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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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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生。十月革命不仅使身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备感振奋，它同样令52岁的孙中山在1918年致信48岁的列宁：“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而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则让孙更想建立一个“同样新式和巩固的制度”。
但无可否认，现实利益在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中扮演了最重要的推动力。因为，即使列宁与孙中山彼此间存在若干好感，但直到1923年春季，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才飞赴广州。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将近两年。
鲍罗廷在1923年春季到达广州后，就成为了当地的大人物，人人都想去他那里坐坐。同样曾备受现代化困扰的俄罗斯如今成为了渴望缔造新世界的中国政治精英的偶像，尽管列宁已身处病中。共产国际早在1919年成立时就将中国视作扩散革命的最佳地区之一，它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但对正经历着西方围困的苏联来说，拥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肯定是更好的“扩散革命”的对象。
39岁的鲍罗廷目睹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接下来4年中的合作。作为孙中山最可能的继承人的蒋介石对苏联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他在1923年8月获得了前往苏联的机会。当蒋介石在苏联时，周恩来与*仍在法国。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由前往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与流亡者来主宰的。日本是20世纪初中国青年的最好选择，它旅费便宜，而且日本战胜俄国的经验更令人向往。它是孙中山喜欢的中途站，它激发了陈天华与邹容的革命热情，是梁启超的主要流亡地，是周氏兄弟的文学启蒙地，蒋介石也在那里学习到了基本的军事作战理论；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派大多数选择了学院生涯，其中的杰出人物普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他们造就了国民党政府自由派倾向的一面；留苏一派试图指导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却常常将革命推入死角，苏联理论最终让位于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经验；留法的年轻人中涌现出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与*、陈毅，法国的艰苦生活也或多或少地促使这些年轻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在周恩来、*在巴黎寻求革命真理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斯泰因、马蒂斯也在巴黎寻找艺术真理。塞缪尔·贝克特称这里是“年轻人的天堂”。
孙中山与蒋介石（4）
鲍罗廷肯定可以进入最具效率的西方专家的行列，至少他总将自己表现成无所不能的独行侠。在孙中山前往北京前，鲍罗廷帮助重组了国民党，他不仅帮助不无担忧的孙中山赶走了陈■明残部的进攻（孙中山能直接指挥的不过是他的150~200名卫兵），还和孙一起筹建了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合作明确无误地开始了，毛泽东是参加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之一，这165名代表中的20人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
按照经典的苏联经验，在重建党之后，党就要建立自己的军队，黄埔军校由此而生。1924年5月，蒋介石成为第一任校长，而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则成为政治部主任。他训练了为数不多的学员成为20世纪中国战场上主要的指挥员。但在孙中山前往北京以争取最后的统领中国的梦想时，国共两党的裂痕还未弥合就已开始加深。
国父的遗产
当孙中山逝世时，38岁的蒋介石正率意气风发的黄埔军校学生东征。美国合众社在1925年3月12日发出的电文中表示，在“共和国之父”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袖的职位将由蒋介石继承，他领导着4万士兵的军队，合众社称蒋的职业是银行家。他最可能的权力竞争者汪精卫正在北京主持葬礼。
而此刻毛泽东正在湖南老家思考如何鼓动农民革命。毛在自传中对这一段时间所提不多，他只说“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蒋介石被任命为总司令，汪精卫任政府主席”。R·特里尔在毛泽东的传记中说，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革命重心放在了城市，他们不太理睬32岁的毛泽东对农村的意见。城市从来就没有让这个来自山里的青年愉快过，他兴冲冲地前往北京，却发现自己很容易被淹没在人才荟萃的北京大学里，时代偶像胡适甚至不愿与他探讨问题。但是，毛很快就再次返回了城市，并成为当时的刊物《政治周刊》的主编。
1925年的中国与1895年的中国有何不同？30年的跨度记录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但是准确评估孙中山的革命遗产却颇具难度。他被普遍称作“现代中国之父”，但他最倚重的蒋介石却在1924年3月致廖仲恺的信中直言：“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早已成功。至于事实上时代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孙中山未能如列宁、凯末尔这样的领袖，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甚至革命本身都非他直接领导的；在某些气质上，他更类似于甘地，除了个人的道德勇气，几乎无可依赖。革命最初时，他依靠宋查理，后来他依靠黄兴、陈■明、蒋介石指挥军队，依靠宋教仁、鲍罗廷组织政党，当他在袁世凯的政府里成为铁路总长时，曾夸口要修30万公里铁路，却最终发现这只是一个空想。
