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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冯　　牧
　　不久前，卞立强同志告诉我，他所翻泽的我国旅日著名作家陈舜臣先生的煌煌巨著、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即将在国內出版。这件事令我欣慰不已。虽然陈舜臣先生的著作在国內已经有过几种译本，有的作品，例如《郑成功》，在国内已经广为传播，赢得了广大渎者的重视与赞扬。但是，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作家，由于他的许多代表性著作还没有在他的祖国出版，因而在自己的同胞中得到的荣誉和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在他所客居的国家—一日本那样广泛和深入，这一点不免令人感到遗憾。因此，　　当我很高兴地获悉，陈舜臣先生的一本历史文文学著作《鸦片战争实录》将要在国内出版的时候，我是很愿意在书前写儿句话，借以表达我对于这位旅居日本的著名华侨作家的钦敬之情。
　　陈舜臣先生祖籍福建泉州，他个人出生在日本神户。他持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护照，但是除了汉语旧体诗以外，他的全部著作都是用日文写成的。这常常造成了一种误解；由于他著作等身，闻名遐迩，而又多次获得日本的文学奖，因此他的名宁在国际文坛上有时被列入当代一些著名的日水大作家行列之中。然而，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虽然他只能讲闽南活而不能用流畅的普通话表达思想，但无论从思想气质上来说，或是从文化性格上来说，他都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作家——一个精通祖国的历史，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大地有着深沉的民族情感的中国作家。这就不难了解：　　为什么陈舜臣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中国的历史和人物作为题材的。他是一位有很高艺术造诣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于祖国母亲的光辉悠久的历史，有着深湛熟稔的研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有人曾说，陈舜臣先生即是富有高度文学素养和写作技巧的历史学者，又是能够以洞彻明察的历史家眼光来看待生活、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优秀作家。我以为这并非溢美之词。
　　陈舜臣先生在青年时代和大学生活中曾经是一位研究东方语言的语言学者，他在文学征途上起步很晚，在一九五七年他年已三十三岁的时候．才创作并发表了他最早的文学作品。从此以后，他在文学创作上才思如涌，后来居上。他在文学路程上的前进步伐，尤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在二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创作和著作。陈先生最早曾经以历史推理小说进入文坛，并因而获奖，但为他带来国际荣誉的，则是他的以中国和日本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各种形式和体裁的小说。他的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都是首先在报刊上连载，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以后才出版的具有史诗规模的宏篇巨作。现在呈现于读者的《鸦片战争实录》，则是他在创作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并且对于祖国清末史实和人民生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的一本即兴之作，从这本篇幅不大的文学随笔式的著作当中，我们也叮以看到作为一位文学家的历史见地和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的动人文采。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本著作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于他的长篇小说《鸦片战争》的深入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于书中所描绘、所剖析的那个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真实而形象的感受。
