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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清朝一年的岁收为四千万两左右。
　　清朝最大量的出口商品是茶叶，每年出口的茶叶约值二千万西班牙元。进口商品除了价值约一千万元的棉花外，还有各种杂品，所以正式的贸易收支是合乎理想的黑字。但是，支出中如果加入二千万元鸦片，收支就会来个大逆转，白银就会大量地流出。
　　白银大量外流带来银价的高涨，这实质上等于是大幅度增税，使人民陷于痛苦的境地。
　　这样当然会发生极大的困难。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1）
夷　　　　馆
　　日本在德川时代实行闭关自守，仅开放长崎港同荷兰及中国进行贸易，而且要在日本从事贸易业务的外国人住在出岛，不准他们随便从这里外出。据说荷兰人把长崎的这个出岛称作“远东的监狱”。
　　前面已经说过，清朝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人一向把农本主义的自给自足当作理想的社会形态，如果要；进行贸易，那就等于要否定自给自足。前代的明朝也是把“海禁”——闭关自守——当作国策。中国以前从未主动向外国提出过通商之类的事，经常采取的方式是，对方提出通商的要求，中国方面表示：“蛮夷远道而来，甚为可怜，准许通商吧！”政府的正式文件一般都把准许通商写成“应加．体恤。”因为是对哀求的恩赏，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似乎就保住了。
　　就好象日本的长崎一样，中国也只开放了广州的港口，但不象日本只限于对中国和荷兰两国，而是一视同仁地为各国所利用。只是对俄国的贸易因为多通过陆路，所以在贝加尔湖南畔的恰克图（后来在伊犁）进行通商。恰克图本来就在俄国领土内。中国认为如果能在对方的境内通商，就不必在自己国家的领土内进行贸易。
　　看来闭关自守的思想逻辑一般都大体相似的。广州和长崎的外国人居住地相似得象一对孪生子。
　　广州把西关——广州城西约二百米——一带辟为外国人居住地，把他们居住的建筑物称作“夷馆”。
　　“夷”是野蛮人的意思，把外国人称作“夷人”或“外夷”。
　　对夷人施加种种的限制，这也和长崎一样。比如：
　　一、夷人居住在夷馆，禁止随意外出。准许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到附近的花地海憧寺散步、运动，但一次不能超过十人。
　　二、夷人不得带番妇（外国妇女）来广州。
　　三、夷人不得乘轿。
　　四、夷人不得雇中国人使役。
　　五、夷人不得在广州过冬。
　　当时是帆船时代，欧洲的船只都是乘五、六月的西南风来广州，利用十月前后的西北风返航。禁止过冬的意思是，做完买卖就不得耽搁，立即回去。
　　不过，这些禁令实际上似乎并没有严格遵守。如规定装卸货物也不得雇用苦力，这一条如果严格遵守的话，那就无法做生意了。现在香港一带仍把中国的女仆称作“阿妈”，当时的夷馆里就已经有“阿妈”在劳动。在夷馆里干杂役的少年或男人称作“沙文”，沙文就是英语SerVant的译音。
　　不准过冬的禁令也没有得到遵守。
　　中国的官吏受了贿赂，一般的事情都会睁一眼闭一眼的。
　　不仅如此，广州的外国人比长崎的“远东的监狱”里的荷兰人，条件要好得多，其原因是附近有一个葡萄牙人获得特殊居住权的澳门，可以到那里去轻松地喘一口气。不准番妇进入广州，但可以把妻室儿女放在澳门。长崎的荷兰人要想轻松地喘一口气的话，那就只好到爪哇的巴达维亚去。
　　道光十年（一八三零）澳门外国侨民的人口调查记录现在还保存下来。根据这个记录：
　　白人　　　　男　　　　一千二百零一名
　　女　　二千一百四十九名
　　奴隶　　　　男　　　　三百五十名
　　女　　　　七百七十九名
　　殖民地一般不可能出现女人比男人多的现象。其实是由于男人们大多在广州工作，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数字。
　　称夷馆中的外国商人为夷商，按规定只能由特殊的商人同夷人做交易，这种商人称作“行商”（hong　merChantS），为数极少，需得到相当于财政部的“户部”的批准。这些行商组织一种同业公会式的组织，称作“公行”，其成员数因时而异，大体在十家左右。
　　夷馆所在地区称作十三行街，那里排列着十三座西洋式建筑物。那种景象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奇观。
