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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这种时世的衰落，所以他的忧患必然是异常深刻的。
　　他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赋忧患》：
　　故物人襄少，
　　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作伴，
　　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
　　难同逝水徂。
　　多情谁似汝？
　　未忍托禳巫。
　　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在这个人世上，故物（不变的事物）是很少的，唯有“忧患”却紧紧地缠着我。在春深的季节，它形影不离地伴随我；在黄昏的梦中，也是它最先进入我的梦境。尽管岁月流逝，情况依然如旧，并没有象流水那样一去不返。恐怕没有人象我这样重感情的了。尽管忧患紧紧地缠住我，但它跟我的交情是这么深，我还不忍请巫婆来把它赶走。

第一章：衰世（3）
当时的读书人一般都怀有这种“忧患”之情，而龚自珍的忧患特别深。
　　人们往往把旅行当作更好地了解世俗人情的一种方式。
　　他在回乡途中经过镇江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庙会。当时，人们崇拜道教的神——玉皇、风神、雷神等，按照道教的教规，对神有什么祈求，要写在青色的纸上，供在神像前，称之为青词。参加这次庙会的有好几万人，十分热闹。有一位道上请求龚白珍为他写一篇“青词”。
　　“要祈求神吗？究竟向神祈求什么好呢？”
　　一提起向神祈求。龚自珍的忧患更大了，他的眼里溢出了眼泪。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以上就是他当时写的诗，收在《己亥杂诗》中。
　　九州即中国。中国的芸芸众生都在祈求风神和雷神，由于一味地依赖，万马都无声息了。这是多么可悲的景象啊！我希望上苍重新振奋起来，降下破格的人材吧！
　　这是一种期待英雄出世的愿望。
　　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爱读的一首诗。
　　希望有“破格”的人材，这是近代中国人恳切的愿望。
　　诚然，与其依赖于风神、雷神，还不如寄希望于英雄。不过，盼待英雄，还不如自己成为英雄。
　　龚自珍大概是由于爱情的纠葛而离开丫皇都北京，他对这次逃离首都当然感到羞愧。他思念在北京交往的友人。就诗文来讲，朋友中没有人能超过他，但他的这些朋友虽说不上是“破格”，却都是天下有用的人材。
　　“唯有我落到这步天地……”龚自珍感到自己跟这个衰世太息息相关了。他觉得：“正因为如此，我比任何人都能从心灵深处直接感受到衰世，而且比任何人都能准确地表达衰世。我将通过这种表达而使有热血的人振奋起来，不仅是同时代的人，就是下一时代的年轻人也会心灵为之震动……”
　　唯有这一点使这位逃离首都的落魄诗人感到心灵上的安慰。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清末所有的革命志士，可以说都受过龚自珍的影响。不过，这不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影响，而是一种近于宣传鼓动的文学影响。
　　思想未成体系，也许是龚自珍的致命弱点。但是，要求他的思想成为体系，这本身就是无理的，因为他本质上是个诗人。
　　不少人对他的文章的过激和奔放的一面抱有敌意，尤其是对于重视正统的古文学派和不喜欢过激的改良主义派来说，他是很不受欢迎的。
　　让我们来听一听古文学派的代表章炳麟对龚自珍的评价。他在《说林》这篇文章中诋毁龚自珍说：
　　……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乡风，
　　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耶！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看改良主义派的代表、本世纪启蒙学者梁启超在论清末学术思想的文章中关于龚自珍的评价：
　　……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但稍有进步，则知其浅薄。
