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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7）
在1985年，中国最流行的一本书来自于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于自己身份的质疑，通过这本书达到了顶峰。这本书粗暴与煽情的写作方式，使大多数读者相信，中国人懒惰、自私、不讲卫生……一直到中国打开国门前，中国人都相信自己拥有着无比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既来自于传统的天朝帝国的传统，也来自于我们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但如今，他们发现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却有着更好的物质条件，更自由的生活。对于中国的质疑，对于外部世界的向往，伴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加，越发显著。一位当时的学生俞敏洪说，他甚至希望飞机将他空投到美国，多年之后，这位一直未能如愿的学生创办了新东方学校，成为赴美留学基地。
　　一些最为基础的东西是不能动摇的。*在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但越来越强的社会情绪出现时，一些调整也显得迫在眉睫。1986年迎来*结束的第十年，对于深入探讨毛泽东与文化革命的努力越来越多。而在这一年9月接受美国CBS直率得近乎粗鲁的记者迈克·*的采访时，*说，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在提到当前中国时，*也相当坦诚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事实上，*或许比任何人都命思想已不能解决问题。面对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革命思想已不能解决问题，更多年轻的、拥有更好的职业技能的官员必须被引入政治系统；城市改革中遇到种种困境，仍主要是过时的体制所带来的；他也知道，面对改革停滞所带来的痛苦，提高速度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在1986年6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在这一年的11月9日，他还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到了1987年迅速转化成现实，在那年的十三大上，一些更为年轻的、富有改革意识、理解现代政治与经济的官员被引入了最高决策层，当时新华社的记者杨继绳发现，5位政治局常委“一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仍未能实现在这一届大会上退隐的愿望，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但仍是国家军委主席。与邓同时从中央政治局退出的还有另外两名*，陈云与彭真，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史的某种化身，也共同遭遇*的*，*一直在努力说服他的同代人为年轻人腾出空间。当时间来到1988年时，“价格闯关”则成为提高经济改革速度的举措。价格双轨制所带来*与经济秩序混乱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988年也是自1984年以来持续积累的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的时刻。激进的价格改革举措，立刻引起全社会的恐慌。在物资匮乏备感紧张的同时，长沙政府面对特大丰收的白菜市场，为了维持价格与农民利益，出资11万元收购200万白菜倒入池塘中。来自知识分子、诗人与艺术家的声音在这一年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崔健在这年演唱了《一无所有》，而在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沙龙中，*、*的词汇使用得越来越频繁。。　最好的txt下载网

邓小平时代（8）
重组中的世界
　　由于历史过分短暂，资料不够充分，我们仍不足以对1989年的混乱作出足够的评价。但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而言，1989年的确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对于已经85岁的*，这一年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它让他记起了更为年轻时那些更为动荡的岁月。
　　1989~1991年间，世界重组了。英国历史学家将1914年~1991年，定做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以一次大战开始，以苏联解体终结。在这77年间，意识形态的争端贯穿了整个世界。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格雷则说，20世纪的奇特之处在于，人类第一次不是因为争夺资源，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世俗的信念而战。最初它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引发的，他在上台之后问道：“如何摧毁这一官僚巨石？”他采取的摧毁方式，允许人们获得表达自由，在1986年2月的讲话中他说：“诚实和坦白地告诉党与人民有关我们政治和实践活动中的缺陷，有关经济、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不利趋势以及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两个月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则将苏联当局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它在这一灾难前的表现，充分地表现出这一政权的傲慢、迟缓与过失。到了1989年，对于昔日罪恶的追寻已逐渐摧毁了苏联帝国的基础，往昔的光辉岁月都变了味道，《真理报》甚至开始连载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3月26日举办的自1918年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选举中，许多共产党候选人被击败。苏联的变化，很快在东欧诸国引发了连锁反应，事实上，自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这些国家一直潜藏着一股激流。4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在40多年以来第一次举行了多党选举，5月2日，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用以防止该国人民逃亡奥地利的218公里的围墙。6月4日波兰举行新的全国大会，团结工会占有了其中99％的席位。这一切在11月10日到达顶峰，在那天清晨，成千上万的东德与西德人开始共同拆除已建立了27年、象征着冷战的柏林墙，东德政治局在11月8日集体辞职。在柏林墙拆毁同一天，当政了35年的保加利亚总统日夫科夫辞职。这一切最终像难以控制的雪崩，12月25日罗马尼亚的*者奇奥塞斯库被枪毙……东欧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的变化，在苏联国内则引发了更为剧烈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已经难以控制他所推行的改革。不错，他和乔治·布什分享了诺贝尔奖，并在叶利钦帮助下粉碎了一场政变，但苏联也最终在1991年正式解体。
