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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人意（2）
有了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我们也可以理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何以那么痛恨两蒋的国民党政权。纪录片中他讲，他的母亲因为“匪谍”罪被杀害，父亲也因而坐大狱；儿时的他，被当作贱民饱受屈辱和欺凌；哪怕又瘦又小，听到同学称他“匪谍的儿子”，就要扑上去与人打架。
　　与龙应台的书一样，纪录片没有回避国军“转进”台湾前抓壮丁当反攻本钱的史实，其中说到山东七所中学学生随军南下到澎湖时，强迫年长些的学生入伍，那个在河南打败仗以致跛腿的司令官，示意卫兵当众刀刺敢于表示异议的学生，并有7名教师被当成“匪谍”处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纪录片中有个情节我很感动，有个“本省籍”的女子，回忆她念书时，同学们欺负班上三两个处于弱势的“外省”同学，尤其厌恶天天诵唱什么“三*义，吾党所宗”，她们说“什么吾党吾党”，那是你们“外省”人的党；而训导主任和教官来到班上对同学们训话，并未倚仗强权给说这种话的同学扣政治帽子打压，却道“不是我们要来抢你们的地盘，我们也是不得已才来的”，竟然说得涕泗交流，感染得同学一起哭了起来。这就是平等待人、以诚示人、将心比心的力量。
　　在大转折大震荡的时代，人如置身搅拌机中的一粒小豆子，常常身不由己，不知所终。讲两岸分治、岛内族群矛盾，不能不追溯到台湾光复，不能不谈及中国抗战期间日军中的台湾人，台湾光复后他们进退失据的身分认同。日本人当然不会为他们作善后安置了，因为他们已是中国人；而在中国人眼中他们即便不是汉奸也是俘虏，至少替天皇打过仗不是一段光彩的经历。他们应征入伍时的荣耀成了耻辱，战场上的牺牲成了罪过，他们的后人也抬不起头。可是，他们有什么罪过呢？更不要说他们的后人了。片中中年人郑宏铭，如今才敢到东京的靖国神社去寻找父亲的牌位，心中的隐痛这辈子恐怕都无计可消除了。与台湾应征的日军军人遭遇相似的还有伪满洲国的被征入伍者。
　　片中接受采访的那位长春市的长者说，日本投降后，沦陷区的人民本来是欢迎国军的。可是那些国军官兵和政府接收人员，“老子”长“老子”短，动辄“老子八年抗战”如何如何，令人反感。老百姓想，又不是我们引来的日本人，是你们军人和政府丢下我们逃跑，还充什么恩人！这种对立情绪导致老百姓对国军的怨忿和鄙视，称国军是“猴子军”、“七家（乞丐）军”。先后驻扎长春的国军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是精锐部队，不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吗？别看头上戴的钢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威风凛凛，其实部队装备比战败投降的日军还差一大截，军容军纪也远不如训练有素的现代化的日军。国军士兵只有一套服装，衣裤缝里寄生着成堆的虱子，痒起来不免抓耳挠腮像猴子；衣衫破了没得换岂不就像乞丐？一位老兵说，他们当年不得已被关在兵营七天，因为要脱得精光洗衣补洞嘛。然而，就是这样落后的中国，这样仓促征集的军队，拒绝投降，坚持抗战，并且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回想起来，换位思考，都不容易；本当和衷共济的，却反目成仇陷入了内战血光，中华民族的这段痛史不能淡忘。
　　■　认识他，尊重他
　　这部纪录片最感动我的是，展示的抗战文物中，美军给中美联合作战的官兵发的作战手册，其中有一段教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士兵。中文大意是：这些士兵很可能是农家子弟，他们训练不足，但是很聪明，也很有尊严。这样认识人尊重人，才是友军。
　　纪录片放映后的分享交流段落，有位台南出生的母亲说，我今天特意带了两个孩子来看这个片子，与她们一起了解我们的先人。她说，我的祖父母生活在日据时期，他们是说日语的；我的父母生活在光复后，他们是说闽南话的；我会说闽南话，也会说国语，到台北读书时感受到了对南方人的轻视；现在我父亲在上海浦东办厂，我在香港发展；我觉得即使是一个家庭的人也要互相了解，只有互相了解了才……
　　她的家庭很典型。其实，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这个历史转型期，两岸中国人，哪个地区、哪个家庭、哪个人，没有社群间、代际和人际的家园变迁、精神撕扯乃至割裂呢？我的父母和我、我与我的孩子，就生活在大不相同的社会情境和语境中。我们只有珍爱生命，与人为善，互相沟通，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立场省思，才能增进理解，抚平创伤，消弥敌意，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和而不同，共建美好未来。