　　就是这样两位对他抱有反感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龚自珍的诗文紧紧地抓住年轻人的心灵。
　　龚自珍是与魏源并称的公羊学者，但我希望对他作为诗人的才能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的才能是在于他是个直感的诗人，而不是自成体系的学者。我觉得他的直感能力的敏锐，甚至使他成为一个预言家。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一般都从龚自珍谈起。不过，很难说他是政治史舞台上活跃的人物。历史上的人物大多由于时代光芒的照耀而显赫一时，但却很少有人用自己的光芒来照耀时代，而龚自珍却令人感到他是这样少有、难得的人。他自身就是一个发光体，给我们照出了鸦片战争的时代，甚至预言了下一个时代。
　　他在一篇题名为《尊隐》的著名的文章中说：在这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在“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鹃旦不鸣”的时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篇文章很费解。大体的意思是这样：在这个曰益走下坡路的衰世，而人们却鼾声大作，沉沉入睡。但“山中之民”在天地与神人的支持下，即将大声地呐喊着，蜂拥而未了。
　　有的评论家认为，龚自珍以这篇文章预告了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等的农民革命战争。这种说法也许太过分了一些，但是尽管龚白珍本人并不意识，他确实为下一个时代投射了光芒。

第一章：衰世（4）
龚白珍在镇江庙会的人群中，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不久前接触过的各种人的面影。他想起厂曾任两广总督、当代首屈一指的学者、　　白发皓首的阮元。阮元已经功成名遂，当时正隐居在扬州，他曾和来访的龚自珍淡沦了许多经学上的问题。
　　正如《己亥杂诗》中所说的那样：“谈经却忘三公贵。”龚自珍曾和阮元畅谈得入了迷，甚至忘记了对方是被人誉为国家柱石的高贵的大人物。
　　龚自珍不由得不想起另一个给人的感觉跟阮元完全相反的人。
　　这个人就是林则徐。他已担任钦差大臣，应当已到达任地广州，在从事政务活动了。朝廷派他去广州是为了禁绝鸦片走私进口的。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再也不能放置不管了。
　　“林公是准备去死吗？”诗人的脑子卫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这是不是由于于旅途的劳累，　　从脑子里偶然冒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呢？
　　“不！不是胡思乱想！”他在内心里跟自己这么说。
　　他这么想是有根据的。林则徐拼出一死去广州，这本身就是根据。
　　一想起林则徐。诗人的脑子里就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宦南诗社同人们的面影。
　　“多么珍贵的朋友啊！”龚白珍想到这里，产生一种陶醉的感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的眼睛里再一次涌出了泪水。
　　宣南诗社
　　中国的读书人一定要写诗，这可能是一种涵养锻炼，在调整平仄和音韵以及思考对句的过程中，以求得精神的平衡。写诗在中国的读书人中间十分普及，日本写短歌或俳句的人很多，这两者十分相似。
　　日本作俳句或短歌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称得上俳人或歌人的人并不多。同样，中国所谓的诗人，是指那些能写出极其优秀诗篇的人。中国并无诗人这种职业，诗人大多是官吏，如杜甫，李白、白居易，都是官吏。陶渊明辞官之后，并不是靠写诗乞饭，而是回到田园，耕田种地，以此来维持生汁。
　　诗是感情的抒发，是对人及自然的观察，其根本是一种表现的欲望，希望有人来读它，褒奖或批评它。它是解除人的孤独感的一种手段。所以人们喜欢同气味相投的人一起进行写诗活动，因此就产生了“集团”。
　　龚白珍所属的集团称作“宣南诗社”，同人中不少人都具有浓厚的公羊学的倾向。
