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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弯处-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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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天朝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地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它们的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特别优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像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因为有人还因为礼节问题丢了官。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乾隆帝见面，他们的外交请求也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早已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鸦片战争后外国舰船进入广州
懊丧之余，英国人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北京前往广州，他们的舰队在那里已等待多时了。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唯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在经过艰难的跋涉并领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19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
对马戛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他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当时算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五千两白银），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在马戛尔尼看来，大清帝国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罢了。
英国人还不甘心，但后来的遭遇还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再次率领使团来到中国。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已经长大，并和他的父亲一样，已经当上使团的副使。但他们遇到的，却是与父辈们同样的问题。
觐见前，中国的大臣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但被阿美士德拒绝了。随后发生了一场混乱，中国人和英国人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人推，有人拽，到处喊成一片，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挡着，抗议对使节动武。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结果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命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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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3）
也许，阿美士德被赶走的遭遇使英国意识到，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的不平等待遇，除了谈判，其他方法也有必要尝试一下。
后来，倒是当时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的“长住居民”的拿破仑说了几句公道话。拿破仑听说英国使团要来岛上顺访，很是责怪了英国内阁为什么不让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的习俗，他说，“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中国皇帝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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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1）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近年各省漕赋疲累，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一千文，现在兑银一两要一千六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透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一天厉害。鸦片烟本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鸦片是一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罪恶消费品。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国内鸦片消费市场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烟馆林立，烟民遍地。据当时人说，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就连一贯勤俭的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鸦片，后来的慈禧太后也是个鸦片吸食者。
偷运鸦片的走私船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无论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后来向中国输送鸦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绝无例外。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征税（一直到1796年）。
18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显露。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鸦片禁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个禁令虽然损害到了那些国内外的毒品种植者和出口商人的利益，但却给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从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如果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许能起到作用，但要是政府腐败无能，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继续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或者干脆走私——走私连税都不用交。
地方官僚、买办和外国鸦片商紧密地勾结在一起，才是鸦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18世纪末，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超越荷兰、葡萄牙等国而跃居首位。英国人选择鸦片作为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资本逐利的残酷性之外，另外还有几个现实因素也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兴起。
从贸易环境上来看，虽然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贸易商人进行交易，这就是通常说的“十三行”。“十三行”事实上大都是红顶商人（官办企业），所进口的商品必须要经过他们认定，这必然导致中国市场狭窄，外国无法通过扩大贸易数量的方式来平衡贸易逆差。
从双方进出口的货物来看，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瓷器、丝制品、漆器等，这些都是在欧洲大受欢迎的商品，而外国商人输入的主要是棉花、羊毛制品、钟表等商品，这些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小，影响甚微，正如乾隆说的，天朝的物品是你们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对你们的东西可不怎么在乎。
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银流入中国——也许是促成康乾盛世的一个因素——但严重的出超使外国商人难以为继。为了弥补逆差，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打破清政府对内地市场的限制，二是在目前的贸易环境下找到有利可图的商品。
对于第一种办法，马戛尔尼、阿美士德等人已经进行过外交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正如他们的结论，除非使用武力，否则就不可能打开中国的国门。让英国人惊喜的是，他们找到了第二种办法的最佳答案，那就是鸦片。当时中国国内的鸦片消费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尽管天朝禁止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但禁令大都形如废纸。何况，国内的鸦片质量远不如印度鸦片，国产鸦片也还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句话是鸦片走私最好的注脚。如此丰厚的利润，加上当地官员的腐败（缉私官员也参与走私），鸦片之灾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在鸦片战争前的50年里愈演愈烈：1790年是4000箱，1835到1839年间，已经剧增到每年近4万箱。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2）
