的记忆中，第一批人工繁殖的华南虎威风凛凛、体格健壮、好动、食量大，此后繁殖的几批却体型越来越小，大多有凹背、矮脚等畸形，而且不好动、饮食差、繁殖能力下降。人工繁育的华南虎已经渐渐失去了“百兽之王”的雄风。
为了解决华南虎的繁殖问题，1979年，乐正中采用“双重*”的方法，将两只公虎与一只母虎*。花了6天时间，在与两只公虎分别*60多次以后，母虎终于怀孕，并于102天后顺利产下3只幼虎。
这是黔灵公园动物园最后一次成功繁殖出华南虎。
被用作“双重*”的两只公虎分别被称作“青年公虎”和“大公虎”，母虎是“二母虎”。而“青年公虎”则是“大公虎”和“二母虎”于1973年*所生。
到1983年，黔灵公园动物园仅剩下6只华南虎。1992年转移出去两只，余下的4只，不久也先后因年老病死。以贵州野生华南虎为种源进行人工繁育的这支华南虎谱系，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全国最早的人工繁育华南虎的基地贵阳黔灵公园消失了。■
① 黔灵公园
1963年，贵阳的黔灵公园率先在全世界首次通过人工繁育华南虎获得成功，到1979年共繁殖24胎，产仔61只，成活30多只，此间黔灵公园一共输出了33只华南虎（含野生虎6只）到北京、上海、大连、鞍山、哈尔滨、重庆、安徽等14个动物园，还有的华南虎远涉重洋前往朝鲜、苏丹等。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黔灵公园的华南虎再未繁殖，最后一头华南虎也因老病逝。目前我国多家动物园的华南虎大都是黔灵公园华南虎的后裔。 1984年全国华南虎研究会作出决定，在重庆、贵阳、上海等地建立华南虎繁殖种群基地。黔灵公园未争取到具体扶持。
＞＞ 图表：野生华南虎还有几只？图/CFP
大约在1956年，中国各地捕获了18只华南虎开始圈养，其中6只传有后代，2只为雄性，4只为雌性，它们成了日后中国所有圈养华南虎的始祖。按2003年的统计，这6只虎，共育有323只老虎，现存64只，其中雄虎37只，雌虎27只，分布在全国的19个动物园内。
华南虎谱系
中国的华南虎人工繁殖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现在动物园里的华南虎全部都是当年6只种虎的第四、第五代子孙。
如今，圈养华南虎的近亲*系数最高已达。如果近交系数高于，就属于直系亲属*繁殖，也就是“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繁殖。近交系数到达，可以说是“自我*”的结果。野生华南虎平均每次可以生育两三头幼虎。因为近亲*，我国人工圈养华南虎年均出生率仅17％，成活率不到49％，甚至出现过一只虎连产几胎全部夭折的情况。
即使侥幸逃过“自然选择”幸存下来的华南虎，在行为上也出现了惊人的变异。很多华南虎连动物的本能都完全丧失，对异性完全不感兴趣甚至进行致命攻击，国内某动物园就曾出现雄虎咬死雌虎的惨剧。1991~1996年，重庆动物园对6只雄性华南虎进行了10次人工采精，精液品质的检查结果显示：无精子1例，稀少精子3例，精子密度在500万Pml~1500万Pml之间的有6例，全部为死精子的有7例。仅有两例精子有活力，有精子的9例中，均含有10％~80％不同程度的断尾或尖头不成熟的畸形精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华南虎谱系变得迫在眉睫。1995年开始启动建立华南虎谱系工作。现在，谱系中已经记载了从50年代至今我国近400只圈养华南虎的详细亲缘关系和饲养情况，为圈养华南虎的优生优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数据支持。（整理 田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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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Tiger Tan（1）
主笔┃杨东晓
谭邦杰是一个很少被中国公众知道的名字。这位中国最早按照现代动物保护理念提出保护野生虎的人，在自己42岁的最好年华时，与动物隔绝了22年。也就是与此同时，中国的野生华南虎遭遇到毁灭性的捕杀，一步步走向灭绝。现在已无法假设，如果谭邦杰及其同道的命运轨迹不在那时拐弯，华南虎的命运是否会因此改变？
上世纪50年代初，谭邦杰就大声疾呼要抓紧保护野生虎。但很快，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青龙桥太舟坞放羊。他的家人只知道那些年他除了放羊就是在生产科给动物园打饲料。他留下的文字，只能让人了解到每天晚上他躺在海淀人民公社的“之”字型铁道下听狼嚎。“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被那凄凉的嚎声由梦中唤醒，久久不能入寐”。
现在，无人知道他不能入寐是因为个人际遇，还是狼嚎的声音又将他带回了熟悉的动物世界。
