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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征战历程-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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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驯欢４媸盗Γ煊�5月18日晚当机立断，下达撤出四平命令。
不能不考虑从四平全线撤退了。林彪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
在这之前，林彪向秘书口述命令：“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下。”不久，他得到3纵的电报：“新6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6时进占哈福站。”林彪于是又向秘书口述命令：“再命塔子山守军，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情况确实万分紧张。林彪把陈正人（后方总政主任）和我叫去，要我们草拟为撤退四平告全军的电报，他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6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侧后迂回，封闭四平守军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他又继续说：“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胜利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然后他对这时站在他面前的所有的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3纵的防线被新6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然后他把作战部长和情报处长叫来，交代了下一步：
“7师于三道林子北上，7旅于四平东南高地掩护全线撤退。”
最后，他亲自拟了个电报，把情况和决定报告了毛主席和东北局，并得到批准。
（陈沂：《四平保卫战》）
19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并告彭真：
（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三）如果采取此种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弹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四）长春以南铁路应迅速彻底破坏。（五）究应采取何种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林彪收到此电时，我军已从四平撤退完毕。四平已被国民党占领。
四平的保卫战历时31天，毙伤敌万余人，我军伤亡8；000余人。
四平保卫战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林彪在5月20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谈了4条原因：
1。在野战中以各个击破的行动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消灭和消耗。
2。在国民党71军于四平以南与新一军靠拢后，我军因无各个击破的可能，遂将主力转向四平以北支援守城部队，增加了守城部队的兵力，并以激烈的战斗阻击了敌人的包围迂回。
3。敌人未估计到我们守四平，故来攻四平的部队先后进入战斗，先后被我挫折，我守备的工事和信心亦随之增加。
4。我守城部队也完成了它的任务。
国民党占领四平，蒋介石大悦，急派白崇禧飞临四平慰问。他觉得东北有杜聿明在就可以放心了。忽然，蒋介石又想到东北还有个熊式辉碍手碍脚，于是提笔拟成一函至熊式辉：
“天翼兄，东北地位特殊，形势复杂多变，政策稍有不慎，可能后患无穷。吾兄老成练达，党国多有倚重，深望于近期内拟收复东北、治理东北之方针大计赐我，军事方面可由光亭权宜处理。”
就这样一封“表扬信”，客客气气地解了熊式辉的兵权。
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防御战，这种战法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长处所在，我军长期适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游击作战形式，广大指战员是第一次打这种城市防御战，很多人都感到不习惯和不适应，甚至不理解，而实战中我军又损失了一大批刚从关内调入的老骨干，大家都感到很痛心。
这种情况，造成多年来许多亲历这一保卫战的老同志对这次作战的是非得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
我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于是，我于5月12日给中央发了辰文电，就四平保卫战提出了我对东北局势的意见��我发给中央的这封电报也始终未见回音。我军在四平打的这场正规阵地防御战，从4月中旬开始，一直打到5月中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敌我双方攻夺异常激烈。国民党军队虽被我大量杀伤，但仗恃其兵力雄厚，仍疯狂地轮番向我进攻。我军的伤亡相当严重，最后，不得不放弃阵地后撤。西满分局驻地已在此之前移至齐齐哈尔。当时我方并曾作撤出齐齐哈尔的准备。但国民党军队进到松花江边，占领了吉林、长春以后，也无力前进了。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一天，毛泽东约我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到他住地，我们边谈话边争论问题。当谈起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问我：“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我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我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通过这次同毛泽东的谈话，我才明白，当初林彪既不撤兵又不给我回电的原因所在。
（《黄克诚自述》第205页）
