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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
在国民党内，有公认的“三大秘案”。
　　所谓“秘案”，并非说做得天衣无缝，毫无蛛丝马迹可寻，而是指扑朔迷离，似是而非，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各有各的说法，令人如堕五里雾中。并且，事件本身也隐晦曲折过甚，错综复杂至极。
　　“三大秘案”之一的廖仲恺被刺案即是如此。不妨让我们对廖案作一番简单回顾。
　　1925年8月20日，是广州异常闷热的一天。
　　早晨，廖仲恺起得稍微晚了一点，因他为给黄埔军校筹款一事，头天忙到深夜才回家。他匆匆吃了几口稀饭，就同夫人何香凝登上汽车，前往中央党部所在地的惠州会馆，赶去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106次会议。这是一个差不多每隔三四天就要开一次的例会，开会地点通常也是不变的。
　　汽车朝惠州会馆急驶，半路上有人示意拦车，此人是国民党监察委员陈秋霖。廖仲恺停车一问，陈秋霖说有事正要去廖仲恺家商议。廖仲恺便请他上车，一同先去中央党部。汽车到中央党部，廖仲恺、陈秋霖跟随卫兵下车后朝大门走去，没走几步，突然响起一阵“砰砰啪啪”的枪声，廖仲恺、陈秋霖应声倒地。此时何香凝正和碰到的妇女部的一位同志说话，见有人行刺，大喊：“抓人！救命！”同时奋不顾身地去扶廖仲恺。此刻，有四五个原先埋伏在中央党部门前骑楼底下石柱后面的凶手如漏网之鱼般奔逃了。
　　何香凝和卫兵赶紧将廖仲恺、陈秋霖抬上汽车，送往医院抢救，但是为时已晚。身中四枪的廖仲恺，一枪击中头部，一枪伤在腰部，两枪穿入背部，半路就停止了呼吸。陈秋霖也身受重伤，两天之后不治身亡。
　　由于孙中山先生已于当年3月12日病逝北京，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忠实战友，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举足轻重。可以说党、政、财、军大权在握，其重要职务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工人部长、中央农民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所有党军和各军官学校及讲武堂党代表。就是这样一位手握重权的风云人物，竟然轻而易举地倒在了刺客的枪口之下。
　　廖仲恺被刺，举国震惊。当时国民党内分左、中、右派已是公开的秘密，廖仲恺是公认的左派代表。他的被刺，不啻为一次大地震，预示着国民党内将有重大变动。但究竟情形如何，形势怎么逆转，党内外都在拭目以待。
　　廖案发生当天，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迅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局势，采取对策。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3人组成，负责执掌政治、军事、警察大权以应付时局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同时，有共产党人杨匏安、周恩来参加，负责对案犯的侦缉与审讯的廖案检查委员会和廖案审判委员会也成立了。这3个委员会立即展开了工作。
　　然而，调查来调查去，先后抓了好些人，却始终未能弄个水落石出。非但如此，反而越抹越黑，越调查疑团越多。比如：
　　平时中央党部都有警察站岗，案发当天，警察却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任凭何香凝怎么呼救，却就是不见警察的影子，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凶手逃之夭夭。这是否有人故意网开一面，里应外合？
　　案发前几日，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就告诉廖仲恺，说有人要暗杀他。可为什么执掌警察大权，负责警卫工作的吴铁城却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警卫措施？显得掉以轻心，大大咧咧？
　　尽管中央党部警卫疏忽，但凶手并没有全部漏网，其中一个叫陈顺的，被廖仲恺卫兵击中，做了俘虏。就在陈顺断断续续招供了几句，眼看线索就要清晰之际，陈顺却一命呜呼了。这究竟是凶手伤重不治而死，还是有人杀人灭口？
　　凶手陈顺在临死前，供出这样几句：“香港给胡毅生、魏邦平几十万元打‘猛子’（‘猛子’系广东方言，指有名望、有权势的大人物），给两百万元打共产党”，“‘猛子’是廖仲恺、鲍罗廷、汪精卫、蒋介石……”，“刺杀廖仲恺是受朱卓文指使，朱卓文给了1万元。”从陈顺身上搜出手枪一支，经调查证明是朱卓文提供的。8月25日，汪精卫下达了逮捕林直勉、胡毅生、朱卓文、梁鸿楷等疑犯的命令。谁知隔墙有耳，胡毅生、朱卓文等人早早得到消息，抢在汪精卫动手之前跑到香港去了。只逮捕了林直勉、梁鸿楷等，审讯时林、梁断然否认刺廖，并且在被捕后又越狱潜逃了。①
　　

引子（2）
胡毅生是国民党当时的一号人物、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堂弟，二胡均为国民党右派，这一点人所共知。胡毅生等人经常在胡汉民家议论朝政，策划活动，这一点二胡本人也不否认。由此看来，胡汉民对胡毅生、朱卓文等人的刺廖计划是知情的，并且很有可能就是主谋。但是，廖案发生后，胡汉民却表现得镇定自若，胡毅生等逃匿后，谁也拿胡汉民没法，因为谁也找不出胡汉民是此案主谋的有力证据。
　　胡毅生、朱卓文等人不但是国民党内著名右派，并且和廖仲恺私怨极深。1924年，胡毅生在胡汉民支持下参加广州市市长竞选，因在选举中舞弊，被廖仲恺查办，失去了升官发财的机会；朱卓文曾任粤军旅长、中山县县长，因办事不力受过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廖仲恺的处分；林直勉和廖仲恺有重大分歧，丢了大本营会计司司长之职；魏邦平、梁鸿楷为粤军军长，从来拒不上交防地税收，中饱私囊，廖仲恺上任财政部长后，一再严令统一财政，任何人不许截留国家税收，这就断了魏、梁等人的财路。政治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冲突，决定了他们和廖仲恺不共戴天。．但他们承认恨廖仲恺，甚至造谣说廖仲恺是共产党，却坚决否认参与策划了刺廖案。逃匿10年后的朱卓文，一次与人闲谈刺廖旧案时，这样吐露道：“国共合作后，###……在粤省到处……煽惑农民暴动，杀害地方士绅，……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广州南堤有一俱乐部，名曰‘南堤小憩’，余倨居其间。