　　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外部因素对它的作用往往像内部因素同样重要，全球性因素对于中国影响非常显著。没有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会有中国共产党，而即使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如果中日战争不爆发，那么中国的局势不会发生变化，而中国在1956年走向一个激进立场，也与匈牙利事件与赫鲁晓夫的党政关联紧密……
　　在1989~1991年之间，中国再次面临一次激烈的全球性变革。*是在1989年11月8日辞去他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在这一天下午3点，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决议，4点时，他前往人民大会堂与参会者照相留念。在他离开大会堂时，作为新当选的总书记，*一直把*送到门口，在临别时紧握着他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式告别政治舞台的时刻是11月13日，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对于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代表说：“（这）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　想看书来

邓小平时代（9）
但没人真的相信，在这个艰难而动荡的时刻，*会真的离开政治舞台。中国正在陷入少有的孤立状态。但*显然相信，外来者无法了解这一事件的复杂性。在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他说：“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而在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12月1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再次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永远也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也是一个备感迷惘的时刻，原本清晰的道路，似乎又失去了方向，甚至一些根本性的质疑也开始产生，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则更增添了这种迷惘与忧虑。想想看，从陈独秀起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就是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中成长的，一直到毛泽东彻底掌握领导权之前，苏维埃经验都直接影响着中国的革命。而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则干脆直接从苏联复制了所有可以复制的模式，在那个半个世界都插上红旗的年代，人人坚信东风必将压倒西风。即使赫鲁晓夫打破了斯大林神话，中国也只是指责了修正主义错误，而非苏联模式本身。两国领土的争执将原本已受破坏的关系推到了新的低点，苏联变成了“扩张成性的帝国”，但从未有人怀疑过列宁仍是中国革命的精神导师之一。但现在，那个一直作为参照系的国家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他们正在考虑是否依旧保存储存有列宁遗体的水晶棺。一些年轻与自负的理论家们则开始对于历史的变迁作出解释，他们说“历史已经终结”。
　　没人意料到*在1992年的南巡之举会引发如此革命性变化。他已经88岁，他拥有的惟一社会性职位是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是的，他仍拥有无人匹敌的影响力，但他的权威性多少因为1989年的风波有所损害，那些改革中的反对派则重新获取了话语权。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间，他乘专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次后来被广泛引证与评论的行程，在最初却被中国的新闻界刻意忽略了。在前后六次讲话中，*再次阐述了他的主要主张。他相信衡量国家与制度是否优越的基础是生产力；他解除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间的界线，他说市场经济同样可以为中国所用；他从未放弃对政治路线的强调，他与毛泽东一样相信*主义是打不倒的，而为了确保这一点，党组织与国家机构必须有高效、年轻化、廉洁；防止和平演变的最好方式，是比对方做得更好；他也强调了自己的实验主义哲学：“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　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对于全球局势，他仍保持乐观，他相信尽管历史仍按照*到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预测进行着，既然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用了几百年，屡经王朝复辟，那么社会主义也可能经受暂时的挫折，他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要问题，中国反对霸权，并永不称霸。

邓小平时代（10）
当然，对于中国与世界而言，在这次南巡中，最令人们激动的是，*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政策，还提出更大胆的号召。为了表明自己对于略显停滞的改革步伐的不满，他甚至用了他在讲话中很少使用的比喻，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他也显露出只有他那一代身经战争年代的人才有的气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这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但关于他的猜测仍在未来几年中不断进行，香港的报纸连篇累牍地试图从每一个细微的信号里寻找到他的健康状态。在他1992年充满不寻常的朝气的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增长期，而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评价似乎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种新的统计方式表明，中国不但不会走向崩溃，而且正在成为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1992　年11月28日，拥有150年历史，以理性、冷静富有洞察力著称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6页调查，名为《巨人翻身》。这篇文章第一次用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平均购买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按照这种新模型，*13年改革的成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2/5、日本的2/3，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平均GDP则达到了2　700美元，是当时官方数字的7倍。而一片不景气正包围着此刻的世界，日本的泡沫破灭了，美国经济萎靡不振，俄罗斯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陷入动荡之中。中国却开始焕发无限生机，并且她宣称自己仍信仰社会主义。