　　从西边数起是丹麦馆（黄旗行）、西班牙馆（大吕宋行）、法国馆（高公行）……。不过，冠在建筑物上的国名，同以后在那里设事务所的商人的国籍并不完全一致。在鸦片战争以前，丹麦馆里住进三家美国商行，瑞典商行租用了荷兰馆。英国馆当然是东印度公司的事务所。外国人自己称这些夷馆为代理店（factorv）。
　　夷馆建筑物的正面对着大路，后面有庭院，庭院靠河。两边开门，一般用弧形的长廊相连接。
　　一楼是办公室、仓库、售货处、买办室和佣人的休息室等。二楼有食堂和会客室。三楼大部分是住房。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2）
铁制的坚固的金库放在一楼，由中国的买办管理，中国人称这种金库为“钱库”。其实里面装的主要是银子，也许应当称之为“银库”。登帐进出钱库的金额，事后如发现不足数，或掺杂有假钱，买办必须赔偿。不过，按照进出的金额，每千元买办可收取手续费二角。虽然一万元才得到二元，但每天都有数十万元金额的出入，所以决不能小看。
　　夷馆里的日用品和食品的采购，按规定也必须通过买办之手。
　　鸦片战争时，在这条十三行街上最大的外国洋行是查顿？马地臣商行，实力仅次于该洋行的是同属英国系统的颠地洋行。来自各国的商人都会聚在这里，但是，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这儿还是英国商人的势力范围。
　　他们也是鸦片商人。广州十三行街的夷馆几乎全都从事鸦片交易，美国的商行欧立福特洋行，在外国商人中间被称为“圣地”，意思是大善人的商行，这是因为欧立福特洋行不进行任何鸦片交易。这样的商行凤毛麟角，可见鸦片的买卖是多么盛行。
　　夷馆里夷商们最大的不满是交易的对象受到了限制，
　　因为除了获得特许的约十家的“行商”，夷商不得同任何人进行交易。而行商们组织了“公行”这一同业公会的组织，结成统一战线，可以随意地压价购买棉花或提高茶叶的价格。夷商感到很不好办，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可以自由地同任何人进行交易。
　　公　　　　行
　　鸦片战争时，参加公行并获得清朝特许的商行恰好有十家，清朝的对外贸易就由他们所垄断。垄断企业当然会获得巨额的利润。
　　行商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们生活的豪华奢侈，举世闻名。
　　这些公行成员的“行商”们，也有他们的苦衷，那就是贿赂和捐款。
　　直接监督公行的政府机构是“户部”，户部在广州设有
　　“海关”。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等地方长官也在广州设有“公署”衙门。另外还有陆、海驻军。这些机关的官吏动辄就向有钱的公行的成员索要钱物，朝廷有什么喜庆吊丧，也立即要他们献款。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强制他们摊款，军队出动时又要他们筹措军饷。除了这些临时性的费用外，每年还必须定期地向朝廷献款。巨额的献款紧紧地勒住公行成员们的脖子。
　　据文献记载，仅就道光年间来说，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新疆回族叛乱时出款六十万两，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广东连山之乱时出款二十一万两。
　　由于强索贿赂和献款，行商们受到重重的剥削。但他们的不满还不仅这些。
　　他们是正式获得批准的贸易商行，虽然可以经营茶叶或棉花的交易，但非法的进口品鸦片却不准他们插手。当时鸦片已成为对清朝的贸易商品中的最大宗的商品。这样一来，行商们虽获得了贸易的垄断权，但等于是没有捞到贸易垄断之实。
　　特许商人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公开地经营鸦片。
　　他们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如果从事非法的鸦片交易，当然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但这样做就有可能被吊销正式贸易的特许，而这方面的垄断也有油水可捞。行商们两方面的好处都想要，打的真是如意算盘！
　　最理想的是让鸦片这种商品合法化。鸦片如果成为正式的贸易商品，那就会和棉花、毛织品一样，当然由公行的成员来垄断进口。鸦片垄断会带来多大利益，只要想一想都会使他们为这种耀眼的玫瑰色的光彩而陶醉。