　　我想，这也是龙应台和纪录片制作人回眸一九四九的初衷吧。■
　　＞＞日据时代，台湾，日军和归顺的原住民族人合影。日军并对归顺的族人赐酒，以为奖赏。图/FOTOE、秦风
　　＞＞2003年11月28日，龙应台。　图/CFP
　　＞＞1949年4月，太原战役外围战中，解放军射击逃跑的国民党军士兵。　　图/FOTOE
　　＞＞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949年1月）期间，刚“解放”的战士赵庆功要求指导员给他发子弹，去参加战斗。图/FOTOE
　　

父女如影（1）
——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文┃鲍旭东
　　她是萧军的女儿，虽然她从未叫过他一声“父亲”。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种种原因，她一直生活在父母亲联手制造的影子后面。但她与父亲萧军无论何时何地，都始终存在彼此的生命之中。
　　如果说，没有父亲的童年，人生是不圆满的，那么，我的人生就是不圆满的——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父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一天。
　　如果说，不能亲自教养女儿的父亲，心中是有缺憾的，　那么，我的父亲心中是有缺憾的——他一生中从未听我叫过他一声“父亲”。
　　这一切只因为我的父亲虽然是文坛宿将、“拼命三郎”萧军，但是我的生母却不是他的夫人王德芬，而是另有其人，一位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知识女性。
　　我原来的名字叫张萧鹰，是萧军的亲生女儿，1953年出生在北京。
　　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种种原因，使我一直生活在父母亲手制造的影子后面，不仅在萧军子女的名单中找不到，甚至不为父母双方亲朋好友所知。
　　对我因此而受到的伤害，父亲萧军很内疚，当年他曾经几次不无伤感地对我说：“……他们（指他的其他子女）都在我身边，只是苦了你一个人在外面……”
　　如今，父亲已经带着那份缺憾永远地离去了；我也早已走过不圆满的童年，心灵的伤痕随着岁月的打磨，已经结痂，化成了我最不肯触碰的记忆。
　　纵观父亲萧军多磨难的一生，承受的痛苦远远多于欢乐，更谈不上享乐。他的一生是坦荡、磊落、真实、正直、不可扭曲的一生。而坦荡磊落的人生，是用不着遮掩或粉饰的。我认为，只有真正有血有肉、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萧军，才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才会获得读者由衷的热爱和尊重。
　　在萧军已经离去22年后的今天，仍旧有许多人在关注着他，关注他的作品。有人说，“萧军是一部大书，书中蚀刻下许多历史的痕迹，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史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是苦难中国的见证人……”我认为，这部书的内容首先得够真实。
　　所以，能够如实地把我和父亲萧军的故事告诉世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是对父亲未了心愿的补偿。他生前多次对我说过：“你对谁、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说，你是我的女儿……”——可见他并不想隐瞒事实。
　　更重要的是替父亲将一段真实的人生写照奉献给世人，避免以后出现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词以及难以查证的疑团——那将会损害萧军的形象，伤害读者的感情。因为，作为文坛斗士，萧军不只属于他的家人，他更该属于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属于热爱他的读者们。
　　能够展现一段真实的历史事实，既是对作家、对读者、对历史及所有当事人的尊重，也是身为子女者及所有当事人、知情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与责任。
　　■　我的生母和她的家庭
　　当年的故事必须要从我的生母与她的家庭讲起，不了解她的家庭，就不会理解这个故事。
　　后海北岸、银锭桥西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幢英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二楼有着宽敞的阳台，站在楼上凭栏远眺，不但后海景色尽收眼底，天气晴朗时，连远处的西山也遥遥在望，是名副其实的“银锭观山”。院子不太大，约两亩二分多，但很整齐。院子有前后两个门，一个门在后海北岸的海边，汽车可以从这里出入北面的另一个门斜对着铸钟厂胡同，向北一直走出去，就到了旧鼓楼大街，往东则是有名的烟袋斜街。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女如影（2）
