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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农场生活中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是不多的，别的女孩子都在织毛衣，她却削铅笔；人家扯皮聊天，她却作笔记；每逢假日，连队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串门玩耍，她却趁此良机静静地写上几天。　　　　
　　冬天，她参加伐木队，进了久已向往的东北大森林——小兴安岭。每日清晨，她起得很早，事先磨好斧子，上山就拼命地干起来，一天任务半天完成，余下的时间就看书写作。那黑暗的帐篷，杨木杆儿搭成的床铺，烤不干的棉（革兀）（革拉），对她都是那样亲切。当湿的树杆儿在她枕边萌出嫩芽的时候，诗情画意便从她的笔端流了出来，她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散文《大森林的主人》和短篇小说《小鹿》。　　　　
　　四年过去了，她在农场种菜、压瓦、伐木、搞科研，当过通讯员……生活中有过艰辛曲折，学习和创作也有过酸甜苦辣。写字没有桌子，只好趴在炕沿上写，垫在膝盖上写。后来捡到一张人家不要的破炕桌，她在桌面上贴上鲁迅像，又包上一层透明的塑料布，每天作笔记，好像鲁迅先生时时都在望着她。她的业余创作，也遭到某些人的中伤和诽谤，什么“名利思想”，什么“成名成家”，常常扣在她的头上。她咬着牙，顶着别人的白眼写去。农场没有书读，读文学书还会惹麻烦，她就啃《中国通史》。只有回到杭州探亲的时候，才算回到书的乐园里。父母想尽办法借书，一家人互相传阅、朗读，并且争论不休。在假期里，她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红与黑》、《欧根·奥涅金》、《高老头》等许多名著。在家庭的和谐气氛中，一切不愉快的遭遇都烟消云散了。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断治愈她心灵上的创伤，也敲开了她的心扉，使她变得更加聪明和更加顽强。　　　　
　　经过生活的磨练和文学作品的熏陶，她的个性越发鲜明了。一位女友曾推荐了本《简·爱》给她看。在那位女友看来，她类似简·爱那种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命运搏斗的女性，为了追求平等与自立，她可以忍受最大的痛苦，做出崇高的牺牲。但是抗抗却说：“我不否认这一点，我愿意做一个个性顽强、意志坚定的人，但我最喜欢的小说，却是哈代的《苔丝》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个女性为反对封建的传统习俗和邪恶势力所作的斗争，使我震惊，也使我深深受了感动。我敬佩她们为争取自己的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和信念，喜欢她们那种丰富的感情，复杂的内心世界。作为叛逆的女性，我认为她们要比简·爱更彻底。”　　　　
　　张抗抗所处的环境与同龄人相比更多几层苦痛。在新中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因为父母蒙受冤屈，她也跟着倒霉。来自学校社会的伤害，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她过早地承受了精神压力；而在北大荒的　　
　　日子里，除了饱尝所有知青的苦难之外，因为她是一个结了婚，又离婚，有了孩子的女人，生存环境的恶劣，精神上的折磨达到了极点。然而磨难愈烈，抗争愈强，事实正是这样。她不甘于命运的摆布，敢于追求美，追求爱，追求光明，拼搏向上。十年内乱的那些困难日子里，她从来没有被压垮，也没有被淹没。　　　　
　　　　　　　　　　　　　　　　　　五　　　　
　　“四人帮”以“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招牌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埋葬了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也蹂躏了一切优秀的作家。爱好文学的青年想要写书，只能在荆棘中悄悄地向前摸索。她明知走上这条道路的后果，但在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已被强烈的创作冲动得不能自已了。　　　　
　　她学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做为自己的宗旨，来到北大荒以后，总想把在农场的生活和战斗经历描绘出来。从回973年夏天开始，她着手准备素材，酝酿提纲，想试一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　　　　
　　1974年春天，她回到杭州治疗甲状腺囊肿。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全力以赴，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两个月写书二十多万字。稿子还没有誊清，就因劳累过度高烧不退，又住进了医院。一天，她正在堆满书的床头量体温，两个陌生人拎着一筐苹果走进来了。他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特地从上海赶来，安慰病人静心养病，并悄悄向她母亲要去了原稿。很快，出版社向农场给她请了创作假。她出院以后，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第二稿。接着，又去上海修改定稿。一部长篇小说，从初稿到出版，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编辑谢泉铭和陈向明是两位严格的老师，常常是前一天改完的一章交给他们，第二天又退回来。他们的文学修养高，又善于辅导，不断启发我挖掘生活素材。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怀念和感激的两个人。　　　　
　　这部描写知识青年在黑龙江农场生活的长篇小说，取名《分界线》。它反映了张抗抗在这个历史阶段所抱有的一种政治信念。这种信念是长期的正统教育所形成的。她在生活中看到年轻人在逐渐分化，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农场办场中存在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知识青年中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纠葛在一起，出路究竟在哪里呢？作者试图用自己的政治信念给复杂的生活作出一个答案。她在作品中赞美了脚踏实地、大搞农场建设的人。主人公耿常炯是个实干家，他在战胜涝灾、洪水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品质，是可贵的高尚的。在今天的四化建设中，仍然需要创作这样的青年典型。　　　　