大家对此赤焰甚为切齿……决议歼其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仑、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机枪炸弹击之，务使群凶同归于尽。下手前一日，余诫赴义诸死士，当熟勘地形，以利进退。讵此辈……竟将此谋泄闻于卫戍部某侦察员……时吴铁城任卫戍司令，闻讯大惊，即以电话向余诘询……反复以公私情谊相劝止。余……知不可为，遂亦作罢。然大家恨共之积忿迄未少消，而一时对鲍罗廷、加仑……又无可奈何，乃转而埋怨亲共之汪（精卫）廖诸人……但亦止于口头谩骂，初无何锄奸计划可言也。一星期后，某日余方午睡，陈顺同志匆匆自外来，言杀廖事……余知……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纸200元与之，促其离穗。世人所谓朱某杀廖，如是而已。”到了1941年，时隔16年之后，潜逃中的胡毅生也打破沉默，接见称作“余不足观阁主”者，答复所询廖案旧事，说刺廖系“一些私恨于廖先生者乘机借刀，实不若外传之甚”，“吾辈多被株连”，坚决否认自己参与谋杀。①
　　就这样，廖案嫌疑者不少，但究竟是谁谋杀，主犯何人，至今不清。
　　廖案如此扑朔迷离，“三大秘案”之一的“中山舰事件”，甚至还要错综复杂，神秘莫测。
　　“中山舰事件”发生于1926年3月20日，所以又称“3·20”事件。事件的性质，是已变成新右派的蒋介石悍然发动的一场反革命政变。过去人们一般都以为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是在1927年4月12日，亦即“四·一二”政变。殊不知，就蒋介石而言，那已是故技重演了。如果没有一年前的首次政变，蒋介石就篡夺不了领导权，登不上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宝座，后来他本人及国共两党的历史，自然就要重写了。
　　围绕“中山舰事件”的迷雾，多少年来从未廓清。
　　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但随即就向苏联顾问团表示了“歉意”。
　　蒋介石一手发动了“3·20”政变，三天后却又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写一报告，自请处分。内云：“此次事起仓促，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
　　蒋介石派兵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驱逐苏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季山嘉等，矛头所向已很清楚。事后，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却先后发表文章，一再否认蒋介石曾经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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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3）
蒋介石下令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旋即又将李之龙释放，并声言是“误会”。而事件中蒋介石所倚重、信赖的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徐桴、伍朝枢等人，又一个个受到了他的打击。王柏龄被撤去二十师师长之职，陈肇英被撤去虎门要塞司令之职，两人限期离开广州。吴铁城被撤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之职，欧阳格被撤去中山舰代理舰长之职，徐桴被撤黄埔军需处处长之职，然后予以查办。国民政府委员、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伍朝枢被驱逐。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远在上海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兴高采烈，以为蒋介石终于和他们站在了一起，成了自家人，于是去电嘉勉。谁知蒋介石并不领情，对西山会议派绝无半点亲昵。著名右派代表人物邹鲁写道：“中山舰事件，我们去电奖励蒋介石，倒博得蒋介石大骂一顿。”对此，汪精卫后来也说道：“我还记得当3月20日之事发生后，西山会议派高兴得了不得，曾发出一个嘉奖蒋同志的电报，以后看见蒋同志依然继续联俄容共政策，方才复归于攻击的态度。不但西山会议如此，便是其他同志，也未免有些以为蒋同志何不‘一不做，二不休’，横竖3月20日之事已给联俄容共政策一个打击，何不直截了当抛弃联俄容共政策，省得以后又酝酿爆发出无穷纠纷呢？”①
　　蒋介石生前多次谈到这一事件，但都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似有难言之隐。当年5月间，他在宴别全体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时，提到了中山舰事件，闪烁其词：“将来历史上拿我给各同志的信，及我和几个同志时常所说的话，可以证明这回事实，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这只有我个人知道。”在事件3个月后，他在孙中山纪念周上演说时又说道：“若要3月20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②后来，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曾有幸看过蒋介石日记，有人问她关于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是怎么记的，陈璧君凄然一笑，答道：“还不是说汪先生勾结共产党要害他么。”