这就是我外公在北京的家，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48号，母亲远走他乡之前生活的地方。后来由于萧军长期租住在这里，也经常被人称作“萧军故居”和　“海北楼”。
　　我的外公张公度，人称张公，民国期间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先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军政部任职，少将军衔。
　　外公是程潜的部下，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安排，携妻女回到北京。我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是个名副其实的“乖乖女”，孝顺之极。
　　外公天性耿直、古板、不苟言笑、做事认真。他一生从不损公肥私、见利忘义，有时简直正派得近乎无情。我外公在职期间，虽然公务繁忙，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非常重视，要求严格，几近苛刻。
　　我的生母张大学，南京人，生我的那年，她25岁。从她年轻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她当年的样子：苗条文雅，单纯热情，喜好文艺，善良真诚，一双大眼睛似乎永远带着忧郁。
　　母亲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怀着虔诚的忠诚和热爱。为了摆脱出身和家庭带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影响”，她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立志要做新中国的科学家，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当时，由于她的良好表现和优异成绩，学校已经考虑等她毕业时将她留在北京，留在部里工作。在政治挂帅、政治条件重于一切的五十年代，对于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女儿，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光明的前途似乎已经在向她招手了。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她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　错位人生
　　张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家里一切我外公说了算。外公解甲归田回到北京后，由于时代变迁加上自己的历史问题，外公为人更加低调、谨慎，对外几乎谢客，对内管束颇严，对女儿尤甚。再加上两代人受教育的环境不同，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对于人生和理想的追求不同，使得女儿对于双亲尊重有余，亲密不足，至于在家庭里进行思想交流、寻找共同语言就更是奢望了。
　　正是这样的家庭关系，后来间接导致了张大学人生的改变。
　　当时，张大学正与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恋爱。那是她的初恋，她很投入，也很快乐。对方性格开朗、高大英俊，对张大学很好。但这桩恋情遭到张公反对。
　　父女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公开地争执。虽然最终女儿赌气终止与对方交往，但也从此埋下了隐患：女儿认为家中没有温暖、关爱，只有封建专制，她非常反感，又生性软弱，碍于孝道，不好明争，于是心中郁闷与日俱增，渐渐酿成了强烈的反叛心理，从此不再与家人谈自己的事情，一心想要摆脱家庭控制、自己主宰命运。
　　为了摆脱家庭，张大学曾几次报名参军，结果都是外公指示外婆出面，以女儿是独生为由，给截了回来。一心要求进步的张大学觉得非常丢人，终日处在内心的煎熬之中。
　　就在这样的境遇中，她与萧军不期而遇了。
　　那是1951年，萧军44岁。虽然已经是中国很有名气的作家，甚至是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但那时，他却正处于人生最艰难困苦的阶段。从1948年开始，萧军就受到东北局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被扣上“反苏、*、反人民”的罪名，剥夺写作、工作的权利，被排挤出文坛。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保存写作权利，1951年初，萧军以养病为由，与家人先后来到了北京。

