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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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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朝代规定民不许告官，更没有哪个朝代准许官员打击报复举报他的百姓，所有的法律规定，似乎都向着弱势的老百姓，但现实中的百姓，只要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惹到官员，那么下场大都很惨。这宿命背后，有一只看得见的手。
古代民告官的宿命，在今天依旧在某些地方延续。辽宁抚顺一位开发商，只因为曾经告过抚顺市的一位领导人，令这位领导人感到很没面子，居然就授意一个来历不明有过前科的无业人员，设局陷害这位开发商，不仅骗钱索贿，而且要置人于死地。幸好，这位开发商中途识破了骗局，把这位领导人举报到辽宁省纪委。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位抚顺市领导人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之后，这位倒霉的开发商却被一个接一个莫明其妙的官司缠上了身，所有财产连孩子的东西都被查封，无辜入狱，被无罪释放之后，依然有被再次“弄进去”的危险，不得不东躲西藏，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告官的民，无意中触犯了两种潜规则。其一，凡是做贼的人，最痛恨的，就是被人举报，凡是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多半要报复，残酷地报复，因为如果容忍这种举报，他们偷窃的生涯就会遭遇致命威胁。同理，凡贪官被举报者，不仅被举报的人痛恨异常，其他同病相怜者，会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一样会痛恨举报者，因为他威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不法官员的整体。其二，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官员，还有人有意无意当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如果碰巧这个官员是一把手，那么他更觉得天老大，他老二，不仅是民之父母，还是民之霸王，举报者不仅是破坏自己的威信，而且是破坏秩序，破坏伦理。
国家必须下大力气反击这种恶意报复，无论它是来自一个人，还是来自一群人—— 一群有权有势的人。只要把报复行为遏制住，自然会有人乐意出头举报，那么，贪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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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之忧（1）
重大事故问责制度的实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的是为了强化安全管理，把官员的乌纱帽与事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从而起到遏制重大事故发生的作用。
问责制度实行的现状是，但凡发生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直接和间接负责的官员一律按倒，就地免职或者建议辞职。
只是问责的这种威慑，起作用的机理，未必尽如制度设计之意。官员们可以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通过正向的努力来保住乌纱帽。但是也可能在出事之后，隐瞒实情，将死亡人数通过特殊处理降下来，使重大事故变得不那么重大，从而也可以保住乌纱帽。
在现实中，采取第一种措施，命里注定要困难得多。就煤矿而言，众多小煤窑、矿窑，虽然很多都涉嫌滥采滥挖，安全不达标，但开矿容易，关闭则难，整治难度之大，真是难于上青天，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官场关系，涉及地方保护，涉及对外燃料原材料的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国有大矿，加强安全投入、购买设备、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职工培训，都不仅要花大笔的银子，还要有得力的干部主持，花大精力投入。现在，为官一任，少则两三年，多则四五载，往往整治未了人已下台或者调任。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在整治期间，自己的辖区就不出事，有时候由于正在调整，秩序反而更乱，出事的概率甚至可能更高，一旦出了事，功夫精力和资金白搭，跟那些什么事都不做者一样，接受处分。