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市防御战。虽然取得了毙伤敌人1万余的战果，阻滞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我军劣势情况下，过多的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我军动用不少兵力，以浅近的防御纵深，在兵力、火力并不得心应手的状态下，在那样长的战线上，打那样长的时间，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我军虽打得很英勇，也取得了作战经验和教训，但付出了8；000多战斗骨干伤亡的代价。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
不论是东北局或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战前都没有说或者计划过要来一个四平保卫战。四平保卫战是逐渐形成的。��四平保卫战过去40多年了，给我们最大的教益就是把我们的和平幻想彻底打掉了，使我们大家从保卫战中觉醒过来，深深体会到，没有根据地的作战是水上浮漂，是不能战胜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
（陈沂：《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在极其艰苦的守备中，以劣势装备挫败了用美械装备武装的敌人的进攻，狠狠打击了敌人企图用武力独霸东北的狂妄野心。同时也锻炼了部队，取得了打阵地战的经验，增强了打守备战的信心。
（梁必业：《第一纵队四战四平》）
在四平与四平以南地区的作战中，我军3个作战方案和设想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还是迟滞了敌人，使敌人“4月4日占四平，4月8日占长春”的如意算盘破产，这是防御作战的一个收获。此次作战，我军抗击了国民党军10个整师，守卫四平32天，歼敌万多人，消耗了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为后方根据地建设赢得了时间，防御作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万毅：《回忆四平四次作战》）
回忆起四平保卫战来，我始终认为它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正确的。当时提出的“变四平为马德里”的口号，大大鼓舞了军民的士气，起了积极的作用。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战略口号，但这个口号和四平保卫战本身一样，多少年后，仍使人记忆犹新。
（左叶：《回忆一战四平和四平保卫战》）
在这次战役中，我守备部队虽然多数是在东北新组建的部队，但在防御中英勇顽强，使完全美式装备的敌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提高了我军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延缓了敌军北犯的进程，使哈尔滨以北的我北满根据地，有较多的时间去巩固，使敌军占领长春后不敢继续北犯，也使我方在对敌谈判中，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这些都是四平保卫战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刘瑞森——当时的中共四平市委书记兼四平卫戍司令部政委：《四平保卫战前前后后》）
至于后来人对这一战役的研究，见诸各种报刊、文章中的观点就更多了。
这些不同的看法肯定都有自己的道理和根据。但他们之所以产生不同的认识，主要在于他们各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这场战争的。或许这些看似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具有互补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但要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寻求一个共同点，根本的办法是要离开各个角度去站在一个制高点。
这个制高点在哪里呢？
这应该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观察这一事物的那个点。
毛泽东明确表示：“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定的。”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毛泽东的决定又受到中央领导各种意见的影响和各种情况反馈的制约。
在四平保卫战前后，中央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四平保卫战结束第二天，5月19日，中央又致电林彪并告彭真：“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人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这是中央对四平保卫战的一个总结性的定性的评价。
从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四平保卫战不是领导层对和平抱有幻想的反映。
当时在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文里，经常出现类似“国内和平有希望”、“最后一战”的说法。有的文章认为这是对和战问题思想糊涂，似乎打四平保卫战是不想作长期斗争，而对和平抱有盲目性的反映。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
事实上，当时的一些电文对于“和平”这个字眼的使用，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指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和平建国方针；有时又特指同国民党的停战谈判和停战协定的签订，在提“最后一战”时，一般都是指停战协订的签定。应该说，无论是党中央还是高级领导层，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对和平抱有百分之百的诚意，但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蒋介石不会向我们施舍和平，完全要靠我们的实力和斗争。
一方面，要在停战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必须靠军事作战的有利态势；另一方面，停战协定的真正实施，仍然要靠我们的军事实力。
四平保卫战正是蒋介石不承认我党在东北的任何地位的情况下，我党看透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一两个胜仗来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而产生的。
第二，四平保卫战不是因为过多地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的产物。
