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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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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7）
梅棹忠夫的《所谓日本》是我读到的关于日本文明的最好的入门读物。它有力地消除了我们对于日本碎片武断式的理解：日本人是模仿的动物，日本不过移植了西方文明……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日本不仅仅意味着凶残的战争制造者，索尼与松下电器，或是儒家文明与西方技术的混合体，他们像我们一样拥有自身的传统与独特性。
“来自黑洞的使者。”1983年，在日本国力民族学博物馆任职的梅棹忠夫这样被介绍给法国的听众。因为日本像黑洞一样吸纳着各种信息，自身却不发出任何光线，不对自己作出任何解释。也因此，外界对这个国家充满猜测。
63岁的梅棹发现，外来者常常通过两种模式来理解日本，一种是日本的模仿文明，一个世纪以来日本通过不断模仿西方而建立起一个酷似西方的文明，而在此前它模仿的则是中国；另一种是转向说，日本人具有极强的自我修正能力，在19世纪西方冲击到来后，他们改变了原有的道路。
1957年因发表了《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论》而获得成功的梅棹相信，这两种理解方式都是典型的线性思维，认为只有遵循了西方式道路才可能成功。他所提出的“平行进化论”则说明，日本与中国、朝鲜等远东文明并不相似，它的发展轨迹也不可能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就突然转向，事实上，日本在自身社会的发展与西欧文明的兴起遥遥呼应，日本从一开始就具有欧洲文明的要素。
在17~19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分裂成近百个藩，这与欧洲近代的城邦制很相似，同时由于这些藩都在德川家康为首的幕府统治下，这一统治又类似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制。17世纪开始兴起的町人则像是欧洲同时代的商人一样富有进取精神，他们拓展商业活动，并带动了消费，日本的陶瓷业在16世纪便得到了飞跃发展，17、18世纪则是酿造业发展期，在17世纪末，作为出版业中心的京都已有了70~80家书店，每年出版170种新书，好似日本的文艺复兴……尽管17~19世纪的日本常常被视作一个“锁国”的年代，但这种锁国却恰好终止了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日本自身的文明开始逐渐发育，其特殊历史遗产给它带来的发展恰好与欧洲文明相似。于是，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在1853年入侵日本，并非使日本的发展方向转向，而是使17世纪就开始孕育的近代萌芽获得更有力的复苏与生长。
比起突变论，梅棹更相信文明的连续性。也只有了解了昔日日本的传统，才能对今天的困惑作出某种解释。为什么日本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获得成功，而其他亚洲国家都失败了？日本的汽车与电子技术的领先，是因为日本很早就开始了工业革命。日本既吸收了中国传统也吸收了西方文明，但归根到底，它拥有自己的生长方式，不管是儒家或是基督教，其实都从未真正占领日本，日本文明的奇特性在于它吸收的外在力量越多，它自身的传统就保存得越好。
阅读梅棹忠夫这本小册子充满愉快，尽管他的论点并非总是具有说服力。但他平心静气的叙述方式却委实动人，而且他是一个比喻高手。除去黑洞的比喻外，他还说日本文明是“受信机”型的文明，发信功能比较差；他还说比起其他国家，日本文明就像是鱼类中的海豚，尽管它和其他鱼类一样在大海中游泳，但没人知道它来自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当然，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都可以宣称自己的国家是鱼类中的异类，像中国这样的体积庞大者，也可以毫不羞涩地说自己是鱼群中的鲸鱼。但梅棹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提示是，用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思维理解世界是武断而不可靠的，我们必须学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进行思考。他曾提到过各国世界地图的不同，在美国出售的世界地图，是以北美与拉美这块大陆为中心的，或者以大西洋为中心来描绘地球形象的；而在日本的世界地图上，日本跑到了中央位置，英国和北美则被安排到边缘……天哪，清除我们根深蒂固的妄自尊大、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是一项多么艰难的挑战啊。
200年前，当托马斯·杰斐逊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密谋摆脱英国人的统治时，欧洲世界仍在马可·波罗创造的“中国神话”中不能自拔。200年后的今天，民族情绪与反美情绪在中国时起时落，并呈现令人惊异的上升倾向。北大、清华的学生一面高喊着打倒美国，一面为明天的赴美签证而忧心忡忡。你可以嘲笑他们的虚伪，但同时却能真切地触摸到一种因为中国的强大而逐渐恢复的民族自信正在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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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1）
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
没有资料详细记载中国与美国的第一次相遇。1784年，美国商人初次到达广州时，两个国家已运行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上。尽管巴黎贵妇的客厅中依旧以中国的瓷器、丝绸品为时髦，但是中华帝国在达到其辉煌顶峰的同时也陷入停滞不前。乾隆不是彼得大帝，他对于外部世界缺乏任何兴趣，在1793年接见英国使者马嘎尼时，他要求对方行三叩九拜之礼，对于新式火器不屑一顾。