1980年代，谭邦杰复出，不停地在媒体上疾呼要保护野生虎尤其是华南虎，终于在1986年通过努力，使得华南虎成为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最优先需要国际保护的濒危动物”。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来得太晚了。
没有人能够假设，那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如果谭邦杰不是被打倒、被隔离，华南虎这一物种的命运是否会因此而更改？
■ 打虎1957
谭邦杰的父亲谭显章，是1928年济南惨案中殉国的民国外交使节，死时42岁。
谭邦杰本人是美国驻华使馆驻平副武官处惟一的中文秘书，担任过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区长。由于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谭邦杰曾有机会从政，但他希望离政治远一点。
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时，他就酷爱动物，曾自修过生物学专业。1950年3月，谭邦杰通过“自报公议”被聘为北京西郊公园动物股首任股长。多年后，他还记得，“当时不太冷，大约是春天。”那时，刚经过战乱，动物园只剩下动物3种17只，谭邦杰用了五年时间一步步去丰富动物品种，并提出了保护大熊猫的主张。
1950年代初期，受苏联保护西伯利亚虎的影响，谭邦杰提出了保护东北虎的措施。与此同时畜产公司出口货单上，动物皮张的数量不断上涨。于是，他又向国家提交了保护华南虎的报告。他是中国最早提出保护华南虎的人。
知识分子谭邦杰远离政治的天真想法，在1957年被反右运动击碎了，他从此开始了22年的“老运动员”生涯。
就在被打成右派前几天，谭邦杰收到一封密云县的来信，信中说在清东陵发现一种浅黑色毛皮上有深黑色斑纹的老虎。这正与文献中记载的黑虎相似，正当谭邦杰要安排保护黑虎的措施时，自己就成了“右派”。此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虎。
这一年，反右斗争“找”到了很多人头上。提出著名的“梁陈方案”的陈占祥也是这一年被划为右派，梁思成则受到了冲击，北京城墙没有保住。不幸中的万幸是，梁思成的一些弟子后来被发配到西安，西安古城因而得到了部分保护。
而谭邦杰却是在孤军奋战。他要保护的老虎，此后完全是孤立无援。1957年，也是中国打虎的高潮年，数百只华南虎被当做害兽打死。
那一年还发行了普9型天安门武松打虎邮资封；中国连环画泰斗刘继卣出版了小人书《武松打虎》，一版一次印了8万册。同年6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来到华南虎出没的湖南省，演出了《武松打虎》。
寻找 Tiger Tan（2）
“武松打虎”，在这一年具有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 盲区22年
寻找谭邦杰动物保护思想和理念的形成，从1957年起进入盲区。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健在的老者口中，只鳞片爪地复原谭邦杰这22年。
除了有人看到过谭邦杰在门头沟放羊时背完一本英语词典，6年“右派”生涯中没有更多的回忆能够说明他还与学问有关。
1963年，摘帽“右派”谭邦杰回到动物园打扫了3年厕所，1966年起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炼狱”是谭的同事在回忆他的“*”岁月时特别重调的一个词。那年所有流行的帽子他都戴过——“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白天打扫公共厕所（动物厕所谭邦杰没有资格打扫，怕他报复、*动物）、晚上挨斗或陪斗——动物园每一个人挨斗，都可以拉谭邦杰当陪斗，他是挨斗的“第一梯队”。
即便是在这段时期，还是有一个人发现谭邦杰在看书。崔占平，60年代中期曾任北京动物园主任，他发现谭邦杰偷偷摸摸地看解放前出的英文版《美国博物馆中亚调查记》。崔占平的记忆，弥补了一小段空白，有助于人们理解谭邦杰在1979年以后的巨大能量爆发期。
*后期，谭邦杰被“监督劳动”。下放在动物园的果园劳动的朱秀珍见证了这一时期的谭邦杰。一个剪枝期，有工人检举谭邦杰不老老实实彻底改造，还在找窍门省力气。朱秀珍过去一看，原来谭邦杰发明了一个夹子，可以不弯腰就把树枝拾起来，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朱秀珍告诉工人，这说明谭邦杰劳动态度端正、劳动认真，就把这个检举压下去了。她心里实际上想的是，“老谭心态真好！”
在果园，所有人看见谭邦杰在整天劳动，但令朱秀珍惊异的是，*刚一结束，谭邦杰就拿出10万字的书稿到处找出版社。当谭邦杰找到中科院动物所一位专家时，这位专家要求与谭邦杰“合作”出版。谭邦杰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本在1979年他获得*时才出版的书，名为《虎》。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虎的专书。
