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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1949-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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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算也不对,事实上,阿彩走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乌坵,到二零零九年的今天,还是台湾的“前线”。每十天,才有一班船。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浪中,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地面上,举目所及,尽是碉堡,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沈,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面凄迷如画。但是,不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准这边。
  因为是战地,乌坵没有灯火。夜来临的时候,满天星斗如醉。在彻底无光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见山色朦胧、海水如镜。
  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照顾我的士兵担心,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我要“口令”,答不出来时,后果严重。

72,木麻黄树下
  高雄码头上。
  看着码头旁边那天底下最大的仓库,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那样地仓皇无助;那个坐在门边两眼无光、心神分离的老婆婆,又为什么看起来那样孤单、那样忧愁?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着七贤三路,从高雄码头走到盐埕国小,下午又从盐埕国小走回码头,但是同行的小朋友总是在码头外面就回头走了,他们不能进来。我知道我住在一个管制区里面,码头是管制区。为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码头上,背着书包,看军舰。军舰是灰色的,船身上写着巨大的号码。穿着海军制服的兵,从码头一一走上旋梯,不一会儿军舰甲板上就满满是官兵,船,要启航了。发出的汽笛声,既优美又有点哀愁,好像整个天和地之间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个常常从军舰上带一整桶冰淇淋来给我们的海军叔叔很久没出现,当我们追问冰淇淋的时候,父亲说,他“牺牲”了。
  我不明白什么叫“牺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班六十个孩子里,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婴仔”,那五十九个人叫做“台湾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台湾人就是自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马路上的香铺、杂货店,或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你看,房子里面的墙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里不是玉兰,就是含笑,反正都开着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们从不搬家。
  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里,都有。我只知道,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心里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两个,你们却可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所以你看着办吧。那被现实培训得非常能干的美君,很快就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也能住下。
  台湾人,就是那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跪拜、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中的人们。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寻找靠岸的码头。
  73,两个小男孩
  认识了王晓波和郑宏铭以后,我发现,找不到码头的,可能不只十岁的我。事情不那么简单。
  晓波,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外婆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把妈妈带走了。妈妈正在喂奶,于是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的“匪谍”身世,但是,老师们都知道。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谍的儿子!”
  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时,侦讯员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独、受伤,被他转化为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说,“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我一边戏谑他是“偏执左派”,一边不禁想到,十岁的王晓波,也一定曾经一个人在木麻黄下面站着吧?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右边是七岁的王晓波。
  和王晓波同样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郑宏铭,一岁时,开诊所的医生父亲被征召到南洋,上了那条神靖丸。战争末期,几乎每一条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驶的日本船舰,都冒着被炸沉的危险。神靖丸从高雄港出发,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军炸沉。
  即使知道要战败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是很难叫停的,日本仍旧把台湾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肃静的大堂里,三万多个牌位整齐地排列,一个紧挨着一个,狭窄的行与行之间只容单人行走,像图书馆中的书库。有一个身影,正跪在两行之间,用原住民族语祈祷。郑宏铭屏着气,一行一行慢慢地行走,连脚步声都轻得听不见。
  他在找自己父亲郑子昌医师的牌位。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一天,镇公所来一个通知,要他们去领父亲的骨灰。领到的盒子打开一看,没有骨灰,只有一张纸。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
  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跟着母亲走访亲戚时,鸡腿一定留给他。那特别的温柔,是以父亲的丧生换来的。
  因为没有爸爸,母亲必须外出打工,宏铭也变成永远的插班生,跟着母亲的工作,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因为没有爸爸,系鞋带、打领带、刮胡子,这种爸爸可能教儿子的生活技能,宏铭全部自己在孤独中摸索;他不敢问,因为问了,人家就可能发现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换代以后,为日本战死,不是光荣,而是说不出口的内伤。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在他们所处的周遭环境里,是一个塞满火药、一点即爆的历史黑盒。对郑宏铭母子,却只是“父亲你在哪里”的切切寻找。靖国神社里并没有神靖丸丧生者的骨灰,于是郑宏铭开始认真起来,母亲没有找到的,他想为她完成。
  和郑宏铭在三万多个灵位中行走,这里静得出奇——三万多个年轻人最后落脚的地方,除了少数家属,没有任何人会来到这里。站到历史错的一方去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庙外卖纸钱和汽水的妇人说,“起风的时候,暗时,会听到哭声从庙里头传出来……”一个本来坐在柱子边用斗笠遮着脸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笠,说,“还有人听见百万战马在跑的声音……”
  在新竹那一天,郑宏铭没有找到父亲的牌位。走出寺庙,他看来真的有点落寞。
  郑宏铭到今天都还觉得想不透:父亲错在哪里?诊所荒废了,家里有年轻的妻,一个一岁大的爱哭爱笑的孩子,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难道想去战场赴死吗?生下来就是日本的国民,难道是他自由的选择吗?
  王晓波和郑宏铭,互不相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岛上长大,同一年,考进台湾大学。
  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心里隐忍不言的伤,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寻人启事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2009…05…06
  寻找哥哥刘长龙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陕西省安康市吉河镇单嘉场人。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现在可能有八十岁,以前在鼓楼街学铁匠。曾经来过一封家信,说在云南打仗。我叫刘长记,希望你们帮我找找,感激不尽。
  2009…05…31
  寻找单德明、单德义
  两兄弟在四八年被抓去了台湾,老家是河南开封。德明被抓时已娶妻单谭氏(当时单谭氏已怀孕,六个月后生一女,取名单秀英,现年六十岁)。
  2008…10…11
  寻找丈夫赵宗楠
  重庆市的陈树芳,寻找在台湾的丈夫赵宗楠,现年七十八岁。老家住重庆永川市,宗楠民国三十年考进国军中央军校,三十三年在国军第八十三师任连长。一九四九年从重庆去了台湾。请帮我找他。
  一则寻人启事不能超过三十个字,平均每一个字,秤秤看,包含的思念有多重?以六十年做一个单位,算算看,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几次?
  在蒙蒙的光阴隧道里,妻子仍在寻找丈夫,女儿仍在寻找父亲,兄弟仍在寻找兄弟。那被寻找的,是天地无情中一堆破碎的骸骨呢,还是茫茫人海中一个瘦弱的、失忆的老人?
  如果郑宏铭的母亲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太平洋里丈夫的遗骨?
  如果王晓波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年轻的母亲和所有他本来该有的亲吻和拥抱?
  如果蔡新宗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在战俘营里失落的十年?
  如果管管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重新为父母砍柴生火的一天?
  如果林精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战死的同袍黄石的家人?
  如果河南的母亲们可以写一则共同的启事,寻找十万大山中失踪的孩子?
  如果痖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个离家的时刻,让他补一个回头,深深看母亲一眼?
  如果吴阿吉和陈清山,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军舰,让他时光倒带,从船上倒退走向码头、回到卑南乡?
  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亲解释的机会?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这里正是当年朱光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墙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看到每一条幽深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两条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么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柏立基写作室在二零零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蜡烛。每到黄昏,人声渐杳,山景忧郁,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复都是,“闭关中,请原谅,明年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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