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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关系，现在的领导集体中首脑人物如黎元洪、汤化龙、吴兆麟等更是和所有革命党都无关系，所以人家非常热情的把几位领导迎了进来就拉倒了，根本没有将权力让给你黄兴的意思。11月2日，宋教仁、田桐、居正、胡瑛等，邀请一般同志开会。由居正提议，拟公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谓“可以兼领湖北湖南两省，节制各军。一俟湘省的援军到来，有了统一的指挥，必可以换回战局”。在座的同盟会分子，均极赞成【注8】。汉口刚丢，汉阳危在旦夕，这帮子书生革命党竟视冯国璋数万精兵如无物，开起了夺权会议，这种临危不乱，我行我素的二百五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不涉及利益之争的时候，溢美之词可以降价大甩卖，免费大赠送，可你千万别当真，这不前两天还热烈欢迎上级领导光临指导呢，等你真想当我的领导时，我就要和你说道说道了，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你们在哪呢，等我们胜利了，你过来就想当领导，有这个道理吗？很显然，你同盟会这几个人在武昌的能量是极其有限的，只要人家执意不让，黄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世界是讲实力的。

　　宋教仁急忙出来打圆场，说我们此来，是为奋勇杀贼而来，不是来争权位的。我们初到湖北来，于湖北的军队情形，不大熟悉。既是有利害的冲突，咱就不谈这事了。既然人家同盟会这边已经妥协了，武昌军政府这边也得给个面子吧，于是大家商定黄兴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统帅义军。可在这个总司令是你黎元洪委任还是众同志公推上，大家又产生了分歧，黄兴的意思是我属于公推的总司令，人家军政府这边认为，大家*选举完，也还得都督签署命令委任啊，咱的组织程序总得走啊，要不就乱了。最后，黄兴这边再次妥协，同意委任，但由居正提出了一个很扯的条件，必须郑重其事的登台拜将。

　　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人头攒动，鼓乐齐鸣，旌旗招展，先是宣读了一通很八股的委任状，然后黎都督授予黄司令印信等物，黄司令给黎都督行礼，众将官给黄司令行礼，黄司令再照例慷慨一番，最后还要阅兵，【注9】【注10】【注11】大兵压境之下，形式主义的东西一样都没拉。

　　只可惜折腾了这么大动静，黄兴的总司令却只当了24天，这一仗虽然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以不足敌人一半的兵力力敌强敌24天，绝对是一张超级满意的答卷，其作战指挥能力应当得到认可。可他竟然在汉阳失守当日即乘船东去，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关于黄兴的临阵离职，我见到两种说法，一种是起义军政府在汉阳失守后召开军事会议，黎元洪主持。黄兴认为汉口和汉阳已失，武昌难以固守，主张率领鄂湘两军转移攻取南京。黄的主张被多数人反对，参谋范腾霄说：“汉阳既已不守，武昌又拟放弃，试问还有什么能力可以攻取南京，如果湘鄂两军尚可用，则武昌当然可守。”霄的话被大家热烈鼓掌，会议决定死守。会议结束后，黄兴偕李书诚等乘船东去。第二种说法出自2004年12月2号的《人民政协报》中的文章《我的祖父黄兴与武昌起义》，其中是这样描述的：因为革命形势需要，先行回上海的宋教仁“以十万火急的心情，催促黄兴去沪……11月25日，黄兴指派蒋翊武代理总司令之职，何锡藩副之。27日晚，黄兴和李书城等秘密潜往大冶，然后顺流而下，航往上海。临行前，黄兴对蒋翊武、何锡藩亲切慰勉，说：‘时势推移，成功在望，惟望坚守阵地，以竟全功。本人此去上海，是扩大革命层面，谋求全国军政统一。你我时刻保持遥相呼应，认真联络。’”　

　　以上两种说法虽有不同，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黄兴在武昌最危急的时候弃起义军而去。两种说法都没有提到黄兴东去得到了军政府批准，我想这很难用疏漏来搪塞，起码他孙子是不会故意栽赃自己的祖父的，而其所谓黄兴指派蒋翊武代理总司令的说法如果属实的话，也印证了笔者猜测，因为如果黄兴向军政府请辞，则他至多只能推荐接替人选，而无权指派，如果真是他指派的，那么就说明他没有和军政府请示，也就是说黄兴极有可能是在危急时刻擅离职守，临阵脱逃。