在这本书中，谭邦杰提出很多关于野生虎保护的设想。
《虎》出版的前后，谭邦杰被重新分配了工作——从他那间自盖的不到十平方米的“违建”里出来，往南几步，是北京动物园的北门；往北走过几排平房，是动物园刚刚盖好的家属楼。人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位老人，一手拿个小板凳、一手拿个小布包，到楼门口“看楼”值班。
谭邦杰*后的多年里，定了个相当于大学本科刚转正的技术十三级，工资比他几个孩子的还低。唯一庆幸的是，他可以公开做研究、可以在公开场合为虎争取生存权了。
但他要保护的虎，早已所剩无几。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王应祥曾经做过野生虎的调查，1960年代到1980年代是打虎最盛的时期，打下的虎皮通过畜产公司或供销社的途径收上来，那段时期，每年都有一些虎皮被收购。但是自1986年以后，供销社就再也没能收到一张老虎皮。
■ 出山
1984年的一天，谭邦杰跟动物园里制作标本的年轻人肖方说，自己目前正在做三件事：一、寻找普氏野马；二、让麋鹿回家；三、保护华南虎。
肖方说，谭老说的那三件事，一样也没人宣传，更没人知道他。《虎》尽管出版多年，但整个社会关于保护老虎的理念仍未普及。谭邦杰开始大量给报刊撰写科普类的文章，宣传保护老虎。
寻找 Tiger Tan（3）
1986年1月3日深夜，谭邦杰给《中国青年报》写下这样一行标题《虎年谈虎的保护》，36天后是虎年春节，71岁的老人早年是媒体出身，写稿子会打“提前量”。在这篇稿件中，他提出了华南虎“保种”、野生调查和保护区概念，最后一句话是：“希望在下一个虎年时，我们的‘老相识’不仅健在，而且更远能脱离险境”。1995年科普出版社选了他部分科普文章结集，出版《珍稀野生动物丛谈》，共计68篇，印数5000册。但这些篇章仍未引起多大的反响。
倒是发表在国外动物学期刊上的论文一再引起轰动。燕京大学出身的谭邦杰有一口流利的英语，这种语言优势成为谭邦杰隐形的翅膀，国际动物学界的各种专业期刊定期寄到他的名下。
1980年代初期，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总是令外国人无法理解，当他们发函邀请谭邦杰出席国际论坛时，总是联系不到人；国外学者找到动物园来，他总是“不在”。至今，谭邦杰的孩子们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怕我爸说话太直？还是怕我家没法让人看？不知道，真不知道”，谭邦杰的二子谭保华说“就算他们让人进屋，也进不去啊，十几口人住两间小平房，哪儿还有地儿待客？”
1986年4月，他终于有机会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世界老虎保护战略学术会议”，一名西方学者开口就责备他“轻易放弃”了对1957年黑虎踪迹的调查，谭邦杰在会上没有做任何解释。回国后，他在本子上写下了一句“他怎能明白，那是在‘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时代呀！”
这一年，谭邦杰的调查和统计结果是，动物园圈养的东北虎还剩下100多只，华南虎在各动物园圈养了30多只，中国以外的地方，只有莫斯科、日本多摩共养了5只。
野生华南虎虽查无踪迹，但各专家估计，也许？可能？还有40只？护虎者谭邦杰荒废了22年业务。中国的老虎也在这20多年间迅速地失去了踪迹。
“*后工资也只有80、90块钱，买了那么多国外资料，还经常跟国外同行通信，这些费用得多高啊”，谭保华说，他的父亲经常连写稿子的稿纸都没有。
■ 呼吁
“华南虎作为一个珍贵的亚种，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1984年，从保护单一物种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还没有普及，渐行渐远的华南虎快要淡出人们的视线了。谭邦杰坐在一盏老式台灯下，给林业部门写信、给《大自然》杂志撰稿——为了华南虎不成为第四个被灭绝的虎亚种（虎的8个亚种中，巴厘亚种、里海亚种、爪哇亚种已灭绝）。
此时，华南虎行将灭绝，而《野生动物保护法》仍未出台，直到4年后，这部法律才姗姗来迟。在漫长修改和立法过程中，老虎等不及了，自然死亡了，被杀了，或者远走他国。
同样等不及的谭邦杰还在不停地想办法，“只靠消极的禁猎已难挽救，只有采取积极措施，比如在关键地区，尽快建立自然保护区才能奏效”。
在北京动物园北门外的小平房里，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摆在一张用木板拼接起来的小桌上。木头椅子，低矮的木书架，构成了谭邦杰的学术世界。
这时的谭邦杰想写文章，最缺的就是资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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