　　1975年小说出版后，她写过一篇《在生活的激流中》的创作体会，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主题是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对“主题先行”一类文艺理论的有力反驳。　　　　
　　关于这部作品的缺点，她自己说：“这部小说最大的误差，似乎不是它反映的生活是否真实，而是它仅仅凭着青年人一种善良的愿望，去呼吁人们分清真理与谬误的界线，而作者本人对这种界限也是分不清的。我在小说中鞭挞了口头革命派，但作为具体的人物形象，却是不准确的。我批判了一个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不懂生产而又看不到青年力量的负责干部，但我无法从根本上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这部小说出现在历史转变的前夕，由于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它没有揭示出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够真实的……也许我那时过分重视了‘浪漫主义’，而使人物过于理想化，这是极左文艺思潮时期文学作品的通病，应引为教训。”　　　　
　　《分界线》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练笔”，作为长篇创作的甘苦尝试，这对张抗抗是重要的。但在文学的文本意义上，《分界线》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虽然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语言、结构等等，都有她自己的特色。这部作品，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因这部《分界线》，正像很少人关注谌容的长篇《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一样。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张抗抗的崛起，也不是一日之功。　　　　
　　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她在创作上就写不下去了。文坛上的种种怪现象，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她苦恼，使她难以动笔。她说：“我祈求社会进步，希望变革，对旧的传统势力无所留恋，希望看到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可是，这种变革的希望在哪里呢？我摸索、寻求，一遍遍，一次次，每到那不可逾越的高墙面前，只有退回来……”她在不断地解剖自己，探索社会，这个时候，她不晓得：她距离真正的“分界线”，已经不远了。　　　　
　　　　　　　　　　　　　　　　　　六　　　　
　　她回到农场不过三个月，她所祈求的变革真的到来了。“四人帮”的垮台，迎来了祖国的新生，她也迎来了创作的新生。　　　　
　　1977年初春，她在《黑龙江文艺》上发表了散文《迎新》，表达了祖国和人民在经历十年动乱之后，迎接新时代来临的激动心情。　　　　
　　这年6月，她离开生活了八年的农场，进了省文化局在艺校开办的编剧学习班，学习创作。她说：“两年中，我除读了一些古典名剧和近代优秀剧目以外，没能写出一个拿得出来的剧本。第二学期，我尝试写了个电影剧本，第三学期写过一个多幕话剧，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看来不单纯是技巧问题，而是我的创作思想没能突破禁区，还在老框框里打转转。”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我国的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许多老中青作家都在展翅飞翔。新形势的发展鞭策着张抗抗。在北京、上海、杭州的良师益友常常写信给她，给她带来各种新鲜思想。她的父亲，对于女儿的创作思想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他尖锐地批评女儿，指出她的弱点。对此，她说：“我是一个固执己见、自信而又骄傲的人，对这种批评经常不服气，就在信上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论战持续了很多次，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用心良苦而技法蹩脚的画匠，总想回避模特儿本身的缺陷，把他杨得太美，结果反倒不像。”父亲抓住了女儿的要害，女儿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终于，这位年轻作家的创作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她在给友人的信上写道：“我们常说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某些本质方面，可是我们的小说中所描写的现象，都是虚假的，变了形的现象，还能反映出什么本质呢？我们就这样背叛了生活的现实，成了一个说谎的孩子。”对于她过去的创作，她说：“这些习作虽然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但却过于浅浮。”　　　　
　　不到三十岁的张抗抗，经历了社会主义的非常时期，终于跳出无形的圈子，思想上注入了新的血液，于是，创作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思想革命的标志，就是《爱的权利》的诞生。　　　　
　　农场八年，条件是艰苦的，“但最艰难的不是物资生活条件，而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自己对于文学事业的热爱得不到理懈的环境。我从谣言和中伤中走过来，伤害我的人有的是因为忌妒，有的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必然。我由此深深憎恶扼杀一个人纯真的愿望和感情的那种世态，《爱的权利》就是从我自己这种感受出发写成的。”关于这篇小说，她还说：“‘爱’是个范围很广、含义很深的圣洁的字眼。我的同伴们都有过对于自己未来的甜蜜的梦，他们有过自己的爱好、兴趣、愿望、理想。但是，这十几年来，许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忍痛抛弃了它们。人们常常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人，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事业，爱情与社会的冲突、与环境的冲突，依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因为爱人民、爱祖国，所做的一切事都会被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普遍的、最可悲的是，爱情竟成了可以用物交换的廉价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并没有立即恢复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愤怒和眼泪依然存在，阴影并未在人间消失。这到底是为什么？频繁的政治运动，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权利。阴影不驱散，新时期阳光便透不进那些创伤深重的青年人的心胸。我是用我心中对‘四人帮’及封建残余的仇恨来揭示这个主题的。在塑造舒贝时，我倾注了我心中全部扩新时代唤醒的爱。如果没有比常人强烈得多的爱憎和鲜明得多的认识，你的作品能给予别人一些什么呢？”这篇小说能够引起反响，获得成功，原因就在这里。　　　　