尽管军事学家历史学家给这次作战起了个四平保卫战的名字，并定性为城市防御战，但通观当时历史文献，不难看出，这次作战的根本意图并不在于守住四平，而是通过打一两个胜仗来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地位。要打仗总是要有阵地，即使运动战也总是要有阵地，是城镇也好，是山头也好。只不过因为当时敌我态势造成了这个阵地选在了四平及其周围地域。四平保卫战实际上是以四平为阵地保卫东北的一场战略性作战。
我们不否认当时的作战命令上使用了“死守四平”、“化四平为马德里”等提法，这当然也可以作为作战目的来理解，因为如果四平能守住，岂不更好。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作为一种作战意志和坚定信念的口号来理解。正是这些口号，使作战部队激发了顽强的战斗作风。
有的人认为四平没有守住，就说“四平不是马德里”。其实，“化四平为马德里”这个句子在这里用的是既形象又准确。30年代，西班牙的马德里保卫战与四平保卫战有许多相似之处。那次战役也正是西班牙军阀佛朗哥集团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挑动内战，西班牙人民在自己政府的领导下在马德里进行英勇抵抗。同样可惜的是，马德里最后也落入敌手。
保卫马德里的战争从1936年10月起，前后坚持两年又5个月，由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用虚伪的所谓“不干涉”政策帮助侵略者，马德里在1939年3月陷落。
在这一时期指导东北严重斗争的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毛泽东在修改1946年7月7日东北局《关于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中阐述的一句话：
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也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因此，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
这段话是毛泽东亲自写的，说得是再明白不过了。
第三，我军的伤亡损失不应作为否定四平保卫战的理由。
此役我军伤亡8；000余人，而且都是老骨干。这确是很痛心的事。但是，甘蔗没有两头甜，要战斗就会有牺牲。在中央看来，在当时抓住时机打一两个大胜仗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在中央的电报指示中反复讲到“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3月27日电）、“不惜任何牺牲”（3月24日电）、“尤其是不惜牺牲”（3月25日电）、“不惜重大牺牲”（3月25日电）。可见中央的决心何等之大。
第四，作战样式的特殊也不应该成为否定四平保卫战的依据。
四平保卫战同其他战役一样，在作战指挥上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打城市防御战，确实不是我军的长处所在。但是，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样式，只能依据主客观条件而定。四平保卫战时，敌未料到我军在此有防御，而采取逐次增兵的办法，这就便于我军在预设阵地上将敌各个击破。
在已正式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中收录了一篇题为《四平防御战不能成为一般作战方针》的电文。有人认为此文中“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一句，是对四平保卫战的批评。这是有误解的。
首先，通观此电全文，本意恰恰是说明了四平保卫战采取的特殊作战样式，适合于当时“因敌未料到我军有防御，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的特殊条件。
所谓“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完全是告诫对四平的经验不能到处滥用，特别是在敌人大举增兵对我守军进行包围攻击的情况下，我军不能死守待毙，而应以运动战创造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
这里还想提到的是，上述这一电文虽然被收录《毛泽东军事文集》，但让人费解的是，《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绝大部分文稿都出自毛泽东手稿或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唯有此电文是根据某个“油印件刊印”。
而作者却在东总当时的作战电报里发现一份林彪于1946年5月27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使用的一段话与收录《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那段电文基本相同。
林彪给中央的这份电报分两个问题，全文是：
中央：
（一）向吉林进攻之敌，已发现四路，兵力番号皆不明，我决心撤至松花江北岸，收容休整及兼顾设防。暂以南满及程世才部队，在敌后打鞍山式的战斗，及打运输线。待松花江安全有保证时，再抽兵出来，到敌后打敌。
（二）公主岭、长春、吉林未守之原因，除时间仓促，来不及站住脚跟、布置防线和工事外，还由于防线太宽，公主岭防线至少三十里，长春防线则一百八十里，吉林防线五十里，如敌先将我军包围，然后集中兵力突破我一点，则状况甚难设想。四平街（四平）之能久守，乃因敌未料到我军防御，故逐次增兵来攻，被我各个击破，且敌曾在野战中遭受过我军所给的大的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乃一时特殊条件所形成，而不能作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目前我军守大城市，则许多中小城市将被丢掉；许多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不能利用，敌如继续增兵，对我守军进行包围攻击，则我仍然要放弃大城市，因此我军自四平撤出后，对公主岭、长春、永吉决定放弃不守，以免陷于被动。
林彪
林彪的电文里第二个问题中的一段话与收录《毛泽东军事文集》里的这段话竟如此雷同，但作者认为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作者倾向于这段话首先出自林彪的电文，不会是中央主动发表的对四平保卫战的评述。而可能的情况是，中央收电后，对这段话也表示认同，作了一定圈点后，又批转各战略区以引起注意。如实情确实如此，就更不应以此作为中央对四平保卫战的批评的根据了。
当然，作者无力对此进行考证，这只能是推测了。
00、万毅回忆和评论四平保卫战
1946年3月5日我来到抚顺，在开军事会议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林彪。那天，带我去见林彪的是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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