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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黏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像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记，笔迹沈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声嘶力竭，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写日记，是他炼狱中的独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疗伤。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
　　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机群。
　　美国电视播报员用高亢激越的声调报导这伟大的、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铜管齐发的爱国军乐，令人情绪澎湃。
　　麦克阿瑟高大的身形显得潇洒自在，盟军各国将领站立在他身后，一字排开，不说话也显得气势逼人。面对面的日本代表团只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缩聚在甲板上，无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重光葵穿着黑色的长燕尾礼服，戴着高耸的礼帽和雪白的长手套，持着绅士拐杖。拐杖是他欧式礼服的必要配件，却也是他伤残肉体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此后一生以义肢行走。
　　战败国的代表，瘸着一只腿，在众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签署桌，他一言不发，签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边那个一身军装的人，来得不甘不愿。他是主张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势强逼何应钦签下“梅何协定”控制华北的是他；发动“三光”作战——对中国的村落杀光、烧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站在甲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已经就位，在欧洲，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即将开庭。梅津所预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东京应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国际法庭以甲级战犯之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39，突然亮起来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欢腾之中。堀田善卫以为那些胜利标语都是“地下组织”所准备的，其实不尽然。沪上有个无人不知的老字号“恒源祥”，老板叫沈莱舟。他在阁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无线收音机，当晚贴耳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门买了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回家里磨了墨，亲笔写了好几张标语，看看四周无人，快手快脚贴在店门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国际饭店。很多人在几十年后还会告诉你：那楼真高啊，站在楼对面的街上，想看那楼有多高，一仰头，帽子就从脑后掉了下去。十一日那个大清早，国际饭店楼顶高处竖起了一面中国国旗，过路的人看见了都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假装不经意地看。旗，是哪个大胆的家伙挂的，没人知道。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门时刚好走过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总会。已经好几年没声音、灰扑扑的西班牙夜总会，不知怎么竟然从里头传出久违了的西洋音乐。这七十八岁的光绪进士心里知道时间到了，赶忙折回家，把他编选的禁书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放进一个包里，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业细胞一夜之间全醒过来。八月十五日以后，“特快餐”改称“胜利快餐”。卖平湖西瓜的小贩，改口叫卖“和平西瓜”。帕克钢笔的广告出现在头版“中央日报”四个大字下面：
　　慰劳抗战将士纪念品
　　“笔”“必”同音，以钢笔赠人或自备，可互勉建国“必”成的信心。
　　人潮拥挤处开始出现剪纸艺术家，当场快刀剪纸，嚓嚓几下，就剪出史达林、杜鲁门的大鼻子人头侧影。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家家取下了盖窗遮光的防空灯罩，走在街上的人们突然感觉到脸上有光，很惊讶，彼此对看，脱口而出：啊，都已经忘了，上海城原来那么亮！
　　满城的兴高采烈。很久没有的轻松感使人潮重新涌上街头巷尾和广场，成群的孩子们在弄堂里追逐嬉闹，江畔和公园里，牵手依偎的恋人露出旁若无人的微笑。
　　一个《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却也在这样欢腾的空气里，走进了另一条街，撞见了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实。
　　两个日本人，双手反剪，在一辆军用卡车里，两眼发直地瞪着他们曾经主宰过的街道。现在两边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前后卡车上满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个死刑犯就这样游街好几个小时，最后才到了刑场。刑场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堵在那里，眼里充满恨。
　　两个人还真勇敢，脸上不露任何情绪，不管四周的男人怎么诅咒、女人怎么叫骂，都不动声色。显然他们是军人，军人死也要死得坚毅。
　　我明知道他们一定死有余辜，但还是觉得他们可怜。
　　两人被喝令跪下。两个警察，毛瑟枪上了膛，紧贴着站在他们后面。一声令下，枪口对着死囚的后颈发射，死囚人往前扑倒，头颅登时被轰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众忽然一拥而上，突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奔向尸体。有个女人拿着一条手帕去沾血，然后歇斯底里地对着那残破的尸体大骂，其它的人就挤上前去用脚踢尸体。一个年轻的姑娘指了指其中一个尸体暴露出来的生殖器，其它几个女人就冲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当场撕个稀烂。