　　从此，她的笔一发不可收拾了，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中篇、短篇、儿童文学作品、散文、杂文不断产生出来。1979年6月，她调入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80年6月，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这一年，她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学习。　　　　
　　　　　　　　　　　　　　　　　　七　　　　
　　一个时期以来，张抗抗这个名字，引起了文坛的注目。从1980年下半年到1981年初的《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文艺报》、《小说季刊》等报刊上，陆续可以见到对这位新人及其作品的介绍。评论者说她的作品“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显示了对不合理事物的谴责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她的作品“多数都在读者心灵中激起了共鸣的波澜。”《北方文学》还辟专栏对她的短篇小说进行了讨论。　　　　
　　这位青年作家的成名之作——短篇小说《爱的权利》，从1979年第三期《收获》上发表后，分别被六家出版社收入短篇集中。　1980年，她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小说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悠远的钟声》、《鸡蛋里的哲学》、《夏》、《白罂粟》、《飞走了，鸽子》、《去远方》等六个短篇小说和《地下森林断想》、《天鹅故乡琐话》、《云中谁寄锦书来》等散文，还在这一年三月号《收获》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的《短篇小说选》收入了她的《白罂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收获》丛刊第一集收入了她的《淡淡的晨雾》，并以此为书名。《夏》被评为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此篇为名出了一本短篇集，还出版了她的中篇童话《翔儿和他的氢气球》等等。　　　　
　　多年的大动荡创伤了人们的身心，但灾难里，生活中本来存在的高尚、纯洁、勇敢的东西同时得以表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基本上恢复了平静的生活，然而这场“革命”带来的后遗症，仍然危害着今天的社会；新时期，又产生一些新问题，紧迫地摆在人们面前，但是许多新生的、美好的人和事更多地出现了。面对现实，张抗抗严肃地思考起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她的同龄人。　　　　
　　在张抗抗的小说里，主要人物多是富有个性的青年，故事多是发生在今天。《爱的权利》透过一个音乐家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不仅描绘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专制年代的遭遇，而且写出他们的美好品德。重点还是写三个年轻人：姐姐舒贝屡遭挫折，受伤太深，当光明真的到来之时，她变得麻木的心还醒不过来，拒绝深深爱恋着的人的爱情，并阻碍弟弟爱好音乐，她仍然固守自己的信念—一一切都不能爱；弟弟舒莫，勇敢地“加入了‘异教徒’的行列”，他坚持爱好，准备爱一切值得爱的东西；姐姐的男朋友李掀，思想敏锐、深刻，对待生活既有诗人一般的热情，又有哲学家的理智。这个故事里没有更多的悲欢离合的情节、也没有把社会的弊端丑恶简单地摆给读者，而是通过三个青年人思想的冲突，从更深的角度开掘人性、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等重大问题。长达七万字的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描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被错划成右派已得到改正的思想家荆原，被邀到大学讲演，由此掀起不小的风浪，不同人物在这场风波中充分表露出自己的思想面貌；荆原经过二十二年的苦难，失去了家庭、妻儿，但他深邃的思想，正直的品德，磊落的心胸，却磨练得更高尚了；这个过去被人踩在脚下的人物，在新时期又发出震撼人的力量；他的两个儿子却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大儿子郭立柽由于屡遭打击，在政治风浪中学会看风使舵，变成唯利是图、专门整人、连起码的父子之间的人性都丧失殆尽的政治小丑；而前妻罗阡也成了没有独立人格的依附者。这些被异化了的人物，表现出过去年代的一个侧面。荆原的小儿子郭立楠，真正有些像父亲，在他身上充满着新时代青年的朝气和勇敢；而郭立枢的妻子梅玫，经历痛苦的思考之后，觉悟了，焕发出新的光彩。他们是新时代积极向上的青年代表。小说通过这几个主要人物的语言行动，描绘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波澜。《夏》的故事发生在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以后的大学里，岑朗，明朗、大方、热烈、浪漫，她思想敏锐活跃，有独立见解，这是作者歌颂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新型青年。吕宏是个入党多年的学生干部，她思想僵化，虚伪，居心不善，对岑朗与梁一波的友爱关系横加干涉，这不只是因为她看不惯岑朗，而更重要的是她自己爱上了梁一波。为了达到目的，她整人，报复，耍了不少手腕。年轻人由于性格、爱好的不同，而产生纠纷是很自然的，但小说揭示的却是他们在思想方法、精神境界、情操修养个性上的截然不同，表达了人们对思想解放的向往。这篇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同反响，《北方文学》从1980年第十期至1981年第一期，发出八篇文章，展开讨论，热烈称赞的居多数，同时有的也指出如创作上的不成熟之处，也有的评论认为“作者在反映大学生活的真实性方面有某些失真之处。”但没有一篇是从根本上否定它的。《白罂粟》的主人公是一个已经刑满就业的老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