　　所谓“公羊”，是孔子所编《春秋》的注释书之一。这种对《经》所作的解释，称之为“传”。《春秋》有公羊、左氏、谷梁三传。就详细注释历史的事实来说，《左氏传》最为杰出；《公羊传》则把重点放在贯穿于史实之中的理念上。《公羊传》尊重所谓的“微言大义”，是基于这样的解释：孔子在《春秋》这样枯燥无味的史实罗列中施加了深刻的用意，批判了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区别“华夷”——即文明和野蛮——的观念是极其强烈的。拿《春秋》来说，在谈到文明的国家时，如称齐人、秦人，都要加一个“人”字，而在谈到野蛮的国家时，仅以夷、狄、戎等来表示，不加“人”字。不过，经常有例外。如僖公三十三年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殼。”这就是例外。
　　人们对这个例外作这样的解释：给中华之国晋加人，对夷狄的姜戎不加人，这是遵照一般的惯例。但对中华的一国秦也不加人，这是因为秦在这次战争中搅乱了人道，因此不给它加人，意思是把它视同夷狄。相反，野蛮的国家因有善行，有时也称作狄人。
　　在记述无关紧要的事实的文章中插进激烈的历史批判，正是公羊学所重视的。随着历史批判精神的增强，这种学风必然带上政治的色采。不仅是对历史，对现实的政治也投以批判的眼光。所以学习公羊学的人，一般都是从历史批判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和批判，在行政组织、国防、经济、漕运、产业等各个领域中，对实际政治表示深刻的关心，并不断地加以评沦。
　　中国在宋代完成的朱子学被视为正统的学问。朱子学的重点是放在文献批判上，终于产生了象南末王应麟那样的考证学者。清朝因袭明朝的制度，也把朱子学当作官学。
　　清代的学问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证”，清代学术的精华就是考证学。考证需要严格的批判精神和合理主义，因此可以称之为近代的科学的学问。但是。其末流还是堕落到为考证而考证。拼命地进行考证，但这究竟有什么用呢？——在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因此，作为考证学的反动，逐渐研究起批判实际政治的公羊学。不过，一直到清朝末年，公羊学并未能取代考证学而成为学问的主流。

第一章：衰世（5）
当时公羊学的泰斗是刘逢禄。龚自珍是刘逢禄的门生，同门的英才魏源也是宣南诗社的同人。鸦片战争的主角林则徐，以及可以说为鸦片战争起点火作用的黄爵滋，都是该诗社的同人。
　　据龚自珍的年谱记载，道光十年（一八三零）四月九日，于花之寺会诸友观赏海棠花。这次聚会是徐廉峰和黄爵滋召集的，有魏源、朱椒堂和潘曾莹、潘曾绶兄弟等十四人参加。这一天大概商谈了结社的问题，因而五月诞生了宣南诗社　。
　　据魏源的年谱记载，五月的聚会除了上述朋友之外，还有林则徐、张维屏等人参加，会上成立了“宣南诗社”。并互相以诗唱酬。另外，六月二日龚自珍将同人邀集到龙桥寺，举行了酒会。
　　当时正是公羊学的泰斗刘逢禄去世的第二年，　　所以也可能商谈了刊印恩师遗稿的问题。这件工作决定由魏源一个人来承担。
　　林则徐虽：喜欢社交．但他没有参加宣南诗社成立前的花之寺的聚会。他暂时在故乡福建服父丧，这一年的四月才回北京。四月九日赏花时，他可能还没有抵达北京。
　　宣南诗社的同人都是当代的英才。在他们聚会的席上，不可能只是诗酒应酬，同人中既有龚、魏这样公羊学的双璧，也有象林则徐、黄爵滋等那样充满朝气的官吏，不难想象，在他们中间会谈论“衰世”的问题。
　　“这样下去行吗？”
　　“一定要想办法！”
　　“那么，想什么办法呢？”
　　公羊学的特点是，排除抽象的言词，进行符合实际的考察，所以他们肯定会作以上的交谈，议论种种改革现状的办法。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同人在结社当时的年龄和地位。
　　林则徐，四十六岁。因父亲去世，辞官眼丧。在这以前任江宁（南京）布政使，宣南诗社成立三个月后，任湖北布政使．离开北京。各省的长官为“巡抚”，巡抚不仅管行政，而且掌握军权。巡抚的下面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前者负责一般行政和财政，后者辅佐司法，相当于副省长。在宣南诗社的同人当中，他的官位最高。
　　龚自珍，三十九岁。前一年刚中进士。曾被任命为知县（县长），因不愿去地方工作，留在北京担任原来的职务——內阁中书。中国的县比日本的县要小得多，大体相当于“郡”。内阁中书是从七品官，林则徐担任的布政使是从二品官，叮见他们的官位相差很大。
　　魏源，三十七岁。跟龚白珍同样是从七品官的内阁中书，但未中进士。当时他作为公羊学者已经名声很高，但中进士却是在十四年之后，那时他已经五十一岁。