　　拥有十家成员的“公行”的代表，称作总商。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至鸦片战争期间，担任公行总商的是怡和行的老板伍绍荣。在外国的文献纪录上，怡和行的老板代代都叫Howqua。Howqua就是“浩官”。“官”字是敬称。郑成功的父亲叫郑一官，就是郑家的长公子的意思。怡和行几代以前的老板小名叫亚浩，人们称他为浩官，外国人也仿效这个称呼。
　　中国没有袭用父名的习惯，甚至不准采用父母名字中
　　的一个字。外国人大概是图方便，称浩官的儿子为Howqua了Junior（小浩官），这样在形式上就变成袭用父名了。伍绍荣是浩官四世，字紫垣。当时的中国人要起好几个名字，伍绍荣另外也有元薇、崇曜等名字。外国人称他为四世，其实由于兄弟继承店务，他不过是第一代浩官的重孙子。　。。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3）
伍绍荣是个相当杰出的人物，后来他刊刻过《粤雅堂丛书》，在出版事业上做出很好的成绩。
　　他早就了解到“公行”的危机，深知行商们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在夸耀他们的财富，其实经济上十分拮据。
　　在十家行商中，除怡和行及其他两三家行商的营业较为正常外，其他都十分困难，有几家已面临经济破产的边缘。垄断贸易商竟然事业不振，出现赤字，这确实是怪事。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要硬撑门面，拿出大量的金钱进行贿赂和献款，而且另外还有使他们掉下去的陷阱。
　　广州当时是世界上利率最高的地方。这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但利率高的最大原因，肯定是由于有鸦片走私这种特殊的买卖。产业革百之后，金融势力已经遍布世界，金钱当然流向利率高的地方。
　　国内外的金融业者都拥向广州，从海外来的金融业者主要是印度的巴拉斯人。
　　现在孟买的色拉斯人仍然是控制印度经济的特殊阶层，他们既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回教徒，而是从伊朗被驱赶出来的拜火教徒的子孙。他们离开了父祖的土地，在印度不得不靠商业为生，这和被赶出故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变成商业民族很相似。　巴拉斯人也作为金融业者而到利率较高的地区活动。因为他们的头上缠着白色的头巾，中国人把他们称作“白头夷”。
　　在买卖兴隆的地区，要求贷款的人是很多的。但是，被人家赖帐不还是不行的。而且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想了解每一个借款人的信用是很不容易的。
　　因此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由绝对稳妥的超第一流的店铺或人物当中间人，通过他们的保证来贷款。给这样的店铺或人付中佣钱，但发生借主不能偿还债务时，中间人应负责全部偿还。
　　白头夷在广州认定绝对稳妥的店铺，当然是拥有贸易垄断权的行商。
　　国际金融资本的资金，通过行商而流入中国。行商只是作为中间人，右手接过资金，左手递给别人，从中捞取佣钱。这一来就产生了利欲：只要自己担保，白头夷就会无限制地贷款；流动的金额增多，就可以大赚佣钱。终于看错了借款人的信用，或者判断轻率，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
　　其结果就会发生无法收回借款的情况，但中间人行商必须向白头夷还清本利。让行商提取佣钱，目的就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候负责。
　　从行商的角度来说，他们也不能不代替借债人还清债务，这里面有面子问题。如果不还债，就会引起诉讼，行商的特许权就会被取消，行商的资格被剥夺，也就失去了贸易垄断权。所以勉强也要还清债务。
　　金融业者实际上也是看准了行商的这个弱点。
　　如果一再发生这样的事，资金多么充裕的店铺也会衰
　　落下去。为了填补亏空，反而更加容易重蹈这样的失败。
　　伍绍荣身为公行的总商，他早就了解不少行商已陷入这样的困境。
　　他觉得应当想办法救一救这些人，但怎么开动脑筋也想不出办法。
　　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只是动点小手术看来是医治不好的。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一举挽回，那就是使鸦片合法化。这样，他们就可以垄断鸦片的进口。
