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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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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1945年8月28日再次相见时，他们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信心。这也是一次他们内心深处谁也不相信的会晤。
两位领导人在外观上的不和谐感正像中国面临的深刻分裂一样。多年以来，蒋介石就以整洁、严肃著称，他的制服笔挺合身，上面配满了勋章，冠冕堂皇的打扮似乎总怕别人忘记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而《大公报》则如是报道毛泽东来重庆时的外表：“灰色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孙中山与蒋介石（8）
但是，很多当时的旁观者却认为在为期5周的会谈中，农民领袖毛泽东比大资产阶级代表“蒋委员长”更从容。
钟情孤独思考更甚于社交活动的毛泽东除了参与会谈，还穿梭于各种酒会与招待会之间，会见各界人士与外交官，他还发表了一首格局开阔、雄心勃勃的《沁园春·雪》，毛向更多的中国人呈现他知识分子而非革命领袖的一面。在最终达成、必将被破坏的和平协议上，毛泽东的签字一挥而就，而蒋的签名就像他的名字与姿态一样中规中矩，拘谨不已。即使有美国方面的保证，重庆和谈仍充满了鸿门宴的味道，项庄舞剑使刘邦虚惊一场，而毛泽东的一个助手则在一次意外中被打死。
历史的很多重要时刻，敌人的失败比自己的成功更重要。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速度超越了几乎所有共产党人的想像。虽然蒋介石也不失为具有独特能力的人物，但不幸的是，他遭遇了一位比他更为强大的对手。
并非偶然的失败
蒋的失败并非偶然，1945年和谈上的自信与一年后还都南京的盛大庆典都掩饰不住真实现状的脆弱。在1943年2月的笔记上，在成都旅行的费正清写道：“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农民和乡绅都是旧中国的产物，新中国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由极少数维持着现代社会运转的人组成。”费正清发现，中国现代化的一面相当脆弱，不但现代工业脆弱，更缺乏现代国家所必备的行政机构。他说四川省省长尽管地位显赫，却不比上美国艾奥瓦州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他没有像样的秘书处，也缺乏任何信息流通与监督机制，总之他的管理全部依靠个人的力量。
将近40年后，一生颠沛流离的黄仁宇呼应了费正清的观察。他用后半生来思考国民党为何失败。他不否认蒋介石与国民党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他把个人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一股历史潮流。他承认蒋本人并非能力非凡，更非如国民党宣传机关所颂扬的“伟大名将”形象，他甚至缺乏基本的个人魅力。在1939年，年轻的黄仁宇第一次见到并聆听了委员长的演讲，结果却让19岁充满幻想的黄仁宇极其失望，被标榜为“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像力”的蒋介石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像一个教练班长一样迷恋于细节，黄仁宇后来说：“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在黄看来，蒋介石甚至不具备成为*者的能力，因为他从未完全掌控全局。
费正清说*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而在黄仁宇眼中，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现代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对抗中国社会”。不过，对于更广大的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当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共产党，但对国民党政府的阴暗面却看得一清二楚。1947年，储安平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提及了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
1936年那个给人以信心的国民政府到了1948年已令人唾弃。抗战胜利所授予的合法性持续不了多久，即使在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就发明了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8年的战争几乎拖垮了国民党政府，仅以经济为例，官方货币法币至少贬值了2 000倍。蒋介石根本没有把握住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他以为只要拥有了足够的国际援助与武器装备，他就可能获得成功。
孙中山与蒋介石（9）
没人比陈布雷的个人结局更能映衬出南京政权的迅速衰变过程。自1927年以来，陈布雷开始追随蒋介石，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其最得力的首席秘书、幕僚长。报人出身的陈布雷为蒋起草了大部分讲演稿，与陶希圣并称为国民党最重要的文宣大将，有“文胆”之称。但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最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这位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士人风范的人士写道：“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同胞。”但谁都清楚，陈是在深切的绝望之中离去的。像他那一代渴望将中国推入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无法面对他追随了多年的理想的毁灭，这既来自于国民党政权本身，战场上节节溃败和刚刚实行的金融改革的失败，更源于蒋介石越来越无所适从的一意孤行，陈布雷最终发现他无法再与蒋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他的意见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这位老国民党还要面对这样尴尬的场面：他的一个女儿加入了共产党，而一个儿子也带有强烈的共产党倾向，并最终于1952年加入。现实与理想间的强烈反差将他引向深刻的自我怀疑，