孙中山逝世时，民国政府已运行了14年，除了袁世凯与张勋短暂复辟外，孙本人追求的议会制现代政府维持着表面的运转。黎元洪甚至组织了“好人政府”，但这种西方式的现代政府却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扮演着微乎其微的作用，它缺乏根基，飘浮在中国社会之上。
1925：苦闷的象征
无论如何，这30年的变化依旧惊人。皇帝已被赶出了紫禁城，滑稽的辫子消失了。在孙中山逝世前的几年中，大城市的年轻人最热衷谈论的名词是“时代”、“新时代”、“新文学”。它源于1917年发自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并因为“五四”学生运动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激进的北大教授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中不断表达他对新社会的憧憬：“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段冗长的形容词颇具圣西门、傅立叶那一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色彩，但也准确地表现了自晚清开始追求的社会变革。“百日维新”的失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将希望寄托于社会的觉醒，而非仅仅是上层变革。历史最终表明，现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源头几乎全部来自于“新文化运动”，当时思潮的混乱与庞杂至今仍令人吃惊，在李大钊热衷于引进*主义，周作人推荐“人的文学”的同时，张竞生也在大谈*的艺术……
孙中山与蒋介石（5）
新文化造就了一代“新知识分子”的诞生。在相对富裕与活跃的大城市，社会风尚也正因为外来文化的不断侵袭而转变。在孙中山逝世那一年，上海最当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当时的《盛京时报》曾报道说，哈尔滨一名叫韩志成的房地产商患了“胡蝶病”，携家资万元南下以见一面；丰子恺在那一年还引入了“漫画”的概念；一些文化人准备筹建一本叫《良友》的画刊，有人说它比美国的《生活》还前卫，这本杂志在1926年出版了纪念中山先生的专号；当时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作家除了鲁迅，还有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但若论销量与影响力，“鸳鸯蝴蝶派”的爱情故事比新小说更受欢迎。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短暂喜悦之后，鲁迅最终发现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人民依旧如此麻木，他在家乡的所见所闻最终促成他写出了《阿Q正传》这样的小说，而他的一批无限哀愁的随笔则记录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破败凋零。他还在这一年翻译完成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论，题目颇具象征意味——《苦闷的象征》。
在孙中山去世后两个月，爆发了“五卅事件”。它再次提醒，孙中山耗尽一生创立的民国政府是多么脆弱，它依旧缺乏基本的国际地位，尽管它号称共和，却并未赢得比清政府更多的尊敬。这表明，统一中国、重建一个有效政府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最终挽回自1840年起不断受到伤害的民族情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对此评价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孙中山的确暗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它更暗示了一种更强大的新生命将取代这种暧昧而混乱的局面，他的最终遗言除了鼓舞其追随者与仰慕者在继续他的梦想的同时，也加紧了权力的争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世界范围内，1925年同样充满隐喻意义。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夺苏联政权的战争已明确无误地偏向前者，他时刻准备大规模地修正列宁的主张，农民出身、曾经热情地支持革命的诗人叶赛宁却自杀了——他觉得自己梦想的平均主义的农业公社破产了。2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写信给他的同僚抱怨正在缔结的英法同盟，顺便攻击了6年前的《凡尔赛条约》，他相信迟早“德国会重新武装起来”。7天后，一个叫希特勒的德国青年改组了纳粹党，他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前对着3 000听众发表了他那■■■著的演讲，并说：“作为人，我们反对犹太人；作为对象，我们反对*主义。”5个月后，他出版了《我的奋斗》，没有什么德国评论家注意到它。
除了政治冲突外，富裕国家已朝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迈进，美国人克拉伦斯。伯宰利发明了电冰箱，加州开设了第一家汽车旅馆，就在中国城市中充斥着令伯特兰。罗素好奇的人力车时，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说，“汽车正缓慢但肯定是不可更改地进入世界各国的生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孙中山与蒋介石（6）
信仰基督与儒家的蒋介石
孙中山逝世后50年零24天，国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蒋介石在台湾的士林官邸去世。这是1975年4月5日的夜晚，在传统的中国清明节结束前几分钟。尽管已接受了两针强心剂，他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历史记载显示，此刻，从台北到高雄，整个台湾岛雷电交加，风雨大作。中国的传统历史书中充斥着皇帝及其后代编制的真实“历史神话”，大人物的出生与死亡都会伴随着不同的“天有异象”，而美国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后来回忆说，即使是得到哈佛大学学位的官员也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蒋介石最终未能完成“光复大陆”的心愿，他郁郁不乐地在这一面积仅为万平方公里的岛屿上生活了25年，死在了第五届“*总统”的任上。
已在牢中度过了5年的著名知识分子与异议分子李敖在4月6日的清晨得知消息后，他用暗号歌告诉难友：“老王八蛋死了。”在多年后出版的《北京法源寺》中，李敖把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比作康有为之于慈禧太后——良知分子在暴君的阴影下生活了半生，他们相互斗争，共同衰老。