　　最近几年，陈舜臣先生还写作和出版了一些用别开生面的方法写成的历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五卷的历史巨著《中国历史》和两卷本的《中国五千年》，这两本著作，用优美、生动、幽默和富有哲理的文字，创造性地用引人入胜的文学语言，描写了中国人民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这些著作，反映了陈舜臣先生的历史观和社会观，　　同时也表达了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思。它们已经在日本广为传诵，并且被汁多学校和部门指定为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必读书或参考书。我希望，这两部书有一天也能够以中文版本和作者祖国的广大同胞见面。
　　陈舜臣先生生于一九二四年，算来刚刚度过了他的六十春秋。我们预祝他身笔两健，创作丰收，正如他在一首用中文写作的七言绝句中所门期的一一
　　天嘱文工立纸碑，马迁维我一茎丝，
　　眼花尚瞰蝇头字，紧握彩笔从所之。
　　我深信并且祝愿，陈舜匪先生的“彩笔”将永远在握，将水远以他旺盛的创作精力，　　写出更多的佳作来。
　　一九八五年二二月五口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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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鸦片战争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但这种相遇不是站在平等的立场上。重点恐怕应当放在对于东方的“来自西方的冲击”（western　impact）上来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东方与西方相遇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对于西方来说，东方首先是可以传布基督教的宗教上的处女地，而且早就为此而进行了研究。接着——特别在产业革命之后，东方是作为销售西方商品的市场和作为西方所需要的茶叶等商品的供给地而被进行研究的，传教士与贸易商人一起航海来到东方，他们把自己的见闻传到了西方的祖国。
　　可是，对于东方来说，西方不过是“夷狄之地”。东方对待西方虽然也曾有过某种好奇心，但未曾怀着西方对待东方的那种宗教的狂热或贪得无厌的利欲来面向西方。
　　外国人早就来到中国的澳门和广州，但其人数有限，终于未能在中国人的中华意识中留下什么影响。由利玛窦所开创的传教活动，由于多次的传教禁令，终于也无力使中国人的眼睛转向国外。从东方去西方的人数极少，少数的漂流者和移民到东南亚的人们，虽然接触了西方，但他们与祖国隔离，他们的见闻未能传到中国。
　　这样，西方对东方有着相当多的知识，而东方对西方的了解却几乎象一张白纸。这张白纸不得不因来自西方的冲击——鸦片战争——而染上了颜色。
　　由于原来是一张白纸，所以染上的颜色就特别显眼，我们可以象科学家在观察试管中的试验那样，　　了解到东方的“来自西方的冲击”的状况。同时在这里也许还可以再现原来的白纸——前近代的东亚的面貌。
　　即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鸦片战争也是“颇有趣味”的，它简直就象一次受惩罚的重大历史事件。首先，由于这次战争，我们所居住的东亚打开了近代史的扉页。关于这一点，可沦述的问题很多，而且应当从各方面来理解。我曾经写过近三千页稿纸的小说《鸦片战争》，但我并不认为篇幅长，也不觉得把该写的都写完了，所以我还想再一次来写鸦片战争，只是这一次不用小说的体裁，而是用实录的方式。
　　这样一个今后仍然需要大加讨沦的事件，而世界史的教科书却以寥寥数行的说明，就把鸦片战争对付过去。我想比教科书略为详细一些来叙述一下鸦片战争的经过，希望能为更深入发掘近代史的人们的工具箱里提供一点资料。我极力想把这些资料摆列得好一些，以免使它显得太难看。
　　一般来说，概述之类的东西，往往要面面照顾，重点不突出，容易显得枯燥无味。但是，涉及到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面子，我起码必须要把它写成一本“可以读下去”的书。既是概述性的，又要使它有吸引力，也许会“贪多嚼不烂”，但我确实是怀着这样的意图而提起笔来的。这也可
　　能是我这个并非学者的小说家的特权吧。正因为如此，本书的内容我想一定会有不少有赖于博雅之士斧正的地方。
　　陈舜臣一九七一年五月
　　

目次
第一章　　衰世　　　　　　　　　1
　　走下坡路的时代　　逃出首都的诗人　　宣南诗社
　　第二章　　午睡之友　　　　18
　　畸形的通商　　罂粟之妖　　漏银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　　　　31
　　夷馆　　公行　　走私贩运　　更换选子　　律劳卑的失败
　　第四章　　论争　　　　　　　　　　51
　　广东的美梦　　许太常奏议　　引起反驳　　严禁论的定本
　　第五章　　点燃导火线　　　　66
　　皇帝奋起　　林则徐登场　　“事势有难言者”　　南行
　　第六章　　虎门之烟　　　　　　83
　　行使实力　　天之所厌　　烟深海国　　权臣在内
　　第七章　　战火　　　　　　　　　　98