像很多过渡时期的政治领袖一样，在面临旧思想崩溃，而新思想尚未形成的转型期，蒋介石从被打倒的旧传统和外来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在黄仁宇的研究中，自1925年后，蒋介石开始阅读了《政治社会史》、《经济思想史》、《列宁丛书第五种》、《俄国革命史》与《革命心理》等。在其1926年的日记中，39岁的北伐军总司令写道：“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信仰亦为革命之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条件。”但他最终未能把握住众心，亿人需要土地，需要光明的未来，需要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地盘上赶出去，孙中山这样想，蒋介石为之诱惑，但只有毛泽东知道怎样去实现它。
“台湾式的现代性模式”
从4亿人的领袖到统治600万人口，很少有政治领袖遭遇类似蒋介石的尴尬。二战中，戴高乐一度作为光杆司令身在英国，但他仍宣称是法国的统帅，因为他尚有这种可能性。“光复大陆”的希望支持着蒋介石最后的25年，尽管这个希望是如此缥缈。这个玩平衡的高手，精明的宁波人，一度因中美在朝鲜的冲突而兴奋，他指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而1966年得知*发生时，他又再度兴奋。在死亡前的昏迷状态，他仍念念不忘：“*……解救同胞……*……”
但1972年的沧桑变幻只能加剧蒋的伤心。毛泽东在他那间宽大的睡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后者曾是那么著名与执著的*健将并曾访问台湾，毛泽东这样谈到蒋介石：“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会赞成此会，他叫我们*。”如蒋介石一样，79岁的毛泽东也正身受疾病困扰，而一年前他选定的接班人*刚刚叛变了他。
病中，蒋介石看着最牢靠的支持者正离自己远去，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被共产党政权取代，台湾外交代表团在此决议宣告前，集体离开会场，以避免窘迫的一幕的出现。被遗弃感伴随着台湾上下，曾经震惊世界的宋美龄在20世纪60年代末前去美国访问时，发现根本无人理睬，她最强大的支持者《时代》周刊的总编辑亨利·卢斯也已去世。惟一值得安慰的是，美国人承诺了继续保卫台湾。美籍著名记者赵浩生在1966年采访蒋介石时发现：“他看起来更像个平凡的老人，一身全无装饰的中山装、秃顶、银须。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他的眼中流露出慈祥多于威严的目光，和我以前的印象大不一样。他的背有点驼，动作迟缓、沉重，令人觉得他是个衰老的悲剧人物，一扫往日叱咤风云的霸气，不由得使人生出几分怜悯之情。”而在与他握手时，被1938年的国民党官方传记称作“亚洲最伟大的军事政治家”的蒋介石“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微笑，丝毫不见咄咄逼人的眼神”。 。 想看书来
孙中山与蒋介石（10）
尽管“光复大陆”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蒋介石在1975年逝世时却留下一个可以称得上“繁荣”的台湾岛。当年的台湾，人均收入达到697美元，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人口由1952年的800万增至1 600万。自1960年以后，台湾进入经济腾飞期，它马上就要进入“四小龙”之列，成为“东亚之锋”。大批台湾青年在60年代之后前往美国与日本留学，他们的回归最终将被证明为一次重要的文化移植，这些留学生如同二三十年代的留学生一样极大地影响台湾社会的发展。
解释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多种多样。蒋介石建立了一个还算廉洁的政府，而从大陆带去的黄金与大量的美援解决了发展的资金问题，他还在1952年实行了土改，一次性地解决了他在大陆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你可以说，或许蒋介石的统治能力更适合台湾岛这么大的面积，而非那么辽阔的中国。但事实是，蒋根本无心管理这上千万人口，胡适曾经批评蒋过于注重细节，而忽略全局观，而美国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则说他“只是战术大师而非战略家”。在台湾，蒋实现了“战术上的成功”。
1975年11月23日，83岁的西班牙*统治者佛朗哥死亡，距离那场著名的具有国际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的西班牙内战已39年，佛朗哥本人也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最著名的同盟者，在他任期的最后20年他在保持着政治上的紧张感，却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西班牙因此有了一段经济增长期。在他死后，君主制与议会制被恢复，3天后，600名*被趁火打劫，6个月后，实施了25年的党禁被取消，西欧最漫长的*制度结束了。同年，希腊军政权垮台，而一年前，葡萄牙结束了*统治。从1974年至1989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30个国家内，*政权取代了威权政府，这一时间被亨廷顿称作*化运动的第三波。而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台湾政府在1987年“解除了”党禁，台湾社会相对平稳地进入“*化”，*成为第一任台湾民选总统。到了2000年，*的当政则几乎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终结。这位典型的政客完全蔑视了蒋氏父子对大陆的念念不忘之情，他喜欢说“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台湾”，大陆情感正伴随着一代代国民党*的老去而日渐衰微。