　　黄爵滋，三十八岁。翰林院编修。他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三十一岁时中进士，未去地方工作，进入了翰林院。在中进士的人当中，成绩优秀者才能进翰林院，其他的人都被任命为地方的知县。可见龚自珍虽中了进士，但他的考试成绩并不佳。林则徐二十七岁中进士，因成绩优秀（在二日三十七名进士中，名列第七），在翰林院待了九年。黄爵滋在翰林院完成了进修任务后，又就任编修。这个官职虽不过是正七品，但作为步上青云的阶梯，等于是未来的远大前程有了保证？
　　由以上叮以看出，在宣南诗社成立时的同人当中，具有向皇帝上奏文资格的只有林则徐，但他在北京仅待了三个月就去厂湖北。所以，宣南诗社的同人们虽然在大谈政治，而他们的意见并不能反映到实际的政治中去。他们在那里不过是在进行政论的训练，有时练习练习奏文的文稿而已。
　　关于录用官吏考试的“科举”制度，宫崎市定先生写过一部专著（《科举》，收入《中央公沦新书》）。
　　通过府试、乡试等几层艰难的考试及格，即成为举人。只有举人才具有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的资格。会试及格才成为进士。每次会试有上万的举人参加，中进上的只有二百人左右，这道难关之难过是完全叮以想象的。
　　道光年间科举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年岁最大的军机大臣曹振镛的性格，除了要求通晓四书五经之外，其重点是放在要求认真写字上面。据说：“遂至一划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叮见拘泥于文字的书法甚于对文章内容的要求。
　　当时的各种书籍中也有记载这种情况的文章。如：“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燕下乡脞录》）“举笔偶差，关系毕生之荣辱。”（《春冰室野乘》）
　　考生和官吏都全神贯注于书写端正的楷书，虽一点一划也不能疏忽大意，政策或文章的理论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所以，写不好端正楷书的人，不管具有多么杰出的才能，也很难考中进士。中不了进士，这在当时就意味着堵塞了当高级官僚的仕途，登不上政治的舞台。
　　作为学者，魏源或龚自珍都要比林则徐更为杰出。但林则徐二十七岁就以优秀的成绩考中了进士。而龚自珍三十八岁，魏源五十一岁才中进士，其成绩都未达到能进翰林院的水平。
　　龚自珍和魏源都留下了笔迹，他们的字确实很难说写得好，虽然不能说十分拙劣，但确实有不少毛病。他们很难通过最重视书法的考试，不是没有原因的。
　　科举的考试，对于象林则徐那样循规蹈矩的正统人物是有利的，对于象龚自珍那样感情用事、艺术家风格的人物则是一大难关。人们所渴望的“破格的人材”，首先就会被录用官吏的考试刷落下去。所以人们说道光年间的政界情况是“厌厌无生气”，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一旦中了进士，就要终生把当年会试的考官尊之为“师”。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中的进士，当年的考官就是那位楷书迷曹振镛。看一看林则徐的日记，就可了解他对这位老师是衷心效劳的。
　　当时的派阀和人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由这种禺然的因素来划分的，并不怎么考虑思想或抱负。不过，宣南诗社并不是同人们偶然的汇集，而是一群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朋友们的集团，所以他们在思想或抱负上都有某种相似之处。
　　黄爵滋升官的可能性最大，同人们都鼓励他说：“快点升官，使你能有写奏文的资格！”
　　在皇帝独裁的时代，所谓“政治”，就是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即呈递奏文。
　　林则徐已经具有呈递奏文的资格，同人们对他当然抱有很大的期望。固然，他在诗社成立后三个月就去了湖北，但同人们碰到什么问题。一定还会这么谈论的：
　　“希望林公能考虑这个问题！”
　　“要是林公的话，他将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呀？”
　　在野的人士或官位低的人，要想把自己的抱负反映到政治上去，只有通过高级官僚这条途径。
　　从这个意义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