　　就在冯国璋士气正旺，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之时，已经回京就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却严令其停止进攻，并派段祺瑞接替了其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这是怎么回事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二章　清帝退位　走向共和
袁世凯此时手握国家军政大权，特别是拥有强悍的北洋大军，武昌城中苟延残喘的黎元洪们，岂能放在他老人家眼里，可现在全国都革命了，平灭一个黎元洪容易，可要想让国家迅速摆脱战火，则殊为不易，就算是自己挥师南下，以雷霆万钧之力将一盘散沙般的革命党各个击破，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到时候疲惫残破之师，是否能帮自己应付朝中权贵的倾轧还是未知，因此他必须小心谨慎。

　　事实上，如能借大兵压境之势，换得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支持，那么不论是对国家，对黎民还是对自己之后的权力稳固都是最好的选择，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为了做到这一切，在冯国璋率部与黄兴的义军死磕之时，袁世凯三次约见了一个人，一个可以在他和革命党之间充当沟通桥梁的重要人物——汪精卫，向革命党人频频发出和平的信号。可革命此时正风起云涌呢，革命党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岂能接受你袁世凯君主立宪的政治设想，于是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一举攻克汉阳，黄兴挂职而去。

　　就在平叛形式一派大好的情况下，袁世凯却下令冯国璋停止了对武昌的攻击，并将急于立功的冯国璋召回，换上了另一心腹干将段祺瑞，打一巴掌揉三揉，袁世凯派唐绍仪率各省代表南下谈判。

　　袁世凯方面希望保留君主制，但虚化其存在，效法英国。而革命党此时正在兴头上，坚决要求推翻专制，走向共和，但是你袁世凯如果答应共和，我们可以选你当共和国总统，要说当时的中国，要想找一位能够得到各派拥护，又能平衡各派利益的人，实在不易，袁世凯的资历、身份、能力，使他几乎成为了唯一人选。

　　至此，袁世凯基本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走向共和，他是总统，走向立宪，他是大权总揽的内阁总理，下面的问题是如何达成协议，革命党人多嘴杂，且年轻冒失，要想他们放弃理想难度很大，所以回去劝劝皇上退位也许更容易些。但劝皇帝之前，他必须要得到革命党方面郑重其事的承诺，可问题是革命党四处闹革命，但都是自己闹自己的，都觉的自己不错，谁想代表大家，都没有足够的底气，这可怎么办呢？

　　终于，一个重要人物现身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来到了上海。同盟会虽然发生了分裂，但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且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同盟会分出来的，孙中山虽然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虽然不是最好，但确实没有更好了。

　　我们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提到孙先生了？是的，因为自从汪精卫“引刀成一快”以后，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能够进入本书的事件，有人说不对啊，还有1911年4月的黄花岗72烈士呢，对不起，那是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干的，孙中山只不过是事先知情，并给与了精神鼓励而已。况且黄花岗起义也未在本书着墨，不是因为72烈士不够英勇，只是为了节省篇幅，将笔墨着重于意义更加重大的武昌起义而已。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丹佛，起义三天后，孙先生才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相关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粮饷物资，虽然没筹到什么东西，但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

　　在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的不可开交，没有人想的起来那位在大洋彼岸打工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总管事的，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总统，其间武汉首功的黎元洪和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最后大家妥协的结果，一致推选了在辛亥革命中无所作为但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28日，决定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誓词如下：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元年元旦。

　　正等着革命党给准信的袁世凯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急了，不是让我当总统吗，怎么又蹦出个孙中山来，这里到底有我没我啊？

　　在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以冯国璋段祺瑞为首的四十多员北洋大将就发表了通电，宣称赞同君主立宪制，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北洋军势必拼死抵抗。这样的军事恫吓非常有效，本来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只是权力斗争后的折中产物，有职无权，有名无望，根本无力号令南方各省同仇敌忾，加上袁世凯所展现的政治能力以及开明的政治形象，使得很多的革命党与立宪派心目中，国家大员袁世凯远比政治流民孙中山更适合做民国总统，所以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宣称只要袁世凯实施共和，那么这个总统就让给你了。