相对而言，采用不正当的欺瞒，固然会冒一旦露馅遭到惩罚的风险，但是，一来反正都是个“死”，冒险一下，说不定就瞒过去了。二来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瞒住的可能性，防火防盗防记者，只要把媒体控制住，就*不离十。前一阶段网上盛传江苏一个县，化工厂出事之后，全县上下立体动员，最终使所有媒体记者铩羽而归。
压力之下，不能对官员的道德觉悟有太多的期待，非让他们选择的话，我想多半是会倾向于选择不作为，出了事再设法处置，能瞒则瞒，实在瞒不了，则自认倒霉就是。也许更糟的是，真正老实作为的官员，在事故处理中，未必会比那些耍奸弄滑的人下场更好，往往恰恰相反。老实人吃亏，是现阶段官场的严酷现实，很多时候，耍滑者作的恶，最后却是老实人顶雷，这种现状，无疑起了鼓励人们作伪的反向激励作用。
因此，我不知道现在的问责制，能否最大限度地遏制重大事故的发生，是不是会导致事故还是事故，但大家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隐瞒上面，一面人为地“减少”死亡人数，一面暗中安抚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问责的力度越大，做官的风险越高，官员们趋利避害的动机也就越强烈。
在历史上，一种制度的设计，最后达到的效果跟设计初衷完全相反的事是很多的。比如中唐之后，设置监军，原本是为了防止军队叛逃，但监军来了之后，不仅叛逃问题没有解决，将领反而对宦官的指手划脚更加反感，即使不叛变，也导致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再比如，明初废相，朱元璋是为了防止大臣专权，大权旁落，但结果却造成了太监专权，而且专权得非常离谱，比大臣专权还要糟上一万倍。
因此，现在的重大事故问责制，大有完善的必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问责制之忧（2）
首先，不仅应该有行政系统垂直的问责，更应该有同级人大的平行问责。在理论上，地方官员都是人大选举出来的，理应由人大出面问责。只是目前人大制度还没有真正起作用，更多地起一个仪式作用，事实上，只要人大制度被激活，赋予这个制度宪法上应有的权力，人大代表切实负起责任来，这种问责就会更加有力，更加有效。由于人大代表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设，包括安全建设的关切度要高得多，会鼓励官员向这方面努力，而官员要想隐瞒事故，在当地人众目睽睽之下，也要难得多，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这种问责，可以有效地防止官员隐瞒，促使他们向加强安全方面努力。
其次，事故的行政问责，应该事实求是，把责任细化、科学化，该是谁就是谁，该负责多少，就惩罚多少，不能胡桃杏子一起数，只要出了事，就全体按倒。有些重大事故，死亡人数可能差不多，但性质完全不一样，比如歌厅因为消防设施不达标，消防通道阻塞，失火导致大量人命伤亡，跟矿难同样的人命伤亡，根本就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行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属于高危行业，尽管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减少事故，但完全杜绝事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样是矿难，原因各有不同，失职失责者有之，属于天灾者亦有之。因此，事故的问责，应该有所区分，把责任算到细处，有多少算多少，不能粗枝大叶，笼而统之。更不能因为民意群情激愤，需要有人负责，就扩大处罚的尺度。这样，才能做到让受责者口服心服，真正达到遏制重大事故的效果。
其三，应该为媒体监督大开方便之门。现在的确出现过一些假媒体借机敲诈，以及某些不良媒体借机牟利的问题，但是，毕竟作伪的官员真正害怕的还是让事件见光，如果媒体监督的渠道畅通，不仅官员的正向努力会得到鼓励，不良媒体的行为也会受到遏制。媒体监督，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监督，这种监督，无论制度设计多么严密，都是必须存在的。