鸦片屡禁不止，除了吸食者难以戒除外，政府官员尤其是缉毒人员的腐败渎职、徇私舞弊行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魏源追述：当时广东水师的缉毒巡船，竟每月公然地受规银三万六千两，然后把走私商人放入。水师副将韩肇庆，甚至专门护送走私，鸦片由水师包办运输。更可恨的是，韩肇庆居然从每万箱里抽出数百箱，作为截查的战利品拿去报功，由此韩肇庆还得以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风光无限。福建水师和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他们在鸦片走私中同样大肆收取贿赂，然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鸦片大量进入。
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多年前，马戛尔尼等人想扩大中英贸易，但失败了。令他们惊奇的是，这些走私商人却胜利了。走私导致鸦片市场急剧扩张，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赶紧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面积，增加鸦片产量，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统计，在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19世纪，鸦片是世界上最贵重的单宗商品贸易。在19世纪的前40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已悄然发生变化，由出超变成入超，大量的白银开始哗哗地外流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连为一体，这已经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当天朝的人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的时候，整个中国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推上了国际舞台，逼上了弱肉强食的国际大赌场。
以鸦片贸易为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经济形态：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植罂粟并加工成鸦片，港脚商人把鸦片运到中国，再通过各种走私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紧接着英国商人再利用鸦片获得的国际通货（白银），要么运回英国，要么从中国购买茶叶等商品运回英国或者销售到世界各地（如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主角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到北美殖民地的中国产乌龙茶）。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天朝还蒙在鼓里。
鸦片之祸致使白银大量外流，对当时的货币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清政府虽然不是重商主义，但也非常重视硬通货。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政府的各项收支如税收等，却都是以纹银为准。铜钱为民间所通用，老百姓完粮纳税时，都按照银价兑应的铜钱数目缴纳。譬如，一亩田假设需纳税白银一两，如果当时一两白银兑应一千文铜钱的话，老百姓向官府缴纳一千文铜钱即可。
中国的银价往往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产银不多，往往跟不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通货供应量；二是中国人向来藏富，经常将白银囤藏，而民间和官府也常用白银作饰品，导致白银退出流通市场；三是官府制钱时偷工减料，分量减轻，加上私铸铜钱泛滥，铜钱变相贬值，也导致银价的上涨。
在19世纪初，清政府颁布禁令，禁止纹银出洋。当时在中西正常的贸易中，进出口基本持平，如1813年，中国进口额约1260万两，出口额约1290万两。但随后，中国开始呈现入超状态，白银外流，鸦片走私在其中祸害不小；1835年到1838年，走私进中国的鸦片大约4万箱（英国约39万箱，美国每年从土耳其贩卖约1000箱），每箱平均耗银约400两，以此推算，中国光鸦片一项就外流近1600万两白银。而这些走私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情况，并不出现在官方的贸易数据上，危害隐蔽又巨大。
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进而致使国内流通市场白银供不应求，银价上扬，钱价下跌，物价的上升远远跟不上银价上涨的速度，这加重了老百姓的税负。从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来看，1800年左右白银兑钱一千文不到，而到了1821年至1838年间，白银兑钱从一千二三百文升至一千六百余文。田赋仍旧按铜钱数缴纳的话，实际上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税负。
康乾盛世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由15亿增加到了3亿多；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内乱前，人口已经达到43亿。人口的剧增导致了资源有限、人地矛盾的突出，虽然有南美洲引进的马铃薯等新作物缓解一下粮食的压力，但由于生产方式长期得不到突破，国内经济和老百姓都已经是疲困不已。银价的上涨则导致税赋不能如期缴足，国内财政大为困窘，这又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官吏因为财政困难，往往会挖空心思地从体制外攫取财富，而老百姓必然成为他们盘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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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3）
国困民穷，老百姓活得看不到希望，唯有革命造反。于是乎，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揭竿而起，兵祸遍于中国，生灵涂炭，人民在战火中或被杀戮、或流离失所。十多年的国内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这才为“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马尔萨斯说，唯有瘟疫和战争才能大量减少人口，缓解资源的危机，中国晚清时期很不幸地充当了这个理论的实验品。
但西方国家并没有遵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们找到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殖民主义把人口迁移到新的地区，特别是新大陆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既缓解了人口的压力，又增加了国民的财富，何乐而不为？
黄爵滋的奏折，不过是揭开了鸦片的盖子，透过鸦片贸易，可以看到帝国临近死亡的影子。鸦片战争后，晚清近七十年的历史，正是国人最为屈辱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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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1）
黄爵滋的奏折里说洋人严禁其本国国民吸食鸦片，却专诱他国，祸害别国百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经在2001年《书屋》第三期发表过《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个被国内学界一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即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
樊先生在查阅了大量鸦片战争前的英国档案后发现，英国政府承认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烟措施，也并不企图干预。1838年6月15日，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给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训令中写道：
“关于鸦片走私贸易，英国臣民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此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来承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直被我们教科书认为是“鸦片贩子保护人”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却是一个坚定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后写给巴麦尊的信里还说，他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看，鸦片走私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这些人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地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他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和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的正义性，但这里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
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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