　　英国记者忍不住把脸别过去时，听见远处传来锣鼓的声音。
　　
40，坦克登陆舰LST…847号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847坦克登陆舰停靠在上海黄浦江。
　　九月二十日是中秋节，不太寻常，因为好多年来，这是第一个没有炮火、没有警报的中秋节。
　　战争带来的多半是突然的死亡和无处寻觅的离乱。对很多人而言，父母手足和至亲至爱，不是草草浅埋在某个战场，就是飘零千里，不知下落。一九四五年这个中秋节，很多人最迫切想做的，就是给在乱世中死去的亲人上一炷香，让轻烟缓缓升上天空，捎去战争终于结束的消息，也轻声呼唤亲爱的流离者早日回乡。
　　在准备过节的气氛里，黄浦码头却透着异样的躁动；人们奔走相告：美国第七舰队要进港了。
　　中秋前一晚，月白澄净如洗，到了清晨，江上却罩着薄薄的轻雾；四十四艘巨大的军舰在水青色的天地朦胧中蓦然浮现，庞然巨象，如海市蜃楼、如梦中幻影。已经在码头上背负重物的苦力，远远看去像一群穿梭不停的细小蚂蚁，近看时，各个形容消瘦、脸颊凹陷，但是咧嘴笑时，一派天真。苦力把重物斜身卸下时，一抬头，看见军舰像座雄伟大山一样耸立在港边，登时吓了一跳。
　　没多久，城市醒来了，人们丢下手边的活，纷纷奔向江畔。码头上万人空巷，孩童赤脚挥着手沿着舰艇奔跑、叫喊。不知什么人，带来了成捆成捆的鞭炮，就在那码头上劈劈地炸开来，一片烟硝热闹。也不知什么时候，巨幅的布条出现了，挂在面对码头的大楼上，巨大的字写着“热诚欢迎第七舰队”。
　　江面上窜来窜去叫卖杂货的小艇更是发了狂似地向军舰围拢，陈旧而破烂的木制小艇在浪涛中不断碰撞巨舰。年轻的船夫用力挥动船桨，试图和甲板上的水兵交易。
　　报纸很快就出来了：
　　“中央社本报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上将，率领之首批舰队抵沪后，予本市市民以极大兴奋，盖自太平洋战事爆发以迄对日之战全面胜利以来，转战海上劳苦功高之盟国舰队，此乃首批到达我大上海者也，昨日下午三时，……参加欢迎行列之青年团男女随员，以及各界民众不下十余万人，结队排列外滩遥向浦江挥旗高呼，其热烈盛况，不亚于前数日欢迎国军之场面。
　　坦克登陆舰LST…847号上，一头金色卷发的鲍布站在船舷往下看。他才十八岁，眼睛是婴儿蓝，鼻子两侧满是雀斑。入伍海军没多久，原以为战事已过，和平的日子里随船没什么危险，没想到事情不这么简单：每个港口的水面上都浮着被炸的沉船，焦黑的船骸像战场上没拖走的尸体和骷髅，使得大舰入港变成一件艰难的事。很多港口的周边海域，水里还布满未爆的水雷，扫雷令他心惊胆跳。
　　从甲板上往下远眺，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一片挥手呼喊的人们，中国人对盟军的热情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这一晚，鲍布趴在船舱通铺上，给远在美国的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1945…09…21
　　亲爱的爸妈：
　　……这地方实在太有意思。我们刚进港的时候，大概有十万个日本人在这里晃来晃去，饿得像幽灵一样，中国人不给他们吃的……
　　这是黄浦江，江上还有些日本船，但是在太阳旗的上面都加挂了美国旗。日本人的眼神显得很恐惧……一九四一年以来这一直是日本的海军基地。
　　大概有一百多条小艇围拢过来叫卖威士忌跟中国国旗。每个人都眉开眼笑，看起来非常高兴美国人来了。
　　我们在卸卡车，六个日本人操作一个大吊车。每次我们转头看他们，他们就报以笑脸，我想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会把他们干掉吧。
　　今天美国海军把大部分日本人送走，因为听说昨天夜里有两百多个日本人被共产党给杀了。麻烦的是，这里有三股势力在角力，其实在上海街头上演的就已经是一场内战了。
　　昨晚我轮休，坐了黄包车上街去溜达。一上街就看见两派士兵在斗殴。
　　然后进了一个高级餐厅，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一百万元，相当于二十美元吧。……大部分的美国水兵都跟小艇买了威士忌，喝个烂醉。这些水兵不管是结了婚还是单身的，都是积了四十四点可以退伍的，但军方就是不放人。有人说，恨不得把那舰长给干掉或者干脆跳船。你知道吗，老爸，这些水兵都已经在海军干了三、四年，家里都有妻小。我们停靠冲绳港的时候最严重，因为冲绳回美国内陆的船班最多，结果啊，舰长竟然下令我们一概不准上岸……简直卑鄙极了。所以我想换船。
　　小鲍布：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100万元，相当于20美元吧。
　　1945…09…22
　　抱歉，昨晚的信没写完。
　　今天早上，一个水兵暴毙。他跟小艇买的威士忌里含有甲醇。
　　下午我们清除甲板上的木板—原来用来储存汽油，大概有一千五百条木板。我们把它丢到海里去。开始的时候，大概有十条小艇围过来抢这些木板，等到快丢完的时候，已经有五十条小艇围了过来。有些人被丢下去的木板击中，却也不走开。我们只好用消防水喉对准他们喷水，他们也只是咕咕笑。这些中国船民就是那么笨。
　　我丢下的最后一块木板刚好打中一个小女孩的头，但是她一下就站起来，然后开始拉那块木板。这时候，其它十条小艇飞快靠过来抢，然后开始打群架，哇，打得够狠。男人抓着女人跟小孩猛揍，劈头劈脸地打，女人就用船桨回击。还有人用一种锋利的船钩打，把人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的。
　　船民活得像禽兽一样。他们一早就来到军舰旁，吃我们丢到水里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底层百姓啊。
　　你们的儿子鲍布寄自上海
　　鲍布从玉米田一望无际的美国大地来到中国，很难想象那些如“禽兽”般抢夺木板的中国人一路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是，他看得出码头上等候遣返的日本人眼里透着恐惧，他也看出了，不同服装的士兵和士兵在城市里当街对峙，内战已经濒临爆发。
　　
41，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夫、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军航空兵工厂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攘。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
　　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已经被美国的空军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航行，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它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
　　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