　　驱逐　　九龙及川鼻之战　　北京与伦敦的强硬　　蜂拥而来
　　第八章　　为了鸦片　　　　　　114
　　舰队北上　　重返广东
　　第九章　　三棱镜的时代
　　星斗南　　渔翁得利
　　附录：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南方与北方　　不义之战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衰世（1）
走下坡路的时代
　　首先谈一谈鸦片战争的时代背景。
　　英国派出远征军是一八四零年，即道光二十年。日本的年号相当于天保十一年。
　　中国当然是清代。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后、实质上统治中国的清世祖顺治元年（一###四）算起，是第一百九十六年：是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一九一一）的七十一年前。
　　就年号来说，日本历史上最长的是明治的四十五年。但一九七一年已为昭和四十六年　，刷新了这个记录。
　　从中国的记录来看，超过六十年的年号有两次，即清朝的康熙六十一年（一六六二一一七二二）和乾隆六十年（一七三六一一七九五）。
　　此外，没有超过五十年但超过四十年的年号，有明朝的万历四十八年和明嘉靖四十五年。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公元前一四零一公元前八七）。但这位皇帝有着改年号的嗜好，从即位时的“建元”到死时的“后元”，实际使用了十一个年号，其中没有一个年号超过六年。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三年，改过两次年号，开元是二十九年，天宝是十四年。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三年，改年号达八次。
　　在位时间长，不仅要皇帝的寿命长，还必须年轻就即位。而且要皇帝英明。昏庸的皇帝在位都不太长，不是被废，就是亡国。对专制帝国来说，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
　　由富有进取精神的青年皇帝实行革新的政治，随着皇帝思想的成熟，逐渐老练地推行——这是理想的形态。不过，白秦始皇以来二千二百年期间，实现了近于这种理想形态的却为数极少。
　　上述各个年号的期间，除了明代还有点疑问之外，人体上可以说都是该王朝的全盛时期。尤其是超过六十年的康熙和乾隆，中间只夹着雍正的十三年，几乎是互相连接的。
　　说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三十余年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恐怕是没有异议的。雍正皇帝推行告密、镇压的政治，当然不是明朗的太平盛世。但是，它把两个长达六十多年的、罕有前例的太平盛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它是短命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这三代可以这么说：康熙是积蓄，雍正是维持，乾隆是散发。
　　乾隆皇帝散发的方式是极其大方的。镇压新疆回族之乱、台湾林爽文之乱以及各地苗族的叛乱，出兵西藏，远征缅甸等等，在支出军费上毫不吝惜：进而又在完成编纂八万卷的《四库全书》这一空前的文化事业上，投入了巨额的国家经费。歉收之年则慷慨地免去租税。国库简直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起码从乾隆皇帝挥霍的方式来看，会叫人这么认为。
　　任何英雄人物，一旦上了年纪，精力和智慧都会衰退的，乾隆皇帝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在乾隆四十三年下了渝旨。预告自己到乾隆六十年退位。当时他六十八岁，打算再执政十七年，他认为八十五岁是执政能力的极限。
　　如他预告的那样，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以后还活了四年。如果他要执政到死的话，乾隆将为六十四年，超过其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开创世界纪录。
　　把八十五岁看成是极限，这当然是出于乾隆皇帝的那种帝王的过度自信，实际上极限期早就到来，政治已经紊乱，只不过是“乾隆盛世”这个招牌把它掩盖着而已。
　　嘉庆四年（一七九九），乾隆皇帝一死，乾隆时代的宠臣和绅被处死，他被没收的财产，据说不下八亿两白银。当时政府的岁收为七千万两，就是说，和绅私吞了十年以上的国家岁收。他当过二十年的内阁大臣，换句话说，每年国家岁收一半以仁部落进了他的私囊。
　　允许这样一个胡作非为的宠臣的出现，这本身就说明了乾隆的后期已经进入了走下坡路的时代。
　　继乾隆之后的嘉庆皇帝执政的二十五年期间，可以说是一味地掩饰破绽的时代。“乾隆盛世”的过度挥霍，早巳到处露出破绽。不过，嘉庆年间还勉强平定了白莲软和天理教之乱，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而平安度过了。