　　尽管*的身体日趋衰弱，他也曾经深刻地忧虑将国家的命运与一两个领导人的命运过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但他新选定的领导集体却正在获得越来越高的权威性。1992年，*从上海来到北京，他与*有过不短的合作经验，他将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
　　1993年、1994年，*的文选再次增订出版，它的印量没有毛选那么大，却同样引起了购买的热潮。在回顾自己漫长而坎坷的一生时，*也看着自己过去的朋友与敌人中最后一批幸存者纷纷离去。1992年，李先念与聂荣臻去世。1995年，陈云去世，自延安时期以来，他一直是*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1978年时支持*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
　　*的遗嘱显示了他多么尽力地去遵循自己的承诺，他竭力去除个人因素对于中国社会过大的影响力。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抛洒在中国大地上。他也不用像毛泽东那样担心他的遗产被篡改，他的继任者继续推进了他经济改革的政策，在他去世8个月后召开的*十五大上，继5年前破除计划经济迷信之后，又破除了所有制的迷信，一些更为敏感的旁观者发现，在这次大会上，再没有一名经过长征时代的老代表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故事仍在继续
　　对于邓的遗产，我们今天仍持有争议。没人会否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同样蕴涵种种缺陷。一位社会批评家说我们正在面临“现代化的陷阱”。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平衡的社会；*日益猖獗，并有可能形成制度性的；这个国家正在失去灵魂，变成*裸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对权力与金钱的崇拜；而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也很少见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这一盛况——知识分子如此彻底地撤离公共生活……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占据这个国家70％以上人口的农民，仍未能寻找到有效地参与这个国家进程的方式，这也是困扰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所有中国政治家的问题。

邓小平时代（11）
与此同时，一些过去常常被我们忽视的问题也正在妨碍这个国家的继续发展。艾滋病、环境的可持续性与日益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正在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障碍。我们已拥有超过100万的艾滋病人，这个人数可能在10年后超过1　000万人；中国2/3以上的主要城市都有严重的缺水问题，被污染的空气、河流与森林已成为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观念的支配，男女的性别比例已达到116∶100，人们或多或少会意识到，20年后当超过3　000万的青年男子无法寻找到婚姻爱情时，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慌乱。
　　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要承认，*可能是20世纪所有主要的政治领袖中争议最少的一位。比起过去150年的剧烈动荡，1979~1997年的中国历史像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它没有全国性的混乱与精神迷狂，中国故事的主题不再是对抗侵略、军阀混战、阶级斗争、暴力活动，而是经济发展、如何提高每个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中国不仅摆脱了孙中山时代面临的全面性危机，甚至在外部世界也逐渐获得尊敬，西方世界多年以来谈论中国即将崩溃的习惯到了20世纪结束时，突然全部转变为“中国崛起”与“*”。中国再次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试图追随的楷模。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她解决了香港与澳门的回归问题，尽管台湾的情况没有她最初预料的那样乐观。
　　中国的故事依旧在继续，但她已变得日益复杂。在2001年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社会学家们发现中国社会已至少可以划分为十个阶层。很显然，不管是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还是毛泽东所依靠的农民都不足以概括中国。当孙中山去世时，是广播与报纸通报了这一消息，而当*去世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与互联网了解这一情况。当*出生时，钢铁、石油、海军力量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而现在人们谈论的是电子战争。与前几位政治领袖不同，*最后20年身处的时代，或许面临更为根本的社会性变革——全世界正在完成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移过程中，国家主义彻底失效了，它越来越不可能控制个人的生活。也因此，*时代在20世纪最与众不同之处是，国家与社会的重心重新向社会一方倾斜，“解放思想”实质上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强调。而在此之前，不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强调将国家置于一切个人之上，政治组织随时可以进入社会每一个角落。
　　也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一种新的历史观逐渐引起了更多的注意力。黄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