　　既然如此，大家坐在谈判桌前好好谈谈细节吧，你来我往之间，最后敲定皇帝退位，但要给予优待政策，国家实施共和政体。一二三四的列了一通，比起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来，其待遇可要优厚很多，总起来说，袁世凯还是一个念旧情的人，没把事做绝。然后袁世凯入宫向隆裕皇后陈说厉害，现在海军全都叛变了，陆军就只剩北洋六镇，其他都归了叛党，这么下去我也无力回天，不如接受优待，退位了吧。当时革命党已经公开宣称只要走向共和，就可以公推袁世凯为总统，这使袁世凯在劝说皇帝退位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些阻力，有人认为袁世凯大奸大恶，私通革命党，携外力以压朝廷，而袁世凯是不想给世人留下逆臣的印象的，何况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确实也不是共和而是君主立宪，这时候，一群冒失的北方革命党帮了他的忙，因为北洋军*过他们，所以他们当街扔炸弹刺杀袁总理。那边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刚和袁世凯达成协议，袁世凯也开始劝说清帝退位，这边就搞暗杀，这就是当时革命党的现状，互不通气，各干各的。不光没杀了袁，还一下堵住了那些反对清帝退位的朝臣的嘴，怎么样，我袁世凯是忠君爱国的，不然革命党也不会要我的命，我可是一心为皇帝好啊，现在革命党的爪牙都已经遍布京城了，太后你看着办吧。这隆裕太后就是一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哪有人家老佛爷那两下子啊，事已至此，袁大总理你看着办吧。于是，袁世凯成为了*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他坚决不来南京履新，而最终定都在他的大本营——北京。

　　没有哪个朝代更替如大清王朝这般摧枯拉朽，几乎一夜之间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封建王朝，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塌。可推翻了帝制就等于推翻了专制了吗？改了国名就等于走向共和了吗？

第十三章　　朝气蓬勃的混乱年代
面对突如其来又混乱不堪的革命形势，手握重兵却选择了单方面停火并最终促成南北议和，以不流血方式迫使清帝退位，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将国家从内战拉回到和平之中，黎民苍生最该感谢的是袁世凯。可接下来面对各种棘手问题，摆在了刚刚诞生的*面前，摆在了刚刚上任的临时大总统面前。

　　首先，是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问题。清朝的垮台不是某一家或某几家起义军攻城略地，一城一隘的夺过来的，而是遍地开花，各自独立最终架空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地方政府的领导人虽然各怀心腹事，但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有效的协商，在民国政府和平取代清帝国政府之后，虽然有人提出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权利等主张，但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上却未见差异，唯独两个地方与众不同，就是西藏和蒙古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认为自己属于清朝版图，但清廷已灭，我们没有义务和责任成为你*的一员。

　　革命党起事之时，打出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我前面讲过，这么提是有道理的，而且有利于革命鼓动的，但在夺取政权后，这个口号就难免会让其他少数民族感觉不安，而各地的纷纷独立，又使得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们看到了自立门户的希望。所以在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做了如下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于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孙先生的意思很清楚，我们现在已经夺取政权了，咱们五个民族应该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你们那个独立，和我们这些省的独立是一样的，现在你们也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管辖。

　　孙中山发表了这个宣言后不久，袁世凯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他没有说什么“某某自古就是我国领土”之类没用的套话，自古？自古到什么时候啊？你自古到元朝，人家还自古到唐朝呢？再说自古是你的领土的地方多了，你都要吗？其实，自古以来分分合合本是历史常态，你强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你弱，对不起，这地方是就人家的，这个世界从来是靠实力说话的，强大如狮子，它在那地方曾经撒过泡尿，就说这地方属于它了，也没见有人跟它争。所以，民国政府没说自古只说现在：你是清朝的领土，而我是清政权的合法继承者，有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注12】为证，所以你就是我*的领土。你如果听话，咱们好说好商量，如果不听我就打你。

　　期间虽有曲折，但因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虽有英俄两强的无理干涉，最终还是保证了西藏蒙古未因清帝退位而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至于那个扯淡的麦克马洪线，不论是当时的袁世凯政府还是之后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

　　如果本书能不受干扰的写到2008年，我会更深入的讲述少数*，现在先不赘述。

　　袁世凯执政的几年里，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以发展，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灯厂，使电灯走入中国百姓生活，第一个自来水厂，第一辆电车等等。

　　袁世凯执政时期，颁布修订实施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注13】，为中国近代法制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和言论自由方面，袁世凯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某些方面至今未曾有人超越。

　　那时，有个叫戴季陶的，创立了一个叫《民权报》的报纸，从1912年4月16日起，以“天仇”为笔名，接连发表数十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如《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到5月20日，更是写出了题曰《杀》的短文：“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公然叫骂大总统一个多月，总不能不管吧，5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便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

　　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5月23日、24日，《天铎报》又以《戴天