但是，热烈的台湾民众似乎忘记了李敖的著名论断：“没有国是孤岛”，转型中可能出现的混乱在台湾“一个也不能少”上演着。孙中山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蒋介石与青帮的亲密关系，同样都流入了台湾政治。甚至到1984年，蒋纬国仍授意黑社会在美国暗杀了作家江南。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在《龙之火》一书中追述了国民党多年以来在美国的秘密活动，甚至包括监听参议员。这种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则变成了梁家辉与刘德华主演的电影《黑金》的现实版，黑道人物漂白参政，利用政治权力牟取商业利益。于是在立*议上，大哥出身的立法委员大打出手。国民党似乎从未能独自有效地行使权力，蒋介石使国民党更进一步地统治了中国，却未能如对手毛泽东一样将党的力量贯穿至最基层。蒋介石忙于安抚地方军阀服从中央，他主要的依靠是庞大的特务组织，他像传统充满猜忌的帝王一样通过千万个隐藏在民间的线人来评估自己地位的牢固程度。在表面的无处不在的同时，这种方式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政治真空。同时，这种方式还必然性地败坏了政治气氛，它使得不信任与流氓精神蔓延。威权制度结束后，必然出现的价值观念的混乱继续在台湾上演着，璩美凤事件成为其中一个有趣的脚注，它讽刺性而极为典型地反应了台湾民众、媒体与政治间的共同的低级趣味。
1911年时，对于中国充满不成熟的憧憬，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主义者。毛泽东最终追随了列宁的模式，试图建立起一个清除资本主义、并比苏联更为先进的新国家。当然，他最伟大的成就仍在于他使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恢复了作为整体的民族尊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色彩，生活在巨人影响之中的周恩来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提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
毛泽东与周恩来（1）
“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在战术家蒋介石去世时，战略家毛泽东逐渐意识到文化革命的伟大战略正在面临破产。在这一年年底接见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女儿与女婿时，对他对所热衷的青年革命运动表示出某种深切的失望：“年轻人软弱，必须提醒他们要斗争，……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肯定没有东西能离开斗争。……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尽管在所有的公开场所，这位已被膜拜成神的毛主席总是是以那几张著名的、面带微笑的、永不衰老的照片示人，但朱丽叶·艾森豪威尔却目睹了这样的一个老人：“一个疲劳的人转过身去，吃力地与护士说话，然后被带走，重新一个人独处”，而他的声音“刺耳、单调、吃力”。几个月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发现了晚年的毛泽东的类似沮丧感，他抱怨说没人听他的，更糟糕的是他成为了一个坐下来或站起来都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但即使如此，在8月13日与北大教师芦狄的谈话中，82岁的毛泽东仍旧保持了他作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的地位，他再次批判了《水浒》中的投降主义倾向，这段谈话很快就变成了江青攻击周恩来与*的新武器。
自1974年以来，周恩来的病情日益加重，尽管他坚持会见国外政要，但不再能像过去一样一谈几个小时了。1975年1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代表们对于总理表示了莫大的尊敬，在主席台上他依旧目光炯然，只有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他的手经常颤抖得连糖纸都剥不开。在这10年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仍旧极富技巧地遵循了毛泽东“抓好革命，才能抓好生产”的口号以外，周恩来还设立了他最重要的政治遗嘱：“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在少年时代曾写下“为中国崛起而读书”，而振兴中华的梦想普遍影响了他那一代革命者，不管他们效忠于何种主义，加入了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但其中似乎只有周恩来保持了目标的一致性与清晰感：在技术与实用层面推进中国的进步。而本届大会选举了复出的*作为第一副总理，来实施周恩来的志向。在*的女儿毛毛的记述中，自从在法国留学起，比周恩来小6岁的*就将前者视作兄长，而他们精神气质的传承关系似乎从法国就开始了，他们是真正的经验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
即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显得别具一格。伟大的战友与伙伴并非罕见，令共产主义信仰者津津乐道的*与恩格斯即是一例，但是他们造成了观念上的巨大革命，却并未直接参与领导革命，而二人的合作关系除了共同的志趣，很大程度却源自于经济问题。
除了革命精神，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仍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就连“四人帮”也将周恩来批判为儒家的继承人。他们二人从不是亲切的朋友，却又超越了正常的同事关系，埃德加·斯诺将他们描绘成一种共生关系，而一位法国人则发现在与毛的一次会面中，坐在毛身旁的周翻看着一份报纸，这个法国人评论说：“想一想什么人敢在戴高乐身边读报纸。”而尼克松则多少流露出对周一直所处第二地位的惋惜，他将周恩来归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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