而只拥有13个州的美国正试图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理想国”，创建者们的理想主义使得美国的独立超越了国家独立的范畴，英国保守自由主义大师埃德蒙·伯克的阐述令人信服：“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这一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任何现存国家中的力量的变化，而是由于在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的国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关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势方面引起巨大变化，就像一个新行星的出现会在太阳系中引起巨大变化一样。”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仍只是世界舞台上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色，尽管心有不甘，它仍几乎就是英国的附庸。美国的缔造者们是一群世界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热衷于法国的生活，而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几乎是依靠阅读英国文学为生，他们最杰出的作家华盛顿·欧文因为赢得了欧洲同行的敬意才在国内大放异彩。但是，法国人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这个充满乐观、略显粗俗的国家具有一种罕见的创造性，他们将热情投放在商业活动与发明创新上。对于自己制度的自豪甚至自大感与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们乐于将自己的理想与别人分享，并常常一相情愿地认定对方会接受。
中国没有区分美国与欧洲列强的差异，他们都是洋人。尽管前者具有强烈的传道热情，上海的美国商人大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传教士则说如何将异教徒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当他们发现只有更直接的帮助才能吸引中国人时，教会开办了医院。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美国人潜意识中觉得既然英国已经主宰了印度，中国则是最后一个庞大而值得拯救的地区。
“洋务运动”像浮在中国社会表面的一层膜，它脆弱而缺乏力量，与普通中国人毫无关系。一位士大夫的极端言论在官员与民众中间都颇有号召力：“宁愿看到民族灭亡，也不愿看到生活方式改变。”
广东青年容闳比李鸿章、严复甚至康、梁更有力地表现出中国必须面临的变革。后者将西方文明理解成富国强兵的技术手段，而容闳，这位1854年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却在这里呼吸到截然不同的空气。他称，在耶鲁所受的教育向他展示了“被愚昧蒙上了眼睛的人绝不可能看到的责任”。他相信，“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可以获得新生，变得开明强大”。直到1872年，容闳才有机会实现他的梦想，120名穿长袍的中国孩子被派遣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这次伟大却迅速夭折的实验，表明中国青年游刃有余地接受了美国生活，他们藏起了自己的辫子，在橄榄球比赛中活力四射，比美国男孩更容易获得姑娘们的青睐……
而此时的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铁路贯穿了东西大陆，持续不断的物质增长正激活他们扩张的欲望。他们已买下英国人、法国人掌握的土地，用武力占领了墨西哥。当僵化的慈禧太后与脆弱的光绪帝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权威时，西奥多·罗斯福则是美国的典型形象——野心勃勃、气质豪迈且粗野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2）
幼童的悲剧
在1872年至1875年间，120名9至15岁的中国少年分四批被送往美国，按照派遣他们的李鸿章的期待，他们将在这里学习语言与技术，并最终进入军事学校，以便将强兵之道带回中国。他们还被要求在漫长的学习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传统，在目睹火车、电报、*这些新事物的同时，恪守三纲五常的中国内心。
来自有着5 000年历史的中央帝国的十几岁的少年，与不过100岁的年轻国家的相逢，最终通向了一个令所有人惊叹的方向。在有关人类命运的描述中，没有比描绘青年人的成长、变化更令人怦然心动的题材。年轻的生命睁开双眼，努力捕捉世界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并迅速而深刻地被新环境重新塑造。一群幼童，在一片迷惘中来到一个他们从未听说的国家，置身于一个与童年记忆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短短几年内，他们几乎成长为与生养他们的国家毫不相关的一代人。
的确，在那一群幼童中，詹天佑、唐绍仪等出类拔萃之辈，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们引进了铁路、电报、海军与现代外交。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在洋务运动之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与这些留学归国幼童间建立联系。于是，我们看到在甲午战争变成了中日两国留学生的战斗，是一场哈佛、MIT、普林斯顿的同学们彼此间的较量。
“我从没见过有那么高的摩天大楼……这里有煤气，有自来水，有电铃，还有一种‘升降梯’……”一位叫李恩富的幼童在后来的*中写道。他还就第一次见到的铁轨评论说：“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样的车可以在上面行走，而且据说是被‘火’推着。”接下来的冒险似乎更有趣。在那些与私塾迥异的学校里，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绰号——“老犹太人”、“小旋风杰克”或是“比目鱼”，他们脱去了锦缎小袍，剪掉辫子，穿上运动装，打橄榄球，骑自行车，打猎，野营，与那些金发碧眼的姑娘们跳舞，他们还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吻……他们的表现是如此出色，在他们中一位叫钟文耀的帮助耶鲁大学的赛艇队连续两年战胜了哈佛，在毕业典礼的表演节目单上，他们占去了7个节目中的4个，他们还令人嫉妒地、轻易地赢取 了姑娘们的芳心。所以，当他们最终不得不回国时，为他们送行的美国人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不少人戴着眼镜，悠闲雅致的神情就像当地的新英格兰人”。