　　更令人称奇的是后来邹鲁的一番话。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邹鲁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陈公博同乘一列火车。途中，两人在不经意的闲谈中谈到了“3·20”事变。邹鲁兴奋地说：“公博，你知道3月20日事变的原因吗？”不等陈表态，他又接着说：“其实这只是伍梯云（伍朝枢）玩的小把戏。自从展堂（胡汉民）出亡莫斯科后，大家都感觉没办法，怎么方能拆散广州的局面，只有使共产党和蒋分家。于是商定，我们在外边想办法，伍梯云在广州城里想办法。一天，伍梯云请俄国领事吃饭，跟着第二天便请蒋介石的左右吃饭。席间，梯云不经意地说，昨晚我请俄国领事吃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近日前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吗？蒋的左右随即将此情况报告了蒋。蒋生性多疑，便怀疑共产党要干掉他，要不就是汪先生要赶他。但他既不能找梯云去问，更不能找俄领事去问，只有刺探于汪。说他东征后，想去莫斯科转转。汪先生见蒋的言语态度很虔诚，就答应了。蒋见汪应了，就又提出希望曾仲鸣（汪精卫秘书）和陈璧君陪他出国，陈璧君正想去，就忙着制皮大衣等，又天天催蒋走。蒋氏更确信汪要赶他，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请蒋先生参观，听说当日蒋要拉汪同去，而汪说他参观过，没有答应。蒋更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因此，蒋遂决定###反汪，这就是3月20日事变的真相。梯云的一个小把戏，不想竟求一得二，不止###，而且也赶了汪。这是大家当时没有料到的。”①
　　总之，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说法很多，疑团簇簇，迷雾重重。有道是涉深水，采珍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研究，客观公正地探求事件的本来面貌，看看历史的小姑娘究竟披着一件怎样的面纱，这面纱又是怎样披上去就揭不下来的，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
　　

引子（4）
不过，大凡复杂的历史事件，都须追根求源，讲清来龙去脉。细节不漏，枝蔓不弃，慢慢理会，娓娓道来，看起来琐碎，却是认识事件真相和实质所必需的。这似乎用得着一句民间俚语：“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那就让我们从头讲起。
　　

大　　　　势一（1）
清廷的大龙旗也曾趾高气扬地漫天招展，猎猎飞扬。然而这兵强马壮，气势恢弘的好景，从1644年入关算起，满打满算也就200年，随后就像霜打了的茄子，开始发蔫了。下坡路是从倒霉的道光皇帝开始的。1840年，蓝眼睛、黄头发、高鼻子的英国人，挑起了一场鸦片战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外国列强把中国视为“东方的黄金世界”，争先恐后地前来疯狂掠夺。掠夺的手段，就像十位数之内的加法那样简单，总是一个模式：先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再强迫中国政府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在清政府苟延残喘的60多年里，留下了这样一些屈辱的记录：1840—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签订了中美、中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中英、中法《北京条约》。1884—1885年中法战争战败，签订了《中法新约》。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1年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就像一块大蛋糕，被垂涎三尺的帝国主义列强你一刀，我一刀，瓜分得差不多了。
　　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在被列强打败之后，逐步向列强屈服，并依靠列强的支持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最后竟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和看门狗。慈禧太后在镇压义和团起义时咬牙切齿说出的那句“宁与外族，不与家奴”的话，再好不过地道出了清政府的丑恶嘴脸。然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丝毫挽救不了清政府覆亡的命运，只能激起国内人民的革命和反抗。病入膏盲的大清朝气数已尽，行将就木，中国的一个新纪元就要开始了。
　　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本是医生出身的孙文，立下大志，要医治中国社会，挽救中华民族了。1894年他曾北上上书李鸿章，提出革新政治主张，结果被拒绝。于是，孙文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开始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当时类似兴中会的革命团体还有一些，为集中力量，在孙文的联络、组织下，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极为简练，16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孙文，字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人。为躲避清政府特务的迫害，他在日本以日本人中常有的姓“中山”为名，进行革命活动。同盟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这样，孙中山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成了公认的民主革命的旗手。
　　生气勃勃的同盟会进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四川等地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然而都失败了。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总部的帮助下，运动武昌驻军工程第八营官兵发动了起义。武昌起义犹如一颗火种丢在了干柴上，迅即形成燎原之势。至11月下旬，全国24个行省，有14个省和上海一地光复独立。接着，独立的行省代表齐集武昌，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共和制。后各省代表又在南京开会，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