终年88岁的蒋介石的遗体并未被置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像国父孙中山一样以供后人瞻仰，而是被安放于远离台北的山间的一口石棺内。正如人们猜测的，蒋介石坚持回到大陆后再安葬。
蒋介石具有令人难以参透的性格，他的失败与成功一样显赫。当占据东北的张学良在1928年宣布拥护国民革命军时，蒋介石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4亿人口的统治者年仅41岁。一年前，他刚刚与自称“除了面孔，我无一属于东方”的宋美龄结婚，这不仅意味着他与影响巨大的宋家王朝结成联盟，获得了大资产阶级与新兴商人的认同，同样暗示了他与孙中山有了更亲切的传承关系，他还同时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人士、自称是孔子后人的孔祥熙的近亲，还立刻拥有了一个毕业于哈佛、风度翩翩的内弟宋子文。
蒋介石崛起的速度惊人。他的早年生涯对于他后来的前程缺乏任何预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0年中，他无所事事地游荡于江湖，他加入了上海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并拜投杜月笙、黄金荣门下。他还是20世纪第9个十年的后期上海股市热潮中的投机分子，却是个不够精明的失败者，也因此，一直到1925年，不了解实情的合众社仍称之为银行家。这次失败，促使他来到孙中山身边。在孙中山的高级助手中，蒋介石以“脾气暴躁”、“恃才傲物”著称，他经常任性地擅离职守，而每一次离职都将他推向一个更核心的位置。一些蒋介石的研究者将之归结于其故乡宁波溪口的地方特性，小商贾精明的交换能力与乡村中的无赖气质影响了他。当时的军阀唐生智的代表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是新军阀。旧军阀*，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即使最狡诈的权谋家也会对蒋介石在1923年至1927年间态度的戏剧性转变而吃惊。不管如何攻击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的自我控制能力都令人吃惊。当他得知自己在青楼的*导致陈洁如染病时，他发誓今生只喝白开水，并奇迹般地做到了。一直到1925年底他还伪装成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老国民党谢彬甚至在《民国政党史》中，将蒋列为共产党“中国支部”的干部，与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等并列。面对孙中山逝世所带来的领导空缺，蒋介石是重要的候选人，却可能并非最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是军事而非党务出身。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构成了第一竞争梯队，况且孙中山本身具有浓郁的乡族观念，他本能地认为广东人比外省人更勇敢与值得信任，类似的观念使蒋后来偏执地器重浙江人。当时的广州政府则被分裂的趋向所左右着，在左派廖仲恺与右派胡汉民的冲突中，蒋保持着暧昧的中立，最终，这场分裂因为廖仲恺的遇刺、胡汉民的出走暂告一段落。而当蒋介石最终进入上海时，这个三*义的信仰者，立刻就前往拜会黄金荣，并与大商人来往密切。 。 想看书来
孙中山与蒋介石（7）
到了1930年，蒋介石开始自称为基督徒，像冯玉祥一样，他们追随了新式太太的信仰。来自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与刻在他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奇异地统一在一起。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蒋在他亲自发起这场试图净化社会生活的活动中，要求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既恪守中国礼仪，又具备加尔文的禁欲精神。在新文化运动20年后，他开始提倡尊孔，宣称新生活的目标就是“礼、义、廉、耻”。但这场运动却是由那位彻头彻尾地西化的卫斯理女校毕业生宋美龄领导的，而执行最得力的则是在苏联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蒋经国。
遇到更为强大的对手
是什么迫使蒋介石最终丢失了中国？在第五次“围剿”后，红军变得困难重重，经过那场史诗般的长征之后，他们在中国的西北维持着生命力。蒋介石的军事努力似乎正显示初步的成效，自1928年，蒋介石就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他还从美国与意大利购买飞机。同时，蒋通过各种形式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包括成立蓝衣社、CC派这样的特务组织来监控下属与潜在的对手。而1936年的6月与9月，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叛变，这意味着自1928年以来断断续续的局部战争告一段落。蒋的政府虽然*，也不够有效，却也勉强地运转着，他生性多疑，却对技术官僚仍抱有某种尊重，拒绝加入党派的精英人物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翁文灏都构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而尽管存在质疑，经济学家们还是普遍将1927~1937年视作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成长的年代，在1912~1937年，中国经济在乱世中保持了顽强的的增长。而1936年，中国农村则迎来了20年来最大的一次丰收，这暂时性地掩盖了严重的农村问题，“农村破产”是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毛泽东从农民的不满中看到革命的力量，而蒋则感到强烈的不稳定感。
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1日，蒋介石的溃败速度如他获得荣耀的程度一样令人费解。一种最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蒋领导的政权已完全腐烂，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已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即使一些来自异域的旁观者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费正清在20世纪40年代初也在重庆，他形容这座陪都“就像一个个的破盒子堆成的垃圾堆”，他像当时尚未成为主流的一小群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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