　　走私贩运
　　非法商品鸦片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怎样走私贩运的呢？
　　在十三行街设有办事处的夷商们，除了象“圣地”欧立福特商行这种少数的例外，一般都兼营鸦片买卖，其中还有的专做鸦片买卖。
　　不过，不论怎样，不能把禁品鸦片存放在十三行街。夷人是由于天朝（中国）的特别恩典而获准进行贸易的，所以当时的夷馆内并没有治外法权。鸦片万一被发现，不仅正规的贸易要停止，连夷人本身也会遭到驱逐。鸦片一度曾存放在澳门，但这也不稳妥。因此想出了一个主意——建造洋上仓库。
　　这种洋上仓库，英文叫StoreShip，中国叫“趸船”。这种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它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代替仓库，专门为存放鸦片而建造的。
　　夷商们常年把这种可以称之为鸦片母船的怪船停泊在珠江河口伶仃岛的洋面上，这里恰好位于香港与虎门的中间。
　　货物存放在海上，但实际的交易还是在十三行街洽谈的。洽谈好之后，夷人就在写明鸦片的等级、数量的领货单上签字，一手接过现银，一手把领货单交给私买的中国人。这种领货单叫“券”，在券上签字称作“立券”。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4）
券在市场上和实物一样直接买卖。
　　禁止夷人在广州过冬变为有名无实，就是因为在夷馆里还有这种立券的业务。正式贸易到十月左右就停止，但鸦片交易是常年进行的。
　　拿到券的人就备船来到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上，用券换取鸦片，装在船上返回。为了碰上巡逻船不致被抓住，必须尽量使用快速船。
　　这种快速船叫“快鞋船”，从它的名称就可了解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它挂着三张帆，左右有五十支桨，船员一百人，船侧张着铁丝网，以防御炮火，可载货数百石，据说“来往如飞”。
　　据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湖广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文，说当时这种快速船有二百只。清朝水师的兵船根本追赶不上这种快鞋船。而且“各关有重贿”，对各个关卡都行了贿，所以很少被抓获。
　　广东水师中有一个负责海上警备的军官叫韩肇庆，他因禁止鸦片有功而晋升为副将。副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校或少将。
　　让我们揭开画皮来看一看他的“功绩”。
　　为了防止鸦片从伶仃洋上的趸船运到岸上的期间被官船抓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夷商和私买者向警备当局提交百分之二的鸦片实物作为贿赂。就是说，运送一万箱鸦片要行贿二百箱。韩肇庆把这二百箱的一半揣进自己的腰包，把剩下的一百箱作为“没收品”上缴政府。
　　鸦片是禁品，所以比一般的商品成本高。由于运送困难，离卸货地点愈远，价格当然愈高。
　　在伶仃洋趸船上交货的鸦片价格，一箱“公班土”为八百西班牙元，而稍为北上一点，到广东与福建交界处的南澳则为一千元。再往北去，售价更高。
　　所以鸦片商人都不满足于伶仃洋上的交易，经常北上。不过，从珠江到南澳之间，在大亚湾、红海湾、甲子湾等处有许多海盗的巢窟，有被抢劫的危险。外国鸦片商人所害怕的并不是官宪的抓捕没收，而是这种海盗的袭击。他们跟各地的警备当局之间已经悄悄地达成协议，约定每箱鸦片的默许费大约为十元左右。
　　进入南澳的鸦片船，满不在乎地在官船的面前辩解说：“我们是从新加坡开往广州的途中，被风浪冲流到这里来的。”外国船只能开往广州，所以必须要就出现在南澳解释两句。
　　水师的警备军官登上这只外国船，在甲板上象演戏似的高声宣读禁令，庄严地宣布：“天朝只准在广州通商，不得在本地进行。”
　　鸦片船的外国船长“是、是”地答应两声。
　　这种场面一结束，清朝的军官就被领进船舱招待，在那里进行的商谈，英国方面的文献称之为“私人会见”。实际上是商定和索取默许费。以后清朝海军就对鸦片船给予保护。
　　可见到广州以外的地方去，有可能进行更有利的交易。
　　地点只限于广州，而且只能同“公行”这种同业公会的组织正式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