自古以来的中国制度建设，都喜欢就事论事，因事设制，为了特定目的，眼前救急打补丁，不大注意这些补丁跟整体制度的协调。就问责制度而言，必然涉及中国现存的干部制度，不对这个制度做整体性的修正，仅仅着眼于应急，最大的可能，往往会救了眼前而损害了其他部分。
18世纪末，英国人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要跟中国建立平等经商关系，结果因为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中国朝廷的三跪九叩之礼，灰头土脸地回去了。
当年刘邦做亭长的时候，偷鸡摸狗无所不为，做汉王的时候一边洗脚一边就见客了，但是，做了皇帝得有排场，排场离不开礼仪，马上找人制礼，群臣上朝，打扮齐整，什么时候趋，什么时候立，什么时候下跪，什么时候叩首，井井有条，一步迈错，帽子掉了，都要被拉下去治罪。刘邦得意地说，今日方知皇帝之贵。
排场，就是一种有形的精神享受。自秦汉以降，朝代可以变更，但仪式排场却始终如一。但凡是个官儿，出行虎头牌一对对排开，八抬大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皇帝出来就更了不得，卤薄仪仗加上护卫，得排上几里地，连马桶和虎子都得带上。在家里开会上朝，大宴群臣，品级山上，文武两列，下来摆酒，边跪拜边饮酒，声势浩大，整齐划一，讲究的就是仪式场面。
为什么儒家偏受独尊？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只有儒家会讲究礼仪，能给皇帝和百官设计出排场讲究来。
没有富贵的人们，也未必不喜欢排场，平时不讲究，那是没有条件。婚丧嫁娶，攒了一辈子的钱，一天的礼仪排场就都花出去了。一旦农民发了家，排场讲得比从前的东家还厉害，太平天国几个农民忽然做了天王东王什么的，出门的仪仗，从城东门可以排到西门，讲究细致得大家都背不下来。即使没钱搞排场的时候，站在边上看皇帝或者官老爷抖威风，也未必都是满心的怨恨，项羽当年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之矣，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野心没有这么大的人，心中艳羡者，恐怕也不少，会觉得当官就得这样。
老百姓心目中最好的清官包拯大老爷，在民间的戏剧中，还不是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前呼后拥？包公如果不这样八面威风，有谁会相信他呢？当然，民间排场的讲究，是跟官场学的，君不见，作为白丁的老百姓在结婚的时候，新郎新娘，照例一边官帽子，一边凤冠霞帔。
有权有势之人，人生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仪式，盛大而隆重的仪式。出行的时候，依旧是前呼后拥，依旧是随从一队，只是八抬或者十六抬大轿变成了四个轮子的轿车，虎头牌变成了警车开道。下属在辖境边上恭候如仪，然后接风，然后讲话，然后请入酒席，请上座。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早就安排好，按台本走台就是；大小会议，都成仪式，无论多大规模的会议、展览，还有名目繁多的节、祭典，开幕式和闭幕式最为隆重，也最为无用。领导嘉宾，按衔级大小依次讲话，大抵照本宣读，所讲的内容，换个抬头，另一个会照样适用。只要够级别的领导来了，哪怕仅仅站了一站，整个的会议都蓬荜生辉。现在连学术会议也渐染此习，开幕式完了，下面的议程可有可无，大家大可以去风景名胜玩也。
某些人生就是仪式，就是排场，一个排场接着另一个排场，生命就在这一个又一个排场中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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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送礼的商机与仕运
春节是中国人的大日子。过去，一过就是半个月，正月里从初一到十五，都是过年。有地方兴致高的，整个正月都算是过年，吃喝玩乐整30天。正月初一过去叫元旦，一大早皇帝大宴群臣，然后放假一月，让官员们好好歇着。官员们这一个月的吃喝玩乐，基本上取决于送礼。
大宗的送礼是元旦之前就要办完的事情，下属给上司送，地方官给京官送，同僚互送，同年、同乡互相送。有实权的大官小官，自然满盆满罐，但剩下的穷京官，也得捞点余沥，所谓冰敬、炭敬，过年的时候，来的就是炭敬。翰林和中书，没有事可管，官阶又不高，但是过年之前，他们的同乡、同年（同年考上进士的人）中在地方任事者，大抵忘不了送点钱礼，否则这些穷京官是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年的。