　　嘉庆二十五年后，道光皇帝即位。这时已经不是衣服露出破绽的问题，而是肉体上千疮百孔，到处流出积年的脓血了。鸦片战争就好似瞅准了这个不幸的时代而发生的。
　　据《皇朝通典》，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的人口为一亿九千三十四万人。而大约七十年后的道光十年（一八三零）的《户部档案》，则记载全国的人口为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余人。

第一章：衰世（2）
人口增加了一倍，而这期间的耕地面积仅增加百分之十八。总生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人口增加一倍，平均每人的所得当然相应地减少，国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人口的增加应当说是“乾隆盛世”的产物，而继承这份遗产的却是道光的“衰世”。
　　逃出首都的诗人
　　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的四月，一个四十八岁的诗人悄悄地离开了北京。
　　诗人的名字叫龚自珍，号定庵。他出生于浙江省杭州，母亲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段玉裁的女儿，他也受过外祖父的启蒙教育，小时候跟外祖父学《说文解字》。父亲是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僚。应该说，这位诗人是在优裕的环境中成长的。
　　龚自珍的性格从小就多愁善感，据说在黄昏吋听到如咽如噎的唢呐声，立即就会晕倒过去。他的诗中说：
　　行年迨壮盛，
　　此病恒相随。
　　可见到了壮年之后，他这种因黄昏的唢呐声而晕倒的怪毛病，仍然没有得到矫正。
　　他四月单身离开北京，九月又北上接家属，但他终于没有进入北京，而是在北京郊外的固安同家属汇合。
　　看来是为了避入耳目。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人说是因为他同皇族的爱妾之间的暧昧关系暴露，感到处境危险。也可能是这样。当时都传说他的情人就是著名的顾太清女士，而这种传说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顾太清，字子春，是满族妇女。她容貌美丽，虽是满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造诣很深，是具有杰出文学才能的才女，著有《东海渔歌》和《天游阁诗稿》。她是乾隆皇帝的玄孙奕绘的侧室，也是载钊、载初两个辅国将军的母亲。
　　她的作品一般被认为不拘泥于格式，具有自由奔放的特点。所以她写的词要比诗好，在清代的词当中恐怕应列入前五位。词又称“诗余”，没有诗那样严格的规则，这种形式轻松自在，适宜于表现个人的情感和情绪。她的性格一定也很热情，讨厌陈腐规则的束缚。
　　龚自珍也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这两位具有绝世文才的多情男女都住在京师，很有可能由于某种机缘而结合在一起。
　　诗人匆忙离京回乡的原因，虽然还弄不清是否是由于同顾太清的恋爱问题，但离京的情况很不正常是肯定无疑的。
　　他的神经极其敏感，稍微轻轻一触，那紧绷着的心弦，立即发出微妙的音响。他的这种敏感的神经，连他自己也感到害怕。当他实在无法抑制时，就破了诗戒。
　　所谓诗戒，就是发誓不写诗。看来他是把写诗和喝酒、抽烟同样看成是一种恶习。他深知自己感情过于炽烈，担心写诗会给这种炽烈的感情火上浇油。
　　他已经三次给自己加上了这种诗戒的约束，但三次都破了戒。大概是感情的洪流一旦泛滥，如果不写诗来加以疏通清理，泛滥的感情就会不可收拾。
　　所以在这次回乡的途中，他写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一八三九年是己亥年，因此把当时写的诗称作《己亥杂诗》。
　　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已经切身痛感到“衰世”的来临，这种衰世感已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使他感到深深的忧患。
　　当时的有识之士，恐怕都或多或少地为这走下坡路的时代而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人是极其尊重历史的民族。印度人所关心的是宗教的思索，他们的文献上所记载的大多是关于宗教的事情，据说印度史在史料上往往是不足为信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史料太丰富了，他们留下的文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历史的记述。他们是这样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所以时世的衰落就反映得更为深刻。而且龚自珍是以诗人的敏感来感受这种时世的衰落，所以他的忧患必然是异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