流传至今的两张反差极大的照片，为幼童的命运改造提供了再恰当不过的隐喻，它明确无误地显示出历史的可能性：第一张照片摄自6位少年刚刚到达旧金山时，他们头戴瓜皮帽，宽大中式的长裤长褂使他们的身形显得极度瘦弱，他们表情呆滞，却又过分老成；几年后，这其中的4个人加上另一个人，除去西装所带来的着装的改变，他们的表情令人惊叹，这些少年英气勃发，双目炯炯有神，自信而坚定。
如果10年时间足以重新塑造一个群体，那么对于更为辽阔的中国而言，这种可能性也同样存在。事实上，作为中国参照坐标的日本，就成功地做到了。在明治所代表的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舰队面前屈辱的国家，就变成了西方之外最强大的新兴权力中心。
但历史的悲剧性正在于此，你明明看到了未来，却不得不由于难以驾驭的力量，而滑向了相反的方向。这群被紧急召回的幼童在整个成年的岁月中，又回到令人窒息的环境。就像刚刚到达美国时，旧金山给他们带来的震惊一样，当他们回到上海时，他们被更大的震惊所俘虏。没有他们假想中的微笑的人群与亲人，一位陆姓的迎接者用独轮车来接他们，于是他们异国的装束与神情，暴露在嘲笑的人群中，而且时间漫长。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依靠与众不同的教育获得了超然的成就，他们成为了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创者，成为了民国总理，李鸿章与袁世凯的幕僚或是孙中山的支持者。而另一些人则被迅速遗忘，一些人在战争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惟一相同的是，由于共同的奇特背景，那10年境外成长的经验，将他们塑造成中国社会的局外人，在从北京到香港的广阔的空间，从1881年到20世纪4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几乎再也未能感受到新英格兰空气蕴涵的欢乐。他们中最勇敢的两位谭耀勋与容揆，拒绝了归国的命令，他们已经离不开这个更开阔与自由的新世界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3）
“最年轻的列强”
189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声音。这项旨在使美国同样获得其他列强的待遇的政策，或许暗含了部分美国理想主义者所说的“使中国独立”。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可能独立。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使洋务运动破产，而百日维新也在六君子的血迹中收场。知识阶层吸收外来文明的努力与在民众中广受欢迎的义和团运动相比，显得颇为可笑。
孙逸仙的理想主义与伍德罗·威尔逊颇为相似，他们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却缺乏具体的操纵能力。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短暂的袁世凯时期与漫长的军阀时代。自上而下的变革再次失败，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青年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与大部分人口的现状，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民间传统力量会对剧烈的外来变革进行怎样殊死的抵抗，或者干脆视之不存在。对于北京的百姓来说，民国不过是剪掉辫子或是换了皇帝的王朝。美国人Ｎ·佩里对此评价道：“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孙中山、梁启超、唐绍仪这一代的确失败了，但是胡适的一代却开始成长。这个1910年来到美国并在康奈尔大学英文写作比赛中获奖的青年，比同龄的任何中国人都西化。像在日本的鲁迅一样，他抛弃了实用学科，而转投人文领域。那时的美国，正是进步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强烈的上进精神深深感染了胡适。他将杜威的实用哲学视作最适合中国的良药，坚信美国文明即是西方文明与世界文明。胡适与其同代人的强烈亲美姿态，暗示着美国对中国的实质影响在20世纪终于开始显现。这种影响并非输出政体、军事制度，而是文化与思想领域的新文明形态。
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确比流血革命更有力地将“这世界已经改变”的信息传达给中国社会。
“中国的文艺复兴”，西方学者喜欢评价那场由归国留学生发起的文化改造运动。16世纪那场由人文主义者们开创的盛世，当然不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它洗刷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一种热情洋溢的、充满好奇、尊重个人价值的思想取代了中世纪的晦暗与压抑。“中国的文艺复兴”则使西方的价值观念第一次如此集中而全面地展现在中国面前。27岁便享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一闻其名就“激动得浑身发抖的人物”，他被笼罩在奇异的美国文明的光环之中，他从提倡白话文、鼓励新文学到赞赏自由恋爱，几乎无所不能。胡适与留日归来的周氏兄弟和更为极端的科学主义崇拜者陈独秀等一道促使一代中国青年改变了心灵。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4）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美国公众周期性的中国热，似乎在20世纪上半叶重又回潮。19世纪末的排华情绪消除了，对古老帝国的好奇心被传教士们与新闻记者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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