明清时，北京消费习惯是一年赊账，年终结算，没有这笔炭敬，别说过年的吃喝，连账都躲不过去。初一之后，人们要走亲访友，当然也断不了要送礼，不过这种时候的送礼，大抵收支相抵。因此，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大抵要忙活两个月，年前一个月忙着送，年后一个月忙着吃和送。
大日子是中国人花钱的日子，因此，别人都可以歇着，唯独商家歇不得。铺子里的伙计，大抵只能在年三十夜里歇一下，大伙一起吃顿年夜饭，头顿饺子还不能煮好，非得把所有的饺子煮得开了包，俗称“挣了”才行，图个口彩。年前人们忙送礼，商家忙出货。
古代的人，没有今天的人那么精明，预备礼品也无非是合理搭配，看上去顺眼，过去有种点心匣子，里面各种点心都有点，年节老百姓拎着到处送，有时候，一个匣子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官员送礼，不会这样寒酸，即使送物品，也大抵为稀罕玩意，比如鹿脯、飞龙什么的，一般都是直接送银子，清代已经有钱庄了，一张银票就够了。过年是大日子，送礼皇帝不禁，平日专门找人茬儿的御史，此时也不好说什么，因此借这个日子巴结上司，是大好的机会。反过来，这个时候，也是上司大捞一票的好时机。元朝的蒙古上司，喜欢讨礼，明清的汉人官儿不好明讨，改成骂，小骂则皮袍来，大骂则古玩来。对于相当多在乎仕运的官员来说，其实不用骂，礼都会奉上。最大的问题是送什么才能讨上司的欢心，直接送钱当然好，但数目太大，则有贿赂之嫌，送别的就得看上司的喜好了，万一人家讨厌的偏送上去了，不仅花钱费力没讨好，弄不好把现在的官也给丢了。
现在的中国人，过年给上司或者上级机关送礼，勉强也可以算做民俗的一种。所以，每逢过年，上级机关所在的城市，交通都比较拥挤，下面的机关单位，像一起约好了似的，都来汇报工作了，主要是为了工作，顺便送点年货。其实，如果这些礼品仅仅限于各地的土特产，倒也无伤大雅，可是，送礼本身，是要与时俱进的，进着进着，就变了味道，从针对整个上级机关的土特产品，变成了针对领导个人的特别孝敬。因此，有些深谙其中三昧的上级领导，每每在年前紧急下令，不许下级机关前来汇报工作，人来不了，自然礼也就上不来了。
毕竟时代进步了，送礼过去是下属官员自己操办，现在都可以商业化运作，交给专门的公司去办。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有爱好，都可以打听出来，按图索骥，得骥上礼便是。这边厢还有专门的公司为你预备礼品，从洋烟洋酒到瑞士名表，从白玉金牛到紫砂陶器，某某年礼品完全手册，想送什么，送什么档次的礼品，为你着想到了家。有段时间，书商们喜欢做金书，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做金子的书呢？人家告诉我，送礼呀，官员最喜欢的还是金子，但直接送金子不好，名曰送书，实际送的是金子，皆大欢喜。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官礼市场，存在许多专门吃官礼饭的商家。
人情往来，是民俗也是官俗，官场也是人间，杜绝干净，谅有困难。但是，任由此风劲吹，将人情往来变成仕途的苞苴，且因此形成相当规模的官礼市场，对世情政风，都不是好事情，既败坏了官场，也毁坏了商场。因此，最好对过年的官场送礼，加以刚性限制，限制礼品的含金量，将之限制在象征性的东西上，君子之交，即使不能淡如水，也要清淡一点。此时的监察机关，最好勤快一点，一头盯商家，一头盯官场，如果有人拿出特别的大礼，一查一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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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斯怒，狗掉魂
狗是人类的朋友，这个道理我小时候就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有狗，养狗的人，跟狗都有感情，那时候还不兴把狗当宠物，已经有人跟狗一个碗吃饭，一个炕上睡觉，亲得不得了。现在，城里的狗，已经基本上都是宠物了，千奇百怪，可爱煞人，宝贝得一塌糊涂。
不过，尽管是宠物，狗咬人的事，也还是有。狗眼不认人，咬了领导，弄不好，全城的狗都遭殃。
黑龙江省黑河市一位市领导被狗咬了，结果领导大怒，下令全城禁狗，所有家养的狗都要被宰杀。（2009年5月23日《成都商报》）其实，不用记者操心，了解一点黑龙江政情的人都知道，只要领导被咬的事是真的，那么后面的禁狗令，多半假不了，那儿的领导，但凡有点权，脾气都大。
听到这消息，一方面为黑河的狗辈感到悲哀，一方面也为其他动物感到庆幸，试想，如果领导被驴踢了，被牛顶了、马踩了，那么禁驴令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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