父女如影（3）
为了有个好的写作环境，萧军看上了外公的小楼，后来经人介绍，租住了外公的房子，成了鸦儿胡同48号里的房客。萧军一住就是几十年。即使他被*后，担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那段时间前后，他的家人也从未彻底搬出那座小楼。直至去世，他始终是张公的房客。
　　父亲就这样走进了母亲的生活。当年萧军人虽到了北京，可是组织关系、工作关系、供给关系……一切生活保障都被扣在东北局，他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
　　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相识、相惜、相爱的……正是母亲与萧军那一场真诚、热烈而又艰难、痛苦的恋爱，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　邂逅爱情
　　对于作家萧军的名字，张大学并不陌生。她读过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听说过萧的经历，也和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把萧军看作传奇人物和偶像。
　　但是，当这位久闻大名的作家真的站在面前时，张大学第一印象却是觉得与想象中大不相同。用她的话说是，“看上去粗犷有余、文静不足。”
　　“坦率地说，萧军不太像个文人。”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我以为文人都得像郭沫若那种样子呢！”
　　而张大学留给萧军的第一印象却很好、很深刻：“你妈妈当年很像萧红！但是又比萧红文静、漂亮！”——这是多年后，父亲亲口对我说的。我想，这也是吸引他初次见面就开始关注我母亲的最初原因吧！
　　后来，由于张大学的姑父徐教授和萧军很熟，经常在一起拉二胡、唱京剧，若碰巧赶上张大学在家，就会叫上她一起玩儿，诵诗、拉琴、唱京戏……随着接触的机会增多，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多了：谈文学、谈革命、谈延安、谈各自的理想和遭遇……很是投缘。
　　其实，萧军虽是行伍出身，却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个有着火样热情和浪漫情怀、诗人气质的人。
　　对于张大学，萧军初次见面时，只是觉得她聪明、善良、有才华，很像萧红，交往中又发现她与萧红相比，少了些棱角和泼辣，多了些单纯、善良、柔弱和忧郁。特别是了解到张大学的家庭以及她失恋过程的前前后后，又对她多了一份真挚的同情和怜惜的关注。
　　一个周末，张大学回到家里，傍晚时间在屋里写东西，萧军从外面经过，看到灯光较暗，就说，“换个大些的灯泡吧，别把眼睛看坏了！”这简短的话语，从看似粗线条的萧军口中说出，似乎显得格外关切和温暖。
　　那时的张正处在失恋的阴影中，与家人关系非常紧张，几乎不与父亲说话，情绪十分低落。她一下子被感动了。
　　由于张家的人大都是读孔孟之书成长起来的，张大学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温良恭俭让，接触的也都是些温文尔雅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萧军这样热情豪放、桀骜不驯的革命者。
　　萧军的身上有许多光环：书写第一部抗日小说、鲁迅先生的忠实弟子，去过延安，并且受到毛主席赏识、多次与毛主席交谈，以及在东北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创办“文化报”……这些经历，对于出身于国民党军人家庭的她来说，是既新奇又羡慕的事情。加上萧军身上粗犷不羁、张扬奔放的性格和那种仗义执言的豪爽做派，都与张家人的文质彬彬、谦恭低调风格反差极大。这一切都让一心想摆脱家庭阴影、追求进步的张大学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父女如影（4）
特别是当她听萧军谈起在东北时期的种种经历，受到的错误对待和种种打击，张大学则视他如落难英雄一般，又在尊敬中对萧军产生了深切同情。
　　就这样，萧军以自己的传奇般的经历、长者般的阅历以及对于青年人的理解和关心，时时开导着不谙世事的张大学，客观上支持了她对家庭的“反抗”，使张大学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位师长似的知音，渐渐走出了失恋的阴影。
　　而恢复了活力的姑娘则以自己的善良热情和青春的生命力，关心和感染着正处于人生低谷、被灰暗色彩蒙盖中的萧军，给了他尽可能的帮助，鼓舞着他的创作热情。
　　张大学的字写得很漂亮，萧军那部命运多舛、著名的《五月的矿山》的书稿抄写，便出自她的手笔。她还曾帮助萧军把通过周总理送交毛主席的信件和审阅的书稿送了出去。
　　这种患难之交的感觉，迅速拉